晋秦麻隧之战以后，对楚决战已经成为晋国称霸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关于这一点，即使是主和派的晋国大夫士燮都并不否认。
士燮即范文子，士会的儿子，他在鄢陵之战前发表过两个很有名的观点，其中第一个便是：“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三强分别是齐国、狄国和秦国，他们陆续在鞍之战、交刚之战和麻隧之战中被晋国击败，楚国由此成为晋国的最后一个也是终极对手。
因此，虽然士燮强烈反对与楚开战，但对于继承晋景公遗志、志图争霸的晋厉公以及渴望建功立业、就此树立威望的晋国执政大臣栾书来说，士燮的反对注定会被反对。
很多人可能会拿“西门之盟”来说事，然而这不仅是晋国的外交“烟雾弹”，就连楚国也不再当回事。尤其是秦国被晋国在麻隧之战中击败以后，楚国已经幡然悔悟，明白是遭受了晋国的离间之计，因此双方的决战，已经势成必然。
战争爆发的契机又是自郑国而启。公元前575年春天，郑国因为贪图利益，和楚国结盟，同时开始攻打宋国。为了救援宋国、惩罚郑国，晋国经过商讨，决定出兵，同时向齐、鲁、卫等国发出邀请，号召各国出兵相助。
郑国自然要向楚国求救，于是楚国也出兵前来，晋楚春秋时期最后一次战略决战——鄢陵之战就此上演。
当时是公元前575年夏天，楚国早已听说齐鲁等各国会派出援军参战，为了抢在各国援军到达之前和晋军速战速决，楚军不惜违背“晦日行军”的军礼忌讳，于六月二十九日凌晨趁着晋军不备，大军直逼晋军的营垒列阵。
楚军大军压顶，而晋军营垒前面是一片泥沼，因此晋军无法出营列阵。有鉴于此，晋军中军主将栾书决定固垒避战，等各国援军到达后再行出击。然而郤至对此竭力反对，他认为楚军存在诸多兵家大忌，比如晦日行军不吉、主帅间有矛盾、楚王亲兵老旧等，主张立即决战。
晋厉公决定采纳郤至的主张。针对营垒前无法列阵的情况，据说当时只有16岁的士匄（gai，四声）提出了“塞井夷灶”的建议，就是把营垒中的井和灶填平，晋军在营垒中列阵，这不就解决了么？
士匄是士燮的儿子，士燮一直反对与楚国开战，所以对士匄的提议大为光火，据说他亲手拿着戈四处追打儿子，骂他小屁孩懂个蛋。然而不得不说，士匄的提议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变通创意，虽然不能确定在军史上是否前所未有，但确实是当前条件下的应变良策，值得称赞。
应该是当天，双方国君都对对方的战备工作进行了实际侦察，而且都有对方的“叛臣”陪同参谋。其中楚共王和伯州犁一组，他俩登上楼车，将晋军营垒中的各类情形瞧了个遍。
晋军这边是晋厉公和苗贲皇，相比之下，苗贲皇对楚军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知道楚军中军中楚共王的亲兵是真正精锐，左右两军则相对薄弱，因此建议晋军首先击破楚军左右两军，然后再合击中军。
晋厉公不仅采纳这个建议，同时加以深化，那就是从晋军中军各抽调一部分精锐部队，由中军将、佐分别统率，加强两翼，确定了首先击破楚军左右两军，然后围歼其中军的战役计划。
这里就要提到西周至春秋时期车阵大方阵作战的具体形式了，一般来说，各国军队都有三军，比如楚国的“左中右”军，晋国的“上中下”军（晋国最多时共六军，即上中下三军和新上中下三军）。
双方列阵开战后，绝大多数情况是双方的三军同时冲锋，比如中军对中军，左军对上军，右军对下军，各自分出胜负后再行帮助相邻军队，直至总体分出胜负。
这种脱胎于军礼制度的光明正大的对决，的确是当时战争的常规形式。我写过的大部分战争，哪怕是经典战例，都属于此类，比如韩原之战、泓水之战以及齐晋两国完全正面硬刚的鞍之战。
然而我们也知道，早在繻葛之战时，郑庄公就曾经打破常规，郑军的左拒和右拒先行攻击周天子军队的左军和右军，郑军中军不仅不冲锋，反而以鱼丽之阵顽强防御，待周军左右两军崩溃奔逃后，郑军三军再联合围攻周军的主力中军，结果大获全胜。
而鄢陵之战晋军的作战方针，无疑与此极为相似，当然，晋军有所改进，那就是中军的适当分兵，以求加强两翼的实力。这一点无疑是“用兵”指挥上的一大创新。
最经典也最独特的战法，出现在城濮之战中，如果您还记得，当时晋军是下军首先击溃楚军右军，而上军通过“示形”，调动楚军左军前进，然后晋军中军突然从楚军左军和中军的结合部楔入，将楚军左军和中军割裂开来，然后晋军下军协助部分中军狙击楚军中军，而晋军中军精锐和上军前后夹击、围歼楚军左军。
可以说，城濮之战是记载于军史的关于车阵作战指挥的最复杂也最精妙的层级，而这一战役的指挥者正是中国名将第一人的先轸元帅。所以不能不承认，名将和名战总是相辅相成的，名将因为卓越的指挥创造了名战，而名战因为其突出战绩和重要意义，势必深刻影响历史，名将又由此被历史铭记。
说了这么多，正是要强调，所谓车阵大方阵作战的形式，不外乎“3
Vs3”阵型下的各种排列组合，虽然算起来总数并不太多，然而它依然具有丰富的空间供指挥者们施展和挖掘。而这，便是春秋时代车阵作战指挥或者说“用兵”的真正精髓。
至于具体如何指挥，三军的攻击、防御等组合形式以及时间先后，正是要结合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研判和制定。
回到鄢陵之战。晋军落实部署之后，迅速出营，两翼部队绕过营垒前的泥沼之地，向楚军左右两军发起冲击，而中军则抵抗楚军中军的强力进攻。
关于这一战的双方兵力情况，历史同样没有记载，但大致估计，它的规模至少要强于城濮之战。而双方的实力，从情理推演，楚军作为现任霸主，它又寻求速战速决，应该是具备一定优势。
因此，虽然晋军有意识地寻求局部的以强击弱，然而楚军（包括郑军和部分蛮军）的确实力更厚，并没有出现左右两军彻底溃败的场面，这一仗就此打成了真正的实力决战。据说双方从中午一直打到夜色降临，依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负。
然而这一战楚军受损更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郑军和蛮军，因为战力有限，先期又被强攻，陷入混乱，渐次奔逃，郑国将领唐苟为保护郑成公败逃而战死。
更具代表性的事情发生在楚共王身上，战争开始后，他见晋军中军实力单薄，便率领楚军中军向之发起猛攻。然而他本人被魏錡一箭射中眼睛，若非养由基神射反杀魏錡，楚共王估计就要战死沙场了。而他负伤的消息毕竟使得楚军人气浮动，士气受损，从而削弱战力。而他的儿子，公子茂也做了晋军的俘虏。凡此种种，都说明楚军形势更加不利。
当天夜里，楚军全面修整战备，计划第二天再行决战。晋国听说后，判断再战的胜算不大，就耍了个小伎俩，向当日抓到的楚国俘虏散布也要决战的消息，然后故意放他们逃走。
楚共王听说后心里没底，连忙去找中军主将、司马子反商量。然而奇葩的事情发生了，大概是当天厮杀的太过疲累，再加上天性好酒，子反居然喝的酩酊大醉，别说商量了，估计叫都叫不醒。
如此关键时刻，中军主将居然如此操性，楚共王霎时间觉得心灰意冷，认定是上天要让楚国战败，因此下令连夜撤军。
第二日，晋军进占楚军营地，夺取了楚军没能及时带走的军粮。鄢陵之战就此以晋军的占据上风而告终。
关于鄢陵之战胜败的原因，其实没什么特别好分析的，从大局来看，晋国经过多年的全方位努力，连败齐秦等国，中原诸国都已会聚在晋国旗下，整个战略态势早已向晋国全面倾斜。在战场上击败楚国，取代楚国的霸主地位，对晋国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但需要指出的，此战以后，双方虽然又有过多次战争，比如晋悼公时期的“三驾疲楚”以及公元前557年晋国终于攻入楚国本土的湛阪之战等，规模及意义都已经不能和“三大战役”相比。因为楚国的重心已经转向日益强大的腹心之患吴国，北上中原的能力和意愿都已不足。
而晋国则再次陷入内斗的漩涡不能自拔，关于这一点，士燮在战前就已经提到，那就是他的第二个著名观点：“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意思是，外部安定了，内部就必然产生矛盾，为什么不留着楚国这个敌人，作为晋国内部团结的警惕和保障呢？
这大概就是士燮的深谋远虑吧，而鄢陵之战后，士燮便即预测晋国内斗势必上演，为了逃避灾难，他居然让巫师诅咒自己快点死。
不出士燮所料，仅仅一年后，晋厉公便向公卿大夫们下手，诛杀了郤氏家族的“三郤”，再之后，畏惧被诛的栾书等人联手杀了晋厉公。晋国因为内耗，对于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
因此，有人说晋厉公打败了楚国，也时为自己自掘坟墓。对此还是要分开来看，毕竟对外争霸和内部权斗虽然互有联系，但始终是两码事，对于历代晋国国君来说，称霸天下是他们矢志不移的追求和使命，也是最大的历史成就和荣耀，这才是晋厉公最该做的事，相信他也绝不会后悔。
至于击败外敌后必然产生内斗，从矛盾论来说份属正常，历史和政治，从来都是在各种矛盾的此起彼伏中持续前行，不同时期主要矛盾不同，该称霸时就得称霸，该内斗时就放手内斗。矛盾是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光想着避免矛盾，怕是永远都躲不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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