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
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已经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来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刘兰芝要织布还有一层考虑。
纺织是治家之道，在古代被称为“妇功”，为妇女“四德”中的重要内容。西汉《礼记·昏义》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同“三从”一样，“四德”也是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织布更是每个家庭主妇要操持的技能和实践。
由此可见，家庭状况、伦理文化都要求刘兰芝要没日没夜地纺织。
刘兰芝织布的背后
刘兰芝辛苦织作，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汉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表现出“男耕女织”的组织形态，即男子在田间从事农业活动，女人在家进行纺织活动，两者共同劳作来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这是汉代社会最为和谐的一幕。
事实上，早在汉初，统治者就非常重视“男耕女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载: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这段话深入阐述了发展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的重要意义：不发展农业，人民吃不饱肚子会造反；不发展家庭纺织业，人民衣不裹体，也会造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代大力提倡耕织，女性并不因家庭出身而享有免于纺织的特权。汉代社会上至官僚贵妇，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参加纺织活动。东汉时期临朝称制十六载的邓绥，出身官宦世家，幼年喜好研究诗书典籍，遭到了母亲的呵斥，从此白天纺织刺绣。女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公务员家庭的刘兰芝了。
综合史料来看，汉代女子从事纺织至少有三层考虑：
- 一是保证家庭成员穿着。“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小农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家庭穿衣很大部分是自织自裁。
- 二是用于国家支付。汉朝政府支付多用黄金或钱，东汉则布帛多于黄金，商品关系进一步复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税收的布帛数量也相应地增加，汉武帝在一次东封泰山的活动中，仅赏赐的布帛，就多达100多万匹。
- 三是发展对外贸易。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丝绸需求量的飞速增长，除了官营丝绸生产外，每个家庭中纺织丝绸妇女的劳动量逐步加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女性活动，尤其是纺织活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结语
《孔雀东南飞》以一个令人不安的倾诉开头，以一个无比惋惜的悲剧收场。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多才多艺，焦仲卿款款深情，最后却走上为爱情殉葬的道路。这种悲剧，源于焦母与刘兰芝关系的恶化，并通过织布这一载体传递出来。在布帛异常丰富又极为紧俏的汉代，年轻的主妇们构成了家庭纺织的主体。她们常常因婆婆或丈夫的不断追利，而承担力所不能及的纺织任务。这是当时家庭不和谐，甚至瓦解的一个重要诱因。
值得一说的是，在“男耕女织”的两汉社会，纺织品一再成为国家需求，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也是相对的，当时的社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也有渐渐成型的礼教渗透，所谓“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逐步使女性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孔雀东南飞》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刘兰芝织布的背后是家庭和时代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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