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國之祭祀，自古以來就是君權、君威集中展現的時刻，既莊嚴肅穆，又具有極大的威懾力。中國的歷代王朝典制皆以“禮”為基礎，而服制又是禮制體系中最具有展示性的部分。皇帝什麼場合應當穿什麼，在古代中國從來都是一件嚴肅、慎重的大事。冕服作為天子祭服，從東漢直到明代，雖然具體形制經歷了諸多變化，但作為祭服正統一直被沿用了兩千多年，是傳承時間最長的一種古代冠服了。
我們先看一個故事：唐人杜佑編撰的《通典》中，記載了唐高宗顯慶年間，太尉長孫無忌與負責修禮的于志寧、許敬宗等大臣聯名上書，就皇帝率百官祭祀時所穿著的冕服事宜，向高宗皇帝提交了一份言辭激烈的奏議，指出當時通行的《顯慶禮》中，對冕服的規定多有悖亂之處。那麼唐高宗顯慶年間的天子冕服出了什麼問題呢？
原來按照《顯慶禮》的規定，皇帝在主持祭祀社稷的時候穿“希冕”，冕上垂四旒，衣上有三種章紋；祭祀日月的時候穿“玄冕”，冕上垂三旒，衣上沒有任何章紋，這隻與四品、五品官員所穿的冕服相同。而此時一同參加祭祀社稷、日月活動的三公們，協助皇帝擔任副祭，卻都穿著“袞冕”，冕上要垂九旒，衣上飾有九種章紋；孤、卿們協助祭祀，穿“毳冕”和“鷩冕”，冕旒和服章的數量也是要多於天子的。於是群臣感慨，在祭祀這樣重要的場合，天子的冕旒和服章數量居然比很多臣僚還要少，這簡直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這種服制的錯亂明顯違背了天地秩序，絕不可以繼續施行，一定要為皇帝修訂祭祀服制，以免在祭祀中讓臣下的祭服凌駕於皇帝之上。
先秦時期的冕服制度
從殷商時代開始，甲骨文中就有“冕”的象形文字，並且是與代表殷王自稱的“一人”字樣共同出現的，因此很有可能至遲在商代就有了服冕的傳統，後來又傳承到周代。從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對服冕的記錄，如大盂鼎“冕衣紱舄”、毛公鼎“虎冕燻裡”、吳方彝蓋“玄袞衣赤舄”，證明在周代確實行著一套冕服制度，只是這些冕服在古籍中都只有幾個字、一句話的記載，並沒有細節的描述或圖像資料存留下來，當時冕服的具體樣子已經不得而知。
歷代制定冕服制度時主要依託的典籍是《周禮》，對夏商周三代禮制的進行了詳細的記述。據《周禮》記載，周代凡有祭祀之禮，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均身穿冕服。依照祭祀活動的重要程度不同應穿著不同等級的冕服，《周禮》記載：“王之吉服，祀昊天大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xiang）射則鷩（bi）冕；祀四望山川則毳（cui）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對臣下而言，則需依照天子在各類祭祀時所穿冕服再降一級穿著，既公沒有資格穿大裘冕，最高只能穿袞冕；侯、伯沒有資格穿大裘冕和袞冕，最高只能穿鷩冕，以此類推。
冕服是等級身份的象徵，《周禮》冕制的核心問題是“等級君主制”和“等級祭祀制”。周代分封制下，天子、諸侯、卿和大夫中，天子毫無疑問是君，諸侯雖是天子的臣，但在封土內面對自己的臣屬時，他也是“君”。依次而下，孤、卿、大夫都是下一等級臣民的“君”。這就是“等級君主制”。依照《周禮》，祭天是隻有天子才可以舉行的儀典，三公沒有“天之子”的身份，所以不可以祭天，只可以主祭自己封國內的祭祀儀典。《禮記王制》雲：“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這就是《等級祭祀制》。
因此，《周禮》對皇帝、諸侯、公、卿和大夫所穿的冕服又進行了各種複雜的區別，體現出細緻的等級劃分。在冕服樣式、章紋裡，包含了極為豐富的象徵意義，既可以代表統治者們在人間的權威，還可以在祭祀場合中映射天地萬物，已標誌這種統治權力由天所得的正統性和尊貴感。
秦代的“袀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終結了周代分封諸侯、以禮治國的統治理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開創了中央集權、文官制度、車同軌書同文等帝國新局面。秦王朝崇信的是法家的治國理念，對舊有的儒學禮家大為摒棄，在冕服制度上，秦代幾乎廢棄了周代的全套祭服，只保留了被稱作“袀玄”的禮服。
後人認為袀玄很有可能就是六冕中的“玄冕”，如《隋書》在議皇帝服裝時就說：“至秦，除六冕，唯留玄冕。” 在玄衣紺裳的同時，其他五種冕服被廢置不用，禮服也不戴冕，而是戴天冠。可能正是因為如此，秦代的玄衣就不能再稱之為“冕服”，而是另以“袀玄”命名 。
在周代的六等冕服中，第六等是“玄冕”。玄冕以其為玄色而得名，上衣沒有服飾章紋，僅在下裳有刺繡的黻紋，除了無章無旒的大裘冕之外，是紋飾最少的冕服，在冕制中居於末等。而秦始皇選擇作為祭祀禮服的袀玄，史籍記載都沒有提到上面有任何紋樣。由於祭服上的紋樣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如果有的話，在記載中一般不會被忽略，所以推斷袀玄上應當沒有任何章紋裝飾的。
袀玄
秦代的“袀玄”，後人理解的是由玄衣和紺裳組成的禮服。玄是青黑色，與《周禮》冕服上衣的顏色相同；紺則是纁色中加入黑色後微微泛紅的黑。秦代為什麼要改變禮服下裳的顏色呢？這可能與戰國人鄒衍所創的“五德始終說”有關。
“五德始終說”提出金木水火土五行蘊藏著五德，新朝天子得位是因為順應了五行中的某一德，待其德衰，就又有五行中的另一德起而代之，朝代更替，週而復始。按照這種學說，秦始皇取代周天子統一天下，是以水克火。又因秦得水德，水在五行中居於北方，配色為黑，故服制尚黑，禮服、旗幟多用黑色，所以纁裳變成了紺裳。
秦代的這套袀玄之服在西漢初被傳承下來，《史記》記載在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時，不僅沿用了秦代的歷法，祭服穿的還是玄衣紺裳的袀玄。直到了漢武帝元封七年，在司馬遷等人的提議下，武帝下令改定曆法，重編《漢歷》。因為在這一年五月漢武帝改元太初，所以這部曆法也稱為
《太初曆》。在改歷的同時，還將服色改為尚黃，袀玄在禮儀場合的地位也被降低了，天子、公卿、諸侯開始重新戴冕冠，在祭典中擔當執事的官員戴長冠，只有沒有執事的官員才繼續穿袀玄。漢代冕服的復興運動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經過歷代儒生的不斷鑽研和詮釋，至西漢末年王莽時期，整個上層社會掀起了一股崇古、復古的風潮。
王莽掌權後，以制禮作樂的的周公自況，開始推行一系列仿照周代制度的新政，力圖使天下回歸禮崩樂壞之前的儒家理想社會。他一方面復興古文經學，對漢代的圖書和文字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另一方面，以《周禮》和《禮記》為依據，對漢武帝以來的國家禮制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在這場禮制改革中，就包括了對冕制的重設和復興。
經歷了王莽改制和光武中興之後，東漢明帝永平二年，頒佈輿服令，重訂了官服制度。這是史籍記載中，
中國最早以法的形式規範服飾制度，史稱“永平冕制”。
永平冕制
東漢明帝頒行的永平冕制，對古禮所持的就是裁剪拼合，為我所用的態度，根本沒有理會大裘冕的事情，永平冕制規定，天子祭天時要穿十二章十二旒的袞冕，以最多的章紋表現對上天最高的敬意。
永平二年正月，漢明帝率群臣在明堂祭祀東漢的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君臣冕制共三級，皇帝祭祀時穿袞冕，衣裳上飾有十二章紋，所戴冕冠前後各垂旒十二串，用白玉珠。臣下助祭時，冕冠都只有前部有垂旒，三公諸侯是七旒，用青玉珠，服章可用九章；卿大夫是五旒，用黑玉珠，服章可用七章。“永平冕制”取消了“以素為貴”“無章無旒”的大裘冕。
“永平冕制”是經漢儒重組、復興的冕冠制度全面施行的開端，一場歷時超過千年的“服周之冕”古禮復興運動正式拉開了序幕。
冕服之十二章
“永平冕制”把天子冕服上的服章確定為十二種，統稱“十二章”，通常是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雉雞）、火、宗彝（盛酒的禮器）、藻、粉米、黼（斧）、黻（“亞”的圖案）。冕冠的制定，除大裘冕的冕冠最為特別，是無旒的之外，袞冕前後各用十二旒，每一個旒穿十二顆五彩玉珠；鷩冕各九旒，毳冕各七旒，希冕各五旒，玄冕各三旒，每一條旒都用五彩玉珠十二顆，以順應天意。
冕服之十二章
為什麼用“十二”呢？因為《左傳哀公七年》記：“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這個“天之大數”包含了古人對自然的認知。在古代天文學中，一歲之中日、月十二次交會於東方，於是一年分為十二個月（閏年是十三個月），歲星（木星）十二年移動一周天，於是十二年為一週期。
祭祀本就是一種追求天人溝通的活動，用“十二”自然是順應天意。另外，《周禮》記載的周代服章數目是九、七、五三等，而不是十二，九章少了日、月、星辰三章，因為這三章在祭祀儀典中已經被用在旌旗上了，在冕服上就不用重複出現了，而東漢明帝復興冕制時，顯然比較喜歡十二這個天之大數，就把日、月、星辰三章放回到袞服上。雖然此後中國曆代冕服服章在細節上略有出入，但天子用十二章的基調至此確立下來了，至清代仍在使用。
魏晉冕服的“尊君卑臣”，改變“服章”式樣
東漢復興冕制之初，孝明帝的服制改革就沒有全面的復興周禮冕制，冕服的使用僅限於祭祀
天地、宗廟，其他祭祀儀典，如五嶽、四瀆、山川、社稷，都還是沿用西漢延續下來的“袀玄長冠”。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權對冕制的規定各不相同。但最大特點是尊君卑臣 。除了皇帝只穿袞服而不服六冕是承襲漢制以外，漢冕原本是三公諸侯九旒九章，九卿七旒七章，都減為三公七旒七章，九卿五旒五章，減少了黻、黼兩章。依照漢制，諸公的袞服上有龍紋，但是魏晉皇帝們不喜歡臣下穿龍紋，但又不能違背古禮，就想到兩個辦法：一是給本應穿“袞服”的諸公“加侍官”。就是在本官以外在加一個侍中或者散騎常侍之類的號，依制加官者就要穿加官之服，戴武冠貂蟬，不能再服袞戴冕了。大量的加官，就委婉地限制了可以穿袞服的臣下人數。二是增加了“公”的數量，東漢時，三公最初為司馬、司徒、司空，是掌有實權的宰相，再加上同級的太傅、大將軍，居公的共有五位。至魏晉，在太傅、大將軍之外還加置了太保、大司馬，居公的已有七位了。晉武帝時又加設太宰，居公的增加到了八人。同時朝廷還有“開府儀同三司”的官銜，很多高級官員獲得了“從公”的待遇，這驟然增加的一大批“公”和“從公”們，如果都穿袞冕，顯然不像話，在這樣的官職背景下，降低“公”的冕制等級待遇，避免袞服名器氾濫，也可以說理所應當的。
魏晉時期對冕服的服章還進行了改變。有學者假託西漢孔安國的名義作《尚書孔氏傳》，提出宗彝不應該是一個服章，而是說冕服上用山、龍等章紋，也被畫在祭祀“宗”廟使用的“彝”器（酒器）上。而華蟲、粉米應當拆為華、蟲、粉、米四章，華是草本的花朵，蟲是雉雞，粉是慄冰，米是聚米，這樣算起來冕服就一共有了“十三章”。這種對十二章的解釋也曾流行一時，《晉書輿服志》《宋書禮志》《南齊書輿服志》裡所記十二章都是沒有宗彝的，而華、蟲是分列的。南朝梁武帝蕭衍時，才又將宗彝加了回來。為了保持十二章的總數不變，本應將華、蟲合為一章的，但是織造部門所制的冕服下裳仍有“圓花”，掌祭祀的太常丞王僧崇看到後覺得那花不合典制，奏請梁武帝下旨刪去。可是梁武帝卻表示《周禮》註疏裡就說“華”是花的意思，冕服的服章就是應該有花啊！
直到宋代，《文獻通考》載宋徽宗大觀二年仍在祭服上保留了圓花：“今祭服上衣以青，其繡於裳者藻及粉米，皆五色圓花藉之。”為藻和粉米的服章加上了一個五色圓花的底紋。雖然這時的花已經不是單獨的章紋，但皇帝們對豔麗美觀的花朵突然還是情有獨鍾的。
南北朝繼續“尊君”，北周的“十冕”
南北朝時期，帝國解體、社會動盪，政權並立、相持不下的政治格局之下，統治者們以禮制標榜正統，爭取文化號召力，反而讓禮學復古的呼聲和需求更加高漲。江左、山東和關中三方政權為了爭取統一中國的機會。都以“制禮為樂”標榜自己是“中華正統”，使得周禮復古繁盛一時。史載，南朝梁武帝依據鄭玄解釋的《周禮》使用無章無旒的大裘冕，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依照《周禮》穿戴大裘冕的皇帝。南朝還在繼續增冕服的“尊君”意味，梁武帝時創新性地把皇帝袞服上的華蟲由雉雞的形象改為鳳凰，認為鳳凰既可以與袞服上的龍對應，又可以與臣下冕服上的雉雞區分開來，正可以凸顯皇帝的尊貴身份。
北魏自建國之初便開始定立冠冕制度。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更是復興儒學，崇尚周禮。特別是從太和十九年開始，下詔三公穿八章的袞冕，太常卿穿六章的鷩冕，從此北朝就不只是皇帝戴冕了。君臣同冕制度在北齊也有，《隋書禮儀制》記載北齊武成帝高湛河清年間的冕制規定皇帝之冕白珠十二旒十二章，太子之冕白珠九旒九章，公卿之冕以青珠為旒，三公八旒八章，諸卿六旒六章，且只在郊祀天地、宗廟的時候可以穿著。
到北周時，在《周禮》的基礎上，增加了“創新”。創造出比周禮更加宏大的冕服制度，《周禮》只有六冕，北周引入五行因素，設計出蒼冕、青冕、朱冕、黃冕等各色冕服，把皇帝冕服擴充到十冕！
北周皇帝的各式冕服中有五種與諸侯所服之冕重合，如天子可用袞冕、山冕、鷩冕三冕，公同樣可以用這三冕，侯可以用後兩種，伯可以用後一種。不過北周天子的冕服只與諸侯重合，並不與諸臣重合，因為臣僚所服的火冕以下各冕，天子是不用的。
隋朝的“重等”和“重章”
隋文帝統一中國後，在重訂祭祀服制的時候，嫌棄北周的冠冕制度不尊古禮亂作創新，故沒有襲用北周的天子十冕，而是承襲北齊的服制，天子的冕服向漢制迴歸，只穿用袞冕，鷩冕以下的各等冕服都拋棄不用。
隋文帝開皇初年所定冕制上溯《周禮》，又掀起了一輪“服周之冕”的復古大潮，開皇冕制就將日、月、星辰三章從冕服上拿掉，移到祭旗上，定皇帝袞冕為九章十二旒。可是又覺得皇帝袞冕九章十二旒和三公的九章九旒不好區分了，於是學著北周冕制搞一種叫做“重等”的小手段，所謂“重等”，就是把冕服上的某幾章重複使用，繡成兩個而不是一個，來補足“十二章”之數，《隋書禮儀志》記載皇帝服章是九種，但宗彝、黻、黼三章各有兩個，服章個數加起來還是十二個。
到了隋煬帝大業年間，君臣探討服制，內使侍郎虞世基提出天子袞服只有九章，與三公相同，不合皇帝的身份，如果以“重等”之法加為十二章，又沒有典籍依據，不合禮法。不如不要墨守周禮，徑直把日、月、星辰三章加回到袞服上去吧，反正天子承天之德，穿上這三章也並無不妥。於是隋煬帝的冕服就把日、月、星辰三章又分別畫到肩上和後領下，形成了肩挑日月、揹負星辰之勢。可是在說天子冠服章數的時候，卻還把日月星另算一組，仍然直說衣五章，裳四章，共是九章。
冕服之寵章
隋代對服章還做出了一種影響後世的創新，叫做“重章”。也是在隋煬帝的時候，虞世基建議在袞服上“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即除了日月星三個紋樣各是一個之外，其他九種章紋每種一列，共九列，每列同一個服章重繪十二次，就有了108個服章，排列成一個“方陣”。
這種將服章重複排列的方法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實際上卻在隋代以後的冕服發展史上一直被使用著，如《新唐書車服志》記載唐代的十二章：“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宋、遼、金、元、明各朝正史中也記載冕服的服章是施行了“重章”之法的。
唐朝“大裘冕”的曇花一現
等級冕制並沒有沉寂多久，隨著李唐代隋，自南北朝以來的禮制復古之風在初唐又迎來了一波高潮。《舊唐書》載唐高祖李淵定武德冕制，皇帝本人恢復了自大裘冕已下的全部六冕，臣下則依品級可以穿戴除大裘冕之外的其他五種冕服。而且根據皇帝儀典等級會逐漸降低所穿的冕服等級，臣下卻只依品級穿戴冕服而不隨儀典等級變化，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皇帝穿低等級冕服時，官員的冕服等級高於皇帝。難得是高祖和太宗朝就真的依照這樣的冕制了，而皇帝本人似乎也毫不在乎。
雖然初唐皇帝不在意，但不代表後面的皇帝就不在意。到了高宗朝，就對這種“君臣同服”“君臣倒置”的情況難以接受了。這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高宗朝冕服之論。經過一番考證、論辯，最終的結果是高宗下令更改冕制，鷩冕以下的諸冕從此不能再用在皇帝身上，唐初的周禮冕制復興就此開始由盛到衰了，至玄宗朝廢除大裘冕，改穿袞冕祭天，唐代皇帝所用的冕服就只剩下袞冕一種了。
除了祭祀的場合外，其他很多日常儀典上也會服冕，如新皇登基，元旦朝會、皇帝納後、任命將領出徵、班師回朝的慶功宴，等等，大概有四十四個場合用冕，冕服的用途大為擴展了。
宋遼金元明
自唐代皇帝不在穿用鷩冕以下等級的冕服以下等級的冕服以後，其後歷代再沒有仿照周禮“君臣通用”的制度執行過全套的六冕，“尊君”和“實用”的標準成為了冕制變遷的主流。
在宋代，冕服的使用範圍大為縮減了，只能用作祭服，在祭祀以外的場合就沒有服冕的機會了，在冕的旒數上，之前歷代大多是以奇數等級遞減，宋代開始將臣下冕冠的旒數確定為偶數。起因是《宋史》載北宋末年宋徽宗大觀年間，蔡京的甥婿宇文粹中上奏，奇數的旒數在古禮中是諸侯用的，朝臣不該使用，只能各減以一旒使用偶數，這樣宋代朝臣的冕服旒數就都變成偶數了。
那麼宋朝正派的諸侯是怎麼服冕呢？宋朝的封爵制度，從王正一品到開國男從五品，在古禮都是“君”，不能算作“臣”，但宋代只保留了一種奇數冕旒，就是太子的九旒九章之冕。其他的王，《宋史》載南宋高宗紹興年間，皇子鄧、慶、恭三王服八旒之冕，而王以下，就沒有資格服冕了，除非有官職，依照官職服冕。在“官本位”的宋代，擁有爵位者已經沒有古禮中的“封君”身份了。依照宋代的祭祀服制，就像今天的學校、單位在集體活動時發的制服一樣，只在特別場合要求統一穿著，穿完之後便收了回去統一存放，下次活動時再發。所以，曾經象徵著盛世周禮的群臣祭服，在宋代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宋明之間，遼、金、元等少數民族的冕服制度也都不同程度的借鑑了華夏輿服。遼代皇帝穿袞冕十二章；金代皇帝穿袞冕十二章十二旒，另皇太子九章九旒，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諸臣不再服冕了。元代忽必烈也曾經制禮為樂，但實際上跟金代一樣，皇帝和太子服冕，其他外臣沒資格服冕。《元史》記載元文宗至順年間曾使用過大裘冕祭祀昊天大帝，皇帝之冕無旒，服大裘披袞冕。看來元代皇帝對是否有旒並不看重，反正無論如何都是皇帝專享，明晰君臣之別才是皇帝最在意的。
明太祖朱元璋重建了漢族政權，恢復了華夏衣冠服制，號稱“詔衣冠如唐制”，但對遼金元時期建立起來的獨尊天子的冕制章程也樂於繼承。《明史》載太祖洪武元年臣下請旨要制五冕，朱元璋以五冕之禮太過繁瑣拒絕了，大祭時只服袞冕。洪武二十六年定製，皇太子在陪祀天地、社稷、宗廟及大朝會、受冊、納妃時服袞冕，九旒九章；親王服同太子；親王世子袞冕七旒七章，。至永樂皇帝時又加了郡王服冕，七旒五章。山東曲阜明朝魯王朱檀墓所見的九旒冕實物，就是親王和太子同等服冕的實證，但除了朱家的皇子皇孫以外，諸臣都沒有服冕的資格。
清朝廢除冕制
至清代，順治九年頒佈的《服色肩輿條例》，終結了流傳千年的漢式冠冕制度。清朝的冠服制度以滿族的傳統服飾為基礎，清初的朝袍上只見龍，輔以珠、雲、海水江崖等紋樣，而沒有了有體系、分等級的十二章。
至雍正朝，本著以滿族服飾形制為體，以漢家章紋裝飾為用的理念，十二章開始被重新用在皇帝的龍袍上，排列形式為左右同章。到乾隆朝，將十二章的排列形式改成了左右異章，服章不在對稱出現。自乾隆朝以後，清代諸帝的朝服、祭服都依乾隆皇帝所定形制加飾十二章。
後記：冕服是祭祀活動時的禮服，上朝時是不用穿冕的，君臣都穿皮弁（bian）服（以皮弁為冠，絳紗袍，紅裳，無服章）。所以今天的很多影視作品讓皇帝戴著冕冠坐在朝堂上與群臣朝會，明顯是不符合禮制的。
清朝，隨著冕制的終結，在祭天儀典上再也看不到玄衣纁裳的章旒衣冠，取之而代的是明黃的龍袍，成為皇帝新的標準服裝，最後剩下的冕服遺蹟，也只有青朝皇帝朝服上並不起眼的十二章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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