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開始並迅速席捲世界的新冠疫情不僅給我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造成巨大沖擊，而且全球化下的大規模人員流動所造成的跨域傳播也給全世界帶來了挑戰。韓國的新冠疫情在經歷了初期一個月的有效控制後，突然被新天地教會信眾引發的超級傳播事件引爆，大邱、慶北等地一夜之間成為中國湖北以外的“重災區”。韓國疫情高峰期一天確診病例高達近千，而目前為止接受核酸檢測的人數更是多達30多萬。
不過，經過暴發後一個月來的“嚴測死追”（檢測、追蹤），韓國的疫情於近日得到有效緩解。其抗疫過程與經驗也被各國稱道。儘管由於此後歐美國家相繼暴發更嚴重疫情，韓國表示不能有絲毫鬆懈，並開始採取一系列更嚴格的入境檢查以防範進一步的輸入風險，但其抗擊新冠疫情取得初步成果已有目共睹。可以說，韓國此次對新冠疫情較成功應對得益於其2015年抗擊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時的慘痛教訓以及此後的及時糾錯與改進。
慘痛的教訓：MERS暴發時暴露的問題
2015年席捲韓國的MERS疫情使其經濟遭受沉重打擊，旅遊業更是受重創。數國對韓國發出旅遊警告，致使其遊客大幅減少，酒店、餐飲、交通業等也遭受巨大損失。同時，本應被嚴格隔離的病人帶病出國，也讓韓國的國際形象大大受損。韓國應戰MERS一役一度暴露出巨大問題。
首先，前期重視度不夠，應對不力，感染範圍擴大。MERS患者最初在韓國確診後，韓國政府並未認識到事態嚴重性，而是公開表明該病毒不會有那麼高的傳染性，也未能及時建議群眾通過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衛生習慣防範病毒。同時，政府對病毒傳播路徑也未能清楚把握，更沒有及時採取隔離等措施。這造成原本應該是治療患者的醫院，反而成為了病毒傳染擴散的場所，收治患者醫院內部出現大範圍感染。此外，由於沒有指定針對病毒有效的防範指南，尤其對與感染者密切接觸者的界定出現問題（與感染者距離在2米以內，且在同一空間停留1小時以上），以致於首例患者入住平澤聖母醫院後，很快就出現了不在政府界定的密切接觸者範圍內的人感染MERS。
其次，信息缺乏透明性，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社會恐慌。MERS暴發初期，韓國政府由於擔心醫院信息公開會造成該區域內民眾恐慌，堅持拒絕公開收治患者醫院名單。這導致了本沒有感染MERS的民眾因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醫院，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感染MERS病毒，之後又去其他醫院求診，造成了病毒的二次傳播。由於信息不公開，民眾對疫情真實情況充滿疑惑，知情權大打折扣，對政府不信任的急劇增加，甚至導致對醫療專家判斷和建議也充滿懷疑，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件後再次大幅下降，加劇了謠言的傳播與社會的恐慌。由於政府未能及時公開疫情信息，民間網站 “MERS MAP”甚至被稱為“悲傷的自救之策”——本該國家做的事情卻讓個人去承擔。
最後，疫情蔓延，旅遊業受挫，國際形象受損。由於韓國未能在第一時間阻斷病毒造成擴散，國內旅遊業受到嚴重打擊，內需也大幅萎縮，經濟幾乎瀕臨“準戰時狀態”。同時，由於韓國MERS疫情持續擴散，外媒報道加重了各國民眾的“恐韓”情緒。各國遊客相繼取消赴韓遊，商務人士也紛紛取消訪韓計劃，重挫韓國旅遊業。此外，少數韓國公民在疑似感染和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情況下仍去國外旅行，其行為也使韓國國家形象受損。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韓國應對新冠的舉措
在MERS疫情之後，韓國痛定思痛，大力改革公共衛生管理制度，而且針對MERS疫情時信息不透明問題頒佈《公共衛生信息公開法規》。同時，以保健福祉部為首，各地、各醫療機構以及相關協會都紛紛發佈“MERS白皮書”，總結MERS的應對教訓。其中，保健福祉部的白皮書還制定了針對公民、醫療機構負責人與醫生、保健福祉部與疾病管理本部、地方政府與議會、媒體等其它相關部門與機構等各個主體的傳染病行動要領，以期提高個人認知以及社會共同認知，改變韓國社會普遍長期存在的“責任迴避模式”。這些舉措使韓國在此次應對新冠疫情時具有了迅速的反應能力。
首先，疫情初期，韓國各界反應非常迅速，防疫舉措也及時到位。首例新冠病例出現後，政府、企業、醫學界、市民等各方迅速反應。政府與保健當局迅速發佈防疫指南並不斷更新。指南通過各部門、各地、各個層面，包括國家、企業、個人等及時發佈。防疫人員配備、機場、港口檢疫，外國疾病信息、病毒檢測辦法等也迅速到位。防疫指揮系統的穩定性與有效啟動等方面也有很大改進。同時，病毒毒株的成功分離所用時間也比MERS疫情時縮短了近一半。此外，確診醫院、方法以及手段等也根據疫情發展不斷升級。以“新天地教會超級傳播事件”為始的疫情在韓國大邱、慶北等地大規模暴發後，韓國加大了核酸檢測力度，1周內40萬人次的核酸檢測能力令世界矚目。多數民眾也通過配戴口罩、儘量減少外出、有症狀主動自我隔離等表現出了成熟的市民意識。
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徑全公開，實時追蹤感染者及密切接觸者等舉措也有效阻斷了病毒的進一步傳播。吸取了MERS疫情時應對不力的教訓，韓國疾病管理本部認識到傳染病相關信息公開的必要性。政府不僅新設危機溝通負責管理室，而且於2017年通過了 “公眾保健風險溝通標準操作規程”。這一規程明確要求為實現傳染病等災害預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國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現後，韓國保健當局迅速將疫情發展動向與患者移動路徑，尤其到訪醫院、商家、餐飲場所等具體商號名稱都全部公開出來，並通過電話及時追訪與監督密切接觸者，對其實施嚴格的追蹤與隔離。
最後，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並舉是韓國應對新冠疫情的又一值得稱道之處。因為經歷了MERS疫情初期的防範與應對不力而造成的擴散，此次新冠疫情發生之後，韓國輿論高呼防疫或檢疫即使過度反應也要提前應對。但韓國政府並未採取極端措施。同時，韓國政府建議民眾儘量不要出門，尤其不要聚集，保持距離等以最大限度降低病毒傳播範圍，但並未要求停工、停產，大部分國民的日常生活也並未受到太大限制。即使在大邱、慶北疫情大規模暴發、政府決定對其進行封鎖時，其封鎖也並不是以阻止人員流動為目的的全部封閉，而是出於防疫防控目的，儘可能減少與外部的往來流動。
最近，疫情已經在歐美等國大面積暴發，與各國紛紛出臺邊境封鎖或禁止外國人入境措施相比，韓國只是強化了入境檢查。在近日舉辦的G20視頻會議上，韓國總統文在寅還呼籲即使各國採取入境限制措施，也應賦予那些持有健康證明的商務人士跨國移動自由。
吸取之前MERS的教訓，韓國從一開始就對新冠疫情高度警惕並不斷對國內外疫情發展可能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充分估計，文在寅甚至於韓國疫情大暴發前便宣佈經濟進入“緊急狀態”，並通過中央與地方財政、稅收、金融、貨幣等各項政策對受影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進行大力扶持，使其渡過難關，包括：調動災難災害對旅遊、航空、餐飲及出口等受疫情影響巨大的行業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對機場、港口、免稅店以及中小企業的租賃費、手續費、稅費等進行減免或推遲徵收；對中小企業進行特別金融支援、投資獎勵；以商品券的方式促進消費等。疫情大規模暴發後，韓國更是出臺了各種財政、貨幣、稅收等各項託舉經濟的政策。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各地方政府，都紛紛啟動追加更正預算，而中央政府的預算規模堪稱史上最大。
韓國抗疫措施與危機應對能力依然面臨考驗
與2015年MERS疫情時相比，韓國此次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確實有顯著的改善。日前，美洲多國表示要向韓國學習抗疫經驗，而美國總統特朗普還直接向文在寅總統發出了請求支援醫療設備的求助信號。但也有觀點指出，其他國家在效仿韓國抗疫模式時會遇到政治意願和公眾意志的障礙，而對於一些深陷疫情的國家來說，要想像韓國這樣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經“太遲了”。
當然，韓國的疫情也是經歷了大暴發後才又重新得到控制。韓國在前期嚴防死守1個月內只有30例病例，“新天地教會超級傳播事件”使形勢急轉直下，這也暴露了韓國防疫不足的一面。
同時，在此次抗疫過程也暴露了韓國社會的各種問題：韓國在野黨及其追隨者們在疫情暴發時不思考如何團結共同抗疫，而是抓住一些問題大做文章攻擊政府抗疫政策，反映出韓國“朝野無條件對立”的畸形政治生態與社會撕裂；在疫情已經在大邱、慶北造成大規模擴散的情況下，有宗教組織不顧政府停止大規模集會的禁令，擔心停止聚會會造成教徒轉移，依然集會或“秘密禮拜”，也暴露了韓國式自由民主的侷限性；為應對疫情，韓國政府緊急出臺的一系列經濟扶持與振興政策，但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實，能覆蓋到多少受影響的企業與個人也還是個未知數。
面對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韓國的防疫方法與經驗能否在輸入病例可能引發疫情二次爆發的風險下再次控制好疫情還需要時間來檢驗。韓國官員也謹慎表示他們的成功是暫時的。死灰復燃的風險仍然存在，尤其是當疫情繼續在國境之外肆虐的時候。而在疫情帶來的不容忽視的經濟打擊後，能否迅速恢復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也將再次考驗韓國政府的危機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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