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市場主體自己去切蛋糕，比政府來切蛋糕和分蛋糕，更能夠帶來充分的競爭】
□中國經濟報告 吳思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已在社會各界形成共識。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埃裡克·馬斯金（EricMaskin）因機制設計理論獲得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機制設計理論正是從制度角度研究如何實現既定目標，如提高經濟效 率、減少不平等、實現社會公平等等。該理論對認識中國經濟社會制度的演變和創新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對推動中國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馬斯 金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淵源，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他在哈佛大學經濟系執教期間親自指導了5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博士生，包括錢穎一、白重恩、李稻 葵、王一江、許成鋼，並對中國問題有著深入的研究。日前，《中國經濟報告》記者圍繞中國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成績與形成的經驗等問題對馬斯金進行了專 訪。
中國減貧成就舉世矚目
中國經濟報告：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過去40年，中國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局部試點到全國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你的角度來看，你認為最成功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埃裡克·馬斯金：我認為中國過去40年最成功的一項改革舉措是將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並使得眾多低技能工人在製造業中實現就業從而提高了生活水平。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都以9%或高於9%的GDP增速快速發展，這也意味著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過上了比他們上一輩更好的生活。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大量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中國在這方面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更多努力，我們必須要予以表揚。
這項改革之所以能夠解決貧困問題，其理論基礎就是比較優勢。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有大量貧困人口和低技能人口，國際貿易能夠讓發展中國家專注於生產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由於低技能人口在工資上更有競爭力，於是這部分人就能找到工作，隨著勞動力市場對低技能人口的需求增加，他們的收入也會有所增長，於是可以解決貧困問題。
中國的實踐也證明，最有效的扶貧措施就是給人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和發展出口，讓一部分人成功進入製造行業工作，他們生產的產品被銷往世界各地，從而使人們的生活得到改善。這是一種很好的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報告：隨著中國製造業逐步從價值鏈低端轉向高端，中國應如何保障這些因出口而受益的工人繼續提高生活水平？
埃裡克·馬斯金：的確，現在的全球化模式出現了一些變化。很多工人，不僅僅是中國工人，發現自己的工資停滯不前。我認為原因在於生產過程的國際化趨勢，生產的國際化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本身也全球化了。你可能生活在中國，但是為另一個國家的人打工。那麼，一些低技能勞動力就不再能夠從全球化中受益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答案不是要停止國際化生產。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導致人們陷入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並不具備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要為貧困人口提供接受教育及技能培訓的機會，給他們賦能，讓他們能夠在全球市場中擁有競爭力，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當然，這需要巨大的投入。
中國經濟報告：在提供教育和培訓上，應該由政府還是市場來主導？
埃裡克·馬斯金：當然，教育和培訓是很昂貴的。貧困人口沒有錢接受教育和培訓，僱主也沒有積極性，那麼誰來投資？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一是政府可以在教育方面加大直接投資，另一種方法是通過機制設計讓民營資本更加積極地投資教育，對民營企業投資針對低技能勞動力提供技能培訓和教育的行為給予激勵。
淡化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所有制差異是關鍵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中國目前最關鍵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埃裡克·馬斯金：我認為最關鍵的改革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當然，這項改革必須是漸進展開的。政府過多幹預經濟是令人擔憂的。目前來看，我認為，逐漸淡化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所有制差異，並建立一套獨立的體系和機構來解決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出現的糾紛，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從機制設計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否可以設計一套機制來實現你剛才提到的改革目標，即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埃裡克·馬斯金：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機制。機制設計的原理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利用某個機制來實現特定的目標，這就是所謂的決策去中心化。因為機制設計者事先可能並不知道什麼是最優結果，也缺少關鍵信息，因此必須通過機制設計間接地實現目標。我想中國一直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體量龐大的經濟體，如何從過去政府主導經濟活動轉向有更多市場主體參與，這和我常提到的分蛋糕的例子很相像。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讓市場主體自己去切蛋糕，比政府來切蛋糕和分蛋糕，更能夠帶來充分的競爭。而這背後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市場活動中設計去中心化的機制，讓市場發揮作用。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在市場經濟尚不成熟的情況下，人們可能不一定完全理性行事，機制設計需要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設上嗎？
埃裡克·馬斯金：事實上，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我們通常可以預測他們將如何偏離理性。我們在設計機制時可以考慮這種偏離，讓人們傾向於接受我們所希望看到的選擇，而不是限制他們的選擇。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機制設計者要給予人們選擇的自由。
這也是機制設計理論根據行為經濟學的發現所做的改進。我們並沒有告訴人們該怎麼做，但在設計機制時會考慮他們的行為傾向。
中國經濟報告：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和蘇聯都曾推動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在你看來，為什麼中國成功而蘇聯失敗了？
埃裡克·馬斯金：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建立了一個機制，讓各省之間互相競爭。中央政府根據各省的經濟表現來獎勵政府官員，獎勵的主要方式就是職務晉升。而且，如果有新的想法和政策，可以在一個省份先行試驗，成功之後再推廣到全國。即使政策不奏效，也不會導致出現全國性的風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蘇聯則沒有這種競爭。蘇聯的特點是擁有龐大的政府機構，比如鋼鐵部和天然氣部。但問題是沒有辦法將這些部門的表現進行比較，這種比較也是沒有意義的。這種差異是中國和蘇聯出現不同改革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經濟報告：“預算軟約束”一詞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中是個高頻詞。你認為中國在改革中應該如何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
埃裡克·馬斯金：預算軟約束的本質是政府不救助企業的承諾不可信，在計劃經濟國家，這會導致商品短缺成為常態，而在市場經濟國家這種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出現的“大而不倒”現象。我曾和馬賽厄斯·杜瓦特波特（MathiasDewatripont）合作寫了一篇題為《集中和分散經濟中的信貸和效率》的論文。我們的文章探討了信貸供給去中心化可以提高信貸市場的效率並降低金融救助的可能性。總的來說，低效率企業因為政府救助而繼續生存下去會導致資源的大量浪費。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過去幾年在反腐敗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如何從機制設計的角度治理腐敗？
埃裡克·馬斯金：關於腐敗問題，我舉一個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治理腐敗的做法，不是限制政府公務員的薪酬，而是提高他們的薪酬，因此政府公務員這個工作在新加坡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我認為反腐不應該是任何一個經濟體的首要任務。只要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減少審批權，腐敗問題就會越來越少。所以我認為首要任務應該是讓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經濟，這樣就會大大減少腐敗發生的幾率。
中國經濟報告：你剛才數次提到了漸進推動改革。對於中國而言，你認為改革需要多久，或者改革到什麼程度才算完成？
埃裡克·馬斯金：我無法做出具體的判斷，因為這需要很詳細的信息。但是從歷史經驗可以看到，漸進改革的效果始終比突然的改革要好。
中國經濟報告：有學者認為，中國過去所採取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導致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群體，並非每個人都均等地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在改革中，你認為應如何權衡效率與公平？
埃裡克·馬斯金：改革的確需要讓每個人都儘可能收益。因為如果不平等程度過高，國家將會面臨較大的社會壓力。因此我認為中國下一步改革要更多地關注公平，找到讓更多低收入群體分享經濟收益的方式。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加大教育和培訓能夠幫助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水平，中國在這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好。此外，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建立社會保障網，也可以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好的基本保障。
中國經濟報告：近年來隨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發展，有人認為大數據的出現可能會使計劃經濟重新變得可行。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埃裡克·馬斯金：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各類數據的時代，另外計算機的功能也更加強大，所以我們可以對數據進行分析，這使得制定的政策更有針對性。我們不再需要去猜測政策的效果，而是可以在對大量數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其可行性。這可以改進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這些政策也就更有可能取得成效。但這並不代表計劃經濟是更優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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