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股災之中，險象環生，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總額達2萬億美元的鉅額救濟法案——
向個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個子女額外500美元；
建立一個5000億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池，給企業提供貸款或貸款擔保；
向小企業提供3500億美元貸款，用於支付薪酬、工資和福利；
向航空公司提供580億美元，專門支付員工工資、薪酬和福利，以及貸款和貸款擔保；
向醫院和退伍軍人醫療提供1170億美元的撥款；
向關乎國家安全的公司提供170億美元貸款和貸款擔保；
提供160億美元用於國家戰略藥品和醫療用品儲備；
還包括擴大失業保險，延遲納稅、減免稅收，免除學生貸款利息等。
這是一項“戰時級別”的救援計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昂貴、影響最深遠的措施之一”。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放開手腳救市，是因為美聯儲提供了無限量的流動性支持。
本月，美聯儲將利率降到零後，提前進入大危機管理模式，啟動了“無底線”救市方案：
無上限購買國債和抵押債券；繞過商業銀行給企業和個人提供多種類貸款；直接在二級市場中購買公司債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
美聯儲，不像是“最後貸款人”，而是“最後的買家”。
應該怎樣評價這次救市行動？
這次行動，讓很多人陷入了矛盾，讓經濟學陷入悖論：不救可能立即爆發危機，救則日後可能爆發更大的危機。
很多支持干預主義的券商經濟學家，批判美聯儲此舉“飲鴆止渴”；而平日反對干預主義的投資者喜迎利好，渴求美聯儲的流動性。
如果凱恩斯、費雪、米塞斯、弗裡德曼、沃爾克在世，他們會怎樣評價美聯儲及特朗普政府的救援行動？美聯儲的行動是否“越界”？這到底是救市還是救人？救市與救人，如何區分，又如何配合？
面對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時，央行與政府該如何救援？本文深入市場、央行與貨幣運行的內在邏輯，試圖消除認識誤區，解釋悖論，正本清源。
01. “戰時級別”：美國怎麼了？
新冠疫情在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傳播，傳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在快速飆升。
這場疫情引爆美國股災後，正在向實體經濟及社會層面衝擊。全美多數州的企業、工廠、學校、門店關閉，市場中斷、物流受阻、訂單取消、工人失業、企業倒閉正在蔓延。預計各州將公佈創歷史記錄的申領失業金人數。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資本具有高流動性，傳染性病毒具有高傳染性。面對市場危機與公共衛生事件的“雙流動性”打擊，美聯儲和特朗普政府看到“魔鬼”出沒：國債、企業債、資管雷以及可能持續增加的失業及企業、家庭破產。
對於美國當下的危機，可具體分解為股災和公共衛生危機：
一、疫情疊加油價暴跌，引爆金融資產價格崩盤，目前可定義為股災。
這次股災距離金融危機有多遠，取決於美聯儲能否兜住國債和排除“資管雷”。美聯儲無限量地購買國債，直接購買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如搶救手術，直接給國債、股市和資管機構輸血，可謂切中要害。
預計，短期內可緩解流動性緊張，暫時防止股災衝擊到商業銀行及國家信用，金融危機的警報有所緩解。
二、不過，疫情這一公共衛生危機，正在將美國實體經濟推向經濟危機的邊緣，甚至可能觸發社會危機。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美國政府及美聯儲的救援行動，超出了救市的範疇，屬於“戰時級別”的社會救援：既是救市也是救人，既是挽救金融危機也是挽救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這符合我們之前在《歐美“失控”，中國怎麼辦？》中分析的，美國應對災難的邏輯：經濟賬。
在美國，公民權力與政府責任邊界非常清晰，政府無權貿然封城。政府只能根據疫情蔓延程度，逐步調高級別，最高到戰時級別。
在調高級別的過程中，政府必須有一套全盤的救援和補償計劃。企業、工廠、學校關閉了，政府得提供企業貸款、納稅優惠、工人工資、失業金以及現金補償。如果沒有這一套救援計劃，經濟崩盤帶來的死亡，可能要比新冠疫情更為嚴重。
即便同是到“戰時級別”，中國的救法與美國的還是不同：中國果斷打快速殲滅戰，然後復工復產，大基建刺激；美國先用美聯儲和聯邦政府的資金兜底，然後在疫情防控與經濟持續之間不斷權衡。
所以，我們看到的，美國政府的行動，似乎救市多於救人。
凱恩斯主義者將經濟危機等同於社會災害，他們認為救市其實就是救人。很多人都記得凱恩斯的一句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去”。人活在當下，危機當前，生存是第一位的。
後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呼籲政府要像二戰時期一樣不用關注赤字，放開手腳救援。
事實上，若這兩萬億美元的救援計劃實施下去，美國的負債率將上升到119%，超過二戰時期的最高水平（118.9%）
批評者說，此舉無疑飲鴆止渴，美國國債繼續膨脹，未來會死得更慘。
這種爭論持續了整整一百年。就在100年前，一戰剛結束，一批年輕的劍橋經濟學家面對滿目瘡痍的世界，開始懷疑新古典主義所說的：私慾“惡之花”結出公共利益之善果。（《蜜蜂的寓言》，曼德維爾）
100多年後，經歷了凱恩斯主義、奧地利學派、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制度經濟學、博弈論之間的各種論戰，我們依然困惑：救，還是不救？
我的觀點是，救是肯定的，但不能“糊里糊塗”的救，否則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這裡需要理解一個根本問題：救社會與救市場，救人與救企業，有本質區別。
很多人將市場比喻為個人的生命，人都快死了，怎麼見死不救。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錯誤的類比。
市場的結構與邏輯，與人是不同的：市場是分佈式結構的，其運行邏輯是自發秩序；人的生命是中心化結構的，其運行邏輯是中央指揮系統。
人死一個少一個，政府有責任挽救每一個公民的生命，有責任確保社會秩序不崩盤。
所以，政府必須救人，拯救社會。
但是，市場不同。市場的生命力在於相互博弈，每天都有企業死亡，每天都有企業創建，每天都有企業賺錢，每天都有企業虧本。經濟景氣時，很多企業賺錢，經濟衰退時，很多企業虧本。
只有賺錢沒有虧本的市場，這種市場定然會消失。如果政府救助虧本的企業，相當於企業在獎勵虧本的企業，獎勵作出錯誤決策、冒險的企業家，傷害作出正確決策的企業家。
這會形成兩種危害：一是道德風險，二是市場扭曲，最終降低市場效率。最後的結果是，政府和美聯儲成為“最後的買家”，其實是全民為整個市場的錯誤決策及經營風險買單。
市場遵循自由的法則，而不是民主的邏輯。 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可以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決，但是民主不能用在市場上。
經濟危機來了，很多企業倒閉，很多企業虧本，政府也不能因“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救市，因為這樣會傷害另一小部分的人的利益——那些作出正確決策的企業家及個人。少部分人與大多數人的地位是平等，否則容易引發“多數人的暴政”。
有人說，經濟衰退，如果不救市，人均壽命下降，有些人因生活窘況而自殺，這不相當於見死不救嗎？
我想說的是，胡亂、糊塗救市的惡果是經濟衰退更嚴重。這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現實中，只要經濟衰退就容易引發“多數人的暴政”，多數人投票通過救市方案，“直升機撒錢”，皆大歡喜。
其實，這是一種搭便車行為。央行是公共用品，人人試圖搭信貸貨幣的便車以度過難關。但結果卻是“公地悲劇”——資產泡沫崩潰或通貨膨脹。
所以，救社會、救個人，與救市場、救企業是完全不同的，這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民主問題，而是由他們的結構及運行邏輯之差異決定的。
02. 救援姿勢：該如何救市？
那麼，難道政府就不應該救助嗎？
當然不是！當社會危機或經濟危機爆發時，政府該如何救援？
第一，救人、救社會。
政府最核心的責任是救人、救社會，而不是救市。
通常，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公共用品，比如醫療、教育、福利房、社會保險、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系統、公共財政、戰略儲備資源、法律制度、國家機構以及司法系統等。
危機爆發時，政府可啟動救援方案，啟動應急程序，投放戰略儲備資源，增加公共財政投入，提供更多的救助金、失業金，減免稅收，延長納稅，保障國人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等等。
這種救助行動遵循多數人原則。
第二，有限度地、極其苛刻地救市。
理論上，政府應該退出市場干預行列，將“救市”從政府職責中剝離，這樣對經濟是最有利的。
但是，現實很難做到。因為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密不可分，常常是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政府可能會選擇提前干預，提前介入經濟危機，以防止社會危機爆發。
這是政治與經濟學區別所在：經濟學研究的是客觀規律，政治講究的是妥協的主觀藝術。經濟學告訴人們什麼是正確的，“應該”往什麼方向走；政治則認為，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就是正確的道路。
如果非要從經濟學上解釋政府為何救市，我能想到的是交易費用理論。
弗裡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證明凱恩斯的需求理論（貨幣驅動）並不成立。因此不能從凱恩斯的角度支持政府救市，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可以。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政府及公共用品存在的唯一理由是降低交易費用。
政府救市或有限度地救市，當然降低市場效率、提升交易費用，但是如果經濟危機誘發社會危機，市場的交易費用可能更高。
政府和普通人一樣，都是在邊際上做選擇的。救市還是不救市，介入程度多深，完全取決於邊際交易費用的權衡。
比如波音公司倒閉，救不救？不救，這家公司倒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大量的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如此交易費用大幅度上升。與其救社會，不如提前介入救市場、救大型企業。
如果救波音公司，會誘發道德風險，又會提升交易費用。什麼道德風險？波音公司知道自己“大而不能倒”，“強勢”地向聯邦政府索要600億美元救援，而且拒絕股權交換。
這其實是2008年聯邦政府與美聯儲大規模救助大型企業誘發的道德風險——變相激勵華爾街金融機構及大型企業冒險經營，如此救援只會放大風險。
那麼該怎樣救援？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一是嚴格遵循巴杰特規則。
巴杰特規則專門為解決道德風險而提出，根本是為了降低交費費用。政府必須制定苛刻的救助條件，比如救助對象的界定、資產負債要求、懲罰性利率，等等。
這次特朗普政府的救援條件中提到的：
“阻止總統特朗普及其家族企業接受納稅人緊急救助”，“這項規定也適用於副總統彭斯、行政部門負責人、國會議員及其家人”，這是對救助對象的界定。
“禁止接受政府貸款的企業在償還貸款滿一年前回購股票”，“禁止去年至少獲得42.5萬美元收入的員工或高管加薪”，這是對被救助企業設置的責任條款。
但是，這些救援條件過於寬鬆，不夠嚴苛。
二是救援資金來自政府公共財政，慎用央行寬鬆政策。
財政擴張救援和貨幣擴張救援，有本質的區別：
職責不同：貨幣擴張或緊縮的主要職責是維持貨幣價格穩定，只有到危機時刻才可以啟動“最後貸款人”程序。
效果不同：貨幣擴張，意味著市場中的貨幣“憑空”增加；財政擴張，是資金的轉移，即政府手上的資金轉移到市場、企業及個人手中。政府不可能無限度擴張財政，考慮到財政壓力，因此會更加謹慎。
所以，有必要設置救援資金梯度：
第一級別：政府財政資金；
第二級別：政府財政擔保，央行貸款；
第三級別：央行直接貸款（最後貸款人）。
這三個級別以邊際交易費用為尺度，適用於不同的危機級別及對象，且有著嚴苛的程序及救援條件。
對照上面，我們再來看看，這次美聯儲與美國政府救援存在哪些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是，美聯儲和美國政府職責不分、利益捆綁。
八九十代開始，歐美央行追求獨立，為什麼要獨立？
貨幣是一種極為特殊的公共用品，央行不能為任何政府、企業、個人單獨服務，否則會造成巨大的財富不公。
但是，現在的美聯儲與美國政府利益完全捆綁，美元與美債互為錨：美聯儲購買國債發行美元，美國政府有美聯儲兜底肆無忌憚地擴張赤字。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結果？
主要原因是美聯儲的職責不明確導致的。 1987年黑色星期一後，“經濟沙皇”格林斯潘的權力慾望日益膨脹，美聯儲的責權從調控通脹，延伸到就業、金融脆弱性以及政府赤字。
央行的職責到底是什麼？
央行的職責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維持貨幣價格穩定。這是由貨幣本質決定的——一種解決交易便利問題的中介物，相當於價格穩定的參照物。（這是理解問題的關鍵）
維持幣值穩定，是央行的神聖職責，而不是“最後貸款人”。
90年代之後，新西蘭央行、加拿大央行、德意志央行、英格蘭銀行都以此為目標（通脹率的單一目標制），貨幣發多少完全取決於通脹率高低。
美聯儲扮演了“央媽”的角色，最後被“財爸”（聯邦政府財政部）綁架。
格林斯潘卸任後，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美聯儲沒有調整的機會，伯南克執行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與聯邦政府深度捆綁，到現在美聯儲已無法自拔。
什麼意思？
為了維護金融穩定和政府財政赤字，美聯儲無數次向聯邦政府妥協，降低利率，購買國債，幫助財政部融資。結果聯邦財政赤字越來越高，國債規模越來越大，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中的國債資產越來越多。美聯儲被聯邦政府綁架，只能無限量地為其服務。
這是一種不計後果的“合謀”。
03. 美元難題：該怎樣改變？
美聯儲與美國政府捆綁造成嚴重的後果：
一、美國政府綁架美聯儲，美聯儲綁架市場，市場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美聯儲為什麼綁架了市場？
美國總統是民選總統，經濟衰退時，失業率下降時，股市下跌時，存在金融風險時，總統就會喊話美聯儲“放水”。過去幾年，特朗普總是咄咄逼人，鮑威爾則節節敗退。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被美國總統鉗制，間接地“聽命於”市場和民眾。民眾受搭便車動機驅使，定然希望多“放水”。
一旦搭便車的人得逞，另一批人則深受其害，甚至容易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什麼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比如，本來你走路走得好好的，突然一個強人把你扔到水裡，快淹死時，他又把你撈起來，你還對他百般感謝。
美聯儲將決策正確的企業家及個人強行拖下水，這些企業及個人的“體質”逐漸變得脆弱。一旦危機來了，他們還得求著美聯儲“放水”。這就是美聯儲反過來綁架了市場。
從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0年經濟衰退，再到2001年互聯網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再到這次股災、疫情災害，人們一次次地強化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還好有美聯儲救市，還好有美國政府救我。
搭便車動機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共同起作用，貨幣市場便淪為人人搶食鴉片的公地悲劇。
二、美國政府綁架美聯儲，美聯儲綁架全球金融市場以及他國央行。
美聯儲之所以這麼任性，可以無限量“放水”，美元指數還能大漲，靠的就是美元的信用：全球第一大儲備貨幣及國際結算貨幣。
美元信用源自美國國家實力。如今，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元和美債有著足夠信用可透支。但是，美聯儲擴張美元透支信用，給其它國家帶來“傷害”。
這就是美聯儲向世界收取鑄幣稅，美國政府向世界攫取壟斷租金。
美聯儲印鈔，美國人拿著美元即可在國際市場中採購商品，這就是一種鑄幣稅。這種鑄幣稅該不該收？
使用美元是市場用腳投票的結果。使用美元的好處是，美元信用更好，全球交易費用更低，為國際貿易與本幣發行帶來了便利。所以，鑄幣稅其實就是世界使用美元的費用。
但是，另外一種鑄幣稅備受詬病。
美聯儲利用危機來反覆收取鑄幣稅。比如說，危機爆發後，美聯儲擴張貨幣，美元反而大漲，國際資本回流美國，為美國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他國金融市場因缺乏流動性反而危機更甚。
這就是被人詬病的“危機轉化”、“美元霸權”的問題。
美聯儲擴張美元，日本、中國、沙特等央行手握大規模的美元資產和美債，不得不跟隨擴張貨幣。即使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的機制更好，但也被美聯儲綁架，貨幣政策難以保持獨立性。一些國家的金融週期與美國相反，容易在美聯儲緊縮貨幣時爆發危機。
沒辦法，在信用貨幣時代，競爭的邏輯是相對實力的比拼。金本位貨幣要求的是絕對實力，即黃金儲備量以及固定比價。但是，信用貨幣不同，貨幣的錨是國家信用，只要美國的國家信用比他國更強，美元依然也是“矮個子中的高個子”。
所以，美聯儲給世界經濟增長設置了一個天花板。
但是，從長期來看，美聯儲與聯邦政府捆綁，其實也是在消耗美國的國體。
儘管每次危機過後，美國依然首屈一指，美元依然不可撼動，但是美國的絕對競爭力定然會下降。
這個可以用道格拉斯·諾斯的國家理論來解釋（《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格拉斯·諾斯）。
諾斯發現，國家在推進制度變革時，政府可能存在兩種選擇：
一是建立一套規則，使壟斷租金最大化；
二是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政府稅收收入增加。
之前，美國政府選擇第二種，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經濟增長與稅收增加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美國政府綁架美聯儲後，轉向第一種目標，即攫取貨幣發行壟斷租金。
具體做法是，使用美聯儲的貨幣發行壟斷權，為其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大規模地擴張國債和財政赤字。
一旦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壟斷租金，包括土地財政、央行印錢，政府的目標便與經濟增長、社會福祉的目標發生背離。
只有將政府收入置於稅收之內，而非壟斷租金和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那麼政府的行為才會致力於降低交易費用，促進經濟增長。
所以說，“輕鬆減肥”是偽命題，海量貨幣刺激的同時，還能積極搞改革促增長，這是違揹人性的。
美國政府走上壟斷租金之路，結果定然是，債務膨脹，泡沫上漲，透支國體，技術創新和實體增長的動力衰退。
問題不僅僅在美國，政府收入壟斷租金化（財政赤字貨幣化）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世界趨勢。
該怎麼辦？
我想，這次危機過後，美國國會需要儘快制定一系列約束性法案。
諾斯說，制度是社會博弈的規則，它的好處是界定並限制了人們的選擇集合。
人的動機具有盲目性和非理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往往超出人們的理性認知。基於這兩點，我們需要制定制度來應對不確定性：危機時刻，制度可以約束自我的非理性行為，如要求美聯儲“放水”。
所以，在危機過後，好了傷疤還沒忘記疼的時候趕緊立法。主要包括：
一、努力將聯邦政府的收入約束在稅收之內
聯邦政府可發行國債，但國債必須以稅收為擔保，而不是以美元為錨。聯邦政府給必要的企業提供貸款或救助，但必須使用財政收入。若要藉助美聯儲向企業提供貸款，必須以財政收入為擔保。
如果這麼做，美國國債會突然崩盤，畢竟國債規模和利息規模太大，稅收收入無法支撐。
所以，立法不能一下卡得太緊，可以是梯度式的，按照時間軸，倒逼聯邦政府逐年削減赤字，設法增加稅收，逐漸迴歸到稅收的約束框架之下。
畢竟，這是社會契約的基本要求。即國人納稅，政府以稅收收入為基礎向國民提供公共服務。政府無權藉助或干涉美聯儲的鑄幣權來實現任何目的。
二、約束美聯儲的責權
目前美聯儲的政策目標包括就業率、金融穩定和通脹率。國會必須削減或剝奪美聯儲調控就業率和金融穩定的兩大職責與目標。為什麼？
這兩項目標，並不是央行的目標，而是政府的目標。如果這兩項目標存在，容易導致美聯儲與聯邦政府捆綁，破壞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美聯儲以穩定貨幣價格為唯一目標，美聯儲的主要職責就是維持貨幣價格的穩定，貨幣政策寬鬆還是緊縮，以貨幣價格為參考。
不過，我既不贊同以弗裡德曼的貨幣數量目標，也不贊同世界流行的通脹率目標。
弗裡德曼的貨幣數量目標，理論上是科學的，但操作起來困難。與價格機制相比，供應機制反應沒有那麼靈敏，具有滯後性。市場能夠迅速識別價格信號（通脹率、利率），而採取行動。但是，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購買了多少國債，市場對此不靈敏。
為什麼不贊成以通脹率為目標？
這是一個不錯的目標，但是通脹率不能反應貨幣價格的全貌。過去幾十年，歐美央行以通脹率為目標（通常是2%）。只要能夠維持這個目標，央行可以多發貨幣。
結果，通脹率控制得很好，但是貨幣發行量氾濫。大量貨幣跑到金融市場和房地產領域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資金空轉以及產業空心化。
雖然物價沒漲，但是資產價格膨脹，房地產價格上漲，這也說明幣值不穩定。
所以，僅以通脹率為目標，有掩耳盜鈴之嫌：低通脹安撫了窮人，高資產價格鼓勵了富人，中產深受其害，最終於國於民皆不利。歐美世界長期陷入了一種陷阱：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高槓杆、高泡沫。
其實，貨幣是整個市場的參照物，貨幣價格有很多指標，不僅包括通脹率（通常用物價表示），還包括生產價格指數（PPI）、利率、匯率、股票價格、期貨價格、房地產價格、黃金價格、原油價格等。
所以，建立一個以物價為基礎，包含生產價格指數、匯率、房地產及金融資產價格等因子的綜合價格指數，作為貨幣政策之目標，或許更為科學。
三、建立風險梯度機制
一級風險：對應的是經濟穩定週期。
美聯儲的貨幣目標以及職責只有一個：綜合價格指數。美聯儲以利率調節和公開市場操作為主。
二級風險：對應的是政府赤字危機、經濟危機。
美聯儲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綜合價格指數目標的限制，履行“最後貸款人”職責：通過量化寬鬆“有限地”借錢給政府和金融機構，但需嚴格執行巴杰特規則，指定嚴格的救援條件，比如國會批准、懲罰性利率、資產負債率等。
三級風險：對應社會危機、國家戰時狀態。
美聯儲可突破約束全力支持聯邦政府和市場需要，包括直接向企業、個人貸款，購買企業債和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認為當前“非典型性經濟下行”。這次美聯儲和美國聯邦政府啟動“戰時級別”的救市，如果符合三級風險，其救市計劃本身沒有太大問題。問題的核心在於救市的程序、美聯儲的機制以及聯邦政府的壟斷租金模式。
目前，根據《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在“異常和緊急情況”下，如果有五個或以上美聯儲理事會成員表決同意，美聯儲可以向任何個人、合夥企業或機構發放貸款。
這條法令賦予美聯儲董事過大的權力空間。目前美聯儲依靠學者原則、精英決策，即“只依賴可靠的經濟原則和數據行事”。
這種做法有些理想，聯儲董事們面臨“非對稱風險”，容易屈從於政治、集團及民粹壓力。只有在二級風險、三級風險時，並獲得國會批准後，美聯儲才具備相應的權力。
當然，若不爆發類似於七十年的滯脹危機或重大社會危機，美國依然繼續向全球收取鑄幣稅，國會亦缺乏改變的動力。
最後，美國政府及美聯儲的問題，各國當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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