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反映汉末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影视剧中，相较于一般偏安一隅或是割据混乱的政权，我们对地方的名门望族更是耳熟能详的。比如在汉末天下纷争的历史中，受曹操敬仰并助其开府壮的颍川陈氏、长社钟氏，帮助其顺利南下拿下荆州的荆州蒯氏，辅助江东孙氏家族称霸一方的吴郡陆氏等等。
东汉末期地方大族分布图
这些活跃于中央政坛和地方社会的大族势力，不仅仅对于一方水土的治安安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放在当时的宏观历史之下，在乱世群雄的争霸之战中，对于其所效力和服务的主公或政权的生死存亡也有着绝对性影响。
比如长社钟氏前后两代人贯穿于曹操到曹奂，五位皇帝四代人之间。钟繇在曹魏开国和稳定曹魏内部复杂关系上立下汗马功劳，其子钟会则是司马昭钦定的伐蜀主帅，攻破成都又临阵叛变，既为司马昭篡位提供了政治基础，又严重分裂了曹魏与司马两大集团的裂痕，从而又破坏了司马家族篡位的计划。
钟会，曹魏开国功臣钟繇之子，灭蜀战役魏军主帅，钟氏家族在曹魏后期的代言人
任何事物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这些地方豪门大族在地方上长达近三百年的绝对影响力正是以皇权在地方事物上的政令不通为根基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一直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的通病，地方大族的发展史也是两汉中央王朝的衰败史。因此当汉末地方大族的触角足以拥有上达天听和下决生死的权力高度之时，以“王和司马共天下”的豪门与皇权联合执政的晋帝国便诞生了。
那么这些地方大族豪门是如何在皇权看似繁荣的两汉时期发展壮大，并在汉末成为时代主角的呢？
汉高祖刘邦在建立西汉帝国剪除异姓诸侯王，诏告天下非刘氏者不封。同时在函谷关以东的山东至江淮一带分封同姓子孙，与郡县制并存，实行郡国并行制度。
西汉初期郡国并行制示意图
然而高祖时期帝国的政治形态还没有定型，关东分封六国的礼乐精神与秦汉式的帝国体制仍然有巨大的矛盾。汉初实行的黄老之术一方面是出于休养生息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对山东六国风俗的妥协。也正因为此，汉初的小农经济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包括冶金、造酒、畜马等一大批国家重要经济产业相继而起。
可以说，在汉初“文景之治”宽松的条件下，以小农经济为发展根基的手工制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为国家财政的原始积累和以后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对外战争奠定了夯实的财政基础。正是由于平定七国的地方叛乱，从地方商税中中央攫取到了绝对的主导力，以汉景帝为首的中央政权彻底消灭了地方对于皇权的威胁。
七国之乱平定示意图
其后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生文吏并举作为官僚，实质构成了帝国政治形态的正式定型。这种空前的中央集权措施伴随长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迅速、有效地消耗掉了文景之治时期国家财政的积累。筹措战时金融资本便成为当世之时中央政权的根本任务。于是以汉武帝为首的中央政权不得不通过国家宏观财政措施的施行，把“敛财有道”的触角伸到盐、铁等这些在汉初让利于民的民间暴利但极度私有化的产业。
但是汉武帝的帝国体制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是此时的官僚主要是依靠察举制的地方推荐，所以官僚人数十分有限，无法有效的渗透到基层。
所谓“术业有专攻”，于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一批奉汉武帝之命到地方执行皇帝集财之令的官员便诞生了。当由皇权为主心骨的中央王朝，与地方私有化程度极高的产业相结合，所谓的“官商结合”便在特殊的权力地带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势力。
桑弘羊，汉武帝最得力敛财大臣，先后在地方推行盐铁官营、平准、货币改革等经济措施
这种与汉初历代皇帝抑制地方势力相违背的结果便是：凭借中央皇权赋予的权威，“中央特派员”仰仗技术手段肆虐吸收着地方民间资本，同时使自身家族在公权力的滋养之下，栖身于皇权监视之外的地方空间。
而这个通过中央权力栖身地方的官方取财政策并没有因为昭宣之治的开启而终结，而是始终伴随着两汉政权的发展历程。长时间中央与地方的特殊“交易习惯”使得派到地方的中央权力技术官僚世代扩张，而伴随着中央皇权在外戚、宦官和对外战争中的妥协和衰落，基层地区的管理职能也只能交给已在当地壮大的大族（前身便是中央官僚）来协助。
汉宣帝时期的中央官员在被任命到地方之前，都要受到汉宣帝亲自召见
这种恶性循环就为此时在地方根深蒂固的民族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东汉初期他们尚且可以履行职责维护秩序自居，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越发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官僚系统在与中央王朝的交易习惯中就越会腐化，大族们也就随着开启兼并土地、牟取私利，发展壮大自己的家族了。
封建官商的结合不但不靠生产获取社会财富，而且仰仗权力寻租手段占有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因此国家的生财之道便深深地掌握在地方强大的家族之中。这种地方家族在政治上说是门阀，在经济上便有当今所说的“财团”意味。
当富有化的地方大族足以垄断一国的经济命脉的时候，一个在政治上诉求更多，文化上影响更大的变相“诸侯团体”便在汉代的土地上诞生了。这个过程的始作俑者——皇权的初衷是使地方资源垄断在自己手中，但封建官商一旦把这个取财机器运转起来，无论皇帝还是地方势力，都再也没有办法来使机器停下。
王莽，以王莽为首的地方外戚势力是典型的代表
因此我们便通过两汉的政权运作看到了这个影响中国历史长达七百年的地方化集权过程：帝国中央吸取地方财富——封建官商垄断地方资源——地方势力的私有化进程——富有化的地方势力形成地方大族。
虽然汉昭帝、汉宣帝欲以皇权手段来平衡这种在地方已经形成垄断势力的官商集团，但在体制的框架下，在中央与地方达成的取财之道的默契中，皇权的意志只是一批从中央派出的官僚来兼并前一批从中央排除的官僚罢了。
这个过程随着王朝周期论下的经济运行，伴随着东汉建国到东汉晚期以汉灵帝为首的中央皇权在与地方势力的博弈中的落败而成定局。至此，隋唐之前的封建皇权只有凭借封建地方官僚才能有效地统治其所统治的区域。皇权与封建地方势力互相渗透，皇权靠大族立身创世，大族靠新的皇权继续合法掠夺地方财富。
图为曹操在平定北方收复两京的过程中地方大族支持
因此我们便看到了那些围绕在曹操、孙权、刘备、司马炎等等身边的地方大族的活跃身影，皇权与封建官僚的合作妥协于是成为了维系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帝国发展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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