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是人類固有的精神現象，始終存在於中西方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在生命的旅程中，孤獨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周國平曾坦言，孤獨是人的宿命，它基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世界上一個旋生旋滅的偶然存在，從無中來，又要到無中去，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夠改變我們的這個命運。

讀《一句頂一萬句》的第一個感受就是孤獨。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曾提及"生命從來不曾離開過孤獨而獨立存在。無論是我們出生、我們成長、我們相愛還是我們成功失敗，直到最後的最後，孤獨猶如影子一樣存在於生命一隅。"孤獨與生俱來、與生命同在，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種存在，是我們每個生命個體所普遍感知的精神體驗。

話，一旦成為了人與人唯一溝通的東西，尋找和孤獨便伴隨一生。

《一句頂一萬句》講述了一個"說"的故事，字裡行間寫滿了孤獨。楊百順和牛愛國成了一分為二的主角，出故鄉和回故鄉成就百年輪迴的宿命。

小說分上、下兩部，上部寫"過去"：楊百順在失去了唯一能和自己對話的養女後，為了尋找能夠"說得上話"的人，走出了自己的家鄉——延津。下部寫"現在"：楊百順養女的兒子牛愛國，在經歷了異鄉的孤寂後，同樣為了找到能夠和自己"說得上話"的人，走回了故鄉——延津。

一"出"一"回"，延宕百年，形成帶有宿命論色彩的輪迴。如果說小說上下部的這兩位主人公都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看作帶有明顯悲劇意味的人物形象的話，那麼，他們共同的悲劇質點就是與自己好不容易才碰到的說得來的人最後迫不得已地擦肩而過。

楊百順終其一生，和他說得來的只有繼女吳巧玲。然而，他和巧玲好不容易才熬煎得來的說得來的舒服日子剛剛開了個頭，就因為巧玲的失蹤與被拐賣而告終結了。在他的妻子跟別人跑了之後，迫於輿論，楊百順不得不作出一副找人的樣子來，但誰知這一找卻又事與願違地把唯一跟自己說得來的巧玲給找丟了。本來是要找不想找的人，但誰知這找人的結果居然是把不想丟的人給丟了。願望與結果之間的悖反效應，就使得楊百順的人生遭遇更加充滿了孤獨意味。

如果楊百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命運的被動承受者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牛愛國則已經開始以主動姿態面對命運的挑戰了。牛愛國被綠後，飄泊到了河北，在滄州泊頭結識了"老李美食城"老闆李昆的小妻子章楚紅。於無意之間與她發生了私情。而牛愛國與章楚紅之間感情的發生，也是因為他們兩個能夠說得來。這個時侯，牛愛國對自己妻子的出軌行為也有了一種"同情之理解"。然而，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同情之理解"，也才有了牛愛國最後毅然決然地要去尋找章楚紅的行為選擇。

必須承認，能夠產生這樣的一種認識，對於牛愛國來說意味著人生觀念的重大飛躍。牛愛國與他的姥爺楊百順之間最大的區別，也由此而顯示了出來。

楊百順和巧玲

就這樣，牛愛國從當年只是一味地隱忍退縮的縮頭烏龜，一下子就變成了敢作敢為勇於承擔的行為主動者。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也才意識到，其實我們自己也應該換另一個視角來重新看待龐麗娜、老尚、小蔣，甚至於也應該重新看待當年私奔了的吳香香與老高。

"說話"是一種交流，但更是一種"承認"。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如果是兩個人之間能夠說得來的話，那麼也就肯定會是"一句頂一萬句"，如果兩個人之間根本說不來的話，那麼自然也就是"一萬句"也頂不上"一句"，或者說，話越多，人與人之間就越是隔膜，孤獨就不可避免了。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說得著的人千里難尋。

人之所以孤獨，就是找不到能說得上"一句話"的人。《一句頂一萬句》無論是敘述還是人物，都凸現出了說話的藝術。在此，小說即是說話，是作者的說話，也是作者的"知心朋友"，即小說中眾生的說話。說話本身顯現出非凡的意義。

劉震雲說："世界上有四種話非常有力量：樸實的話、真實的話、知心的話、不同的話。當你遇到說不同話的朋友的時候，你的寫作就開始了。"回到作家這裡，我們也不難看到，劉震雲將小說創作也當成說話的一種，除本文前面所說的與小說人物說話之外，還有小說的說話藝術。從本質上看，本身就是一部說話的作品，中國古典小說的說話、民間的說話都是構成這部作品的重要元素，劉震雲說他在山西走訪時，將車停在一個大哥門前，這位大哥說了一句話："兄弟，你出門在外，不容易。"他說："這句話說得我心裡特別溫暖，就是這句話，奠定了《一句頂一萬句》的敘述口吻和敘述語調。"

正是對"說"的近乎偏執的關注，使劉震雲毫不猶豫地略過、刪除了"說"之外無關緊要的一切，比如人名（人物統一稱為"老×"）、地名（村莊統一稱為"×家莊"），小說就成了一幀素描簡筆畫，一則隱喻，簡潔卻有力，直擊由"說"組構起來的生之真相。就這樣，小說中每個人都圍繞著而且只圍繞著"說"與"聽"活著。小說中反覆出現過一個場景：一個人說："咱再說些別的"，另一個說："說些別的就說些別的。"這正是最理想的"說得著"的境界啊。

然而，如此順暢的"說"在小說裡實屬鳳毛麟角。何止不順暢，我們根本找不到"聽"得懂我們"說"的話的人。哪怕最親近的人，也是遙遠的。無法"說"原來是因為沒人"聽"。

在基督教語境裡，無法"說"、沒人"聽"，正是"上帝死了"這一神學事件帶來的重要後果——沒有了神，也就沒有了傾聽者。而在中國文化中，人才是傾聽者。劉震雲認為："將《論語》和《聖經》對照。第一句話，《聖經》是'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說的是人、神、天地、萬物的關係，但《論語》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這一點與小說中的孤獨密切相聯，吳摩西的出延津，要找的不是妻子，而是能說話的知心人。劉震雲認為，這是中國人跟其他的民族特別不同的地方，是宗教性的差別。

作家劉震雲

在神人社會，有痛苦時可以與神對話。而在人人社會里，將心腹話說給朋友，沒想到朋友一掰，這些自己說過的話，都成了刀子，反過來扎向自己。朋友是危險的，知心話是兇險的。所以，就有了汽修廠老馬這樣不願再與人交流而只玩猴的極端。

痛苦不是生活的艱難，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單，人多的孤單。

若是劉震雲僅僅呈示這百年來中國人的孤獨生存狀態，這部小說就會停留在一定的層面。劉震雲的巧妙之處就在於，他讓作品中的人物在不經意間道出了千年來中國人的孤獨，這是一種原始的固有的孤獨。私塾先生老汪對《論語》中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的理解其實就是劉震雲的觀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由於人中找知心朋友特別難"。老汪說：

"恰恰是聖人傷了心，如果身邊有朋友，心裡的話都說完了，遠道來個人，不是添堵嗎？恰恰是身邊沒朋友，才把這個遠道來的人當朋友呢；這個遠道來的人，是不是朋友，還兩說著呢"

輕轉筆鋒，便由鄉土的知識分子老汪到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象徵孔子，回想孔子生時，何嘗不是孤獨的呢？中國文學自《詩經》起，就開始書寫孤獨。無論是"云何籲矣！""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悲傷感懷，還是"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的無奈追問，其中都隱藏著一個被拉長的孤獨影子，這個影子一直投向此後千年的中國文學。

在世俗的觀念中，知識分子似乎是孤獨感存在的代言人，認為孤獨是知識分子的專有。如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等等。他們受到先進思想文化的薰陶，作為思想覺醒者，率先發現封建制度存在的種種弊端，渴望掙脫舊傳統的束縛，企圖喚醒"鐵屋子"中沉睡的人們，卻受到現實社會的種種束縛與限制，在孤立無援中飽受內心的煎熬與掙扎，知識分子最終陷入深深的孤獨之中。

劉震雲的過人之處正是跳出了精英圈子，寫出了中國最廣的人群——底層的民眾，由他們百年來的生存呈示而發掘千年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孤獨，以及在此基礎之上中國底層人民的信仰、親情、友情、愛情等問題。如雷達所說"它首先並不認為孤獨只是知識者、精英者的專有，而是認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車賣漿者們，同樣在心靈深處存在著孤獨，甚至'民工比知識分子更孤獨'，而這種作為中國經驗的中國農民式的孤獨感，幾乎還沒有在文學中得到過認真的表現。"

劉震雲從平淡瑣屑的日常生活出發，不摻雜任何情感，真實地描寫了底層人物精神世界的心靈遭遇，訴說著中國人所普遍存在的生命最本真最純粹的孤獨感，向我們揭示出了這些平凡小人物的精神困境。

《一句頂一萬句》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形象，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平民形象，有賣豆腐的老楊、趕馬車的老馬、鐵匠老李、剃頭的老裴、殺豬的老曾等等。劉震雲真實地還原出了這些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瑣碎的生活中關注著他們的精神世界，站在民間生活和底層百姓的立場上來書寫出一種平民式的孤獨。

一個人的孤獨不是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

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不論飽讀詩書、會在下雨天吟誦司馬相如賦的老汪,還是目不識丁、只能沿街給人挑水討生活的楊百順;不論是開著大染坊的老陶,還是整日推著板車叫賣豆腐的老楊;不論是家境殷實、知書達理的秦曼卿,還是從小被拐賣一心想著尋找心靈桃源的曹青娥。這個時間跨度很長的故事,它的地域跨度卻非常小,人物一輩子都活在一個滿地都是熟人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作者也知道語言消除不了生命帶來的孤獨,他只能在地域上給人物留下後路。

當吳摩西為了那句他始終都不明白的話要離開傷心之地時，當牛愛國要聽章楚紅那"一句話"在茫茫人海之中四處尋找時，小說的上半部和下半部都結束了，這都是沒有結果的結果。我們很難想象"一句話"的出現，如果真的出現的話，那將是話語的終結，那將是小說的死亡。

不是沒有"一句話"，而是我們無法阻止那強烈的渴望和追問，"一句話"是隱秘的符號，是永無休止有待破解的密碼。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句話"就是吳摩西要離開傷心之地，也是牛愛國的母親永遠無法清楚找回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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