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宣傳畫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先後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和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強調要“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和“堅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總書記對於新時代衛生事業的重視，讓人回憶起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主席親自推動愛國衛生運動以及民主黨派所起的作用。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民革領導人王崑崙，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愛國衛生運動的緣起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衛生設施匱乏，傳染疾病流行，民眾健康水平低下。改變這種衛生事業發展落後的狀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成為當時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1952年春，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發動細菌戰，毛澤東發出“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號召。同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兼任主任。在保家衛國的浪潮中，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領導和發動全國廣大人民開展了一場愛國衛生運動，將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推向高潮。
投身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主席王崑崙在1955年至1966年間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協助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分管文化衛生工作。這12年，正是愛國衛生運動內容不斷擴展，水平不斷提高的時期，以除“四害”為中心掀起了一輪新高潮，解決了大批社會衛生問題。
王崑崙上任伊始，他就抱定決心從看病入手，解決衛生戰線上所存在的問題，他按照北京市人大決議，到一線調研，提出“分級分工醫療”的具體辦法，讓群眾就近就醫，大病再到大醫院，顯著緩解了掛號、候診、取藥時間長、診治時間短的問題。為了解決急重病人的困難，他指示衛生局成立急救站，並督促建設，為測試運行服務效果，還親自躺在急救車裡感受行車時的顛簸程度。
此時，中共中央就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發佈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吹響了這一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號角”。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鉤蟲病、黑熱病、腦炎、鼠疫、瘧疾、天花和性病”“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1958年1月3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要求“必須在全國各地開始大舉進行以除四害為重的愛國衛生運動”。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佈了《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把“達到消滅疾病、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目的”作為除四害、講衛生的根本要求。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繼續開展除四害運動的決定》，指出“除四害、講衛生、消滅疾病，是增強人民體質、保護勞動力、提高勞動效率的一項重要措施”，號召全國醫藥衛生人員和除四害、講衛生的積極分子，以實際行動響應中央號召，再接再厲，為根除四害、消滅疾病而堅決鬥爭。
需要說明的是，根據當時的歷史認知，把麻雀歸為“四害”之一。實際上，麻雀的主要食物不是糧食，而且它們在繁殖期間銜蟲喂雛，秋冬季節又能消滅大量雜草種子，應該說是益大於害的。
在北京市組織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過程中，王崑崙認真學習和貫徹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精神，領導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總結制定了一套戶戶有人負責、條條塊塊相結合、突擊掃除與經常保潔相結合的推進群眾衛生工作的有效辦法。
王崑崙在工作中，特別注重將廣大人民群眾發動起來，全民動員、全民參與，著力解決突出衛生問題，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健康權益，腳踏實地為北京市的城市環境改善做著一份自己的貢獻。
除四害 講衛生
1958年1月31日，在《中央關於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發佈的當月，作為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王崑崙在北京市人民廣播電臺發表廣播講話，動員北京市民把除四害、講衛生運動進一步推進。
1958年年初，首都群眾舉行捕鼠日，王崑崙為表達對除四害的決心，有感而發創作了一首七律詩：“前年攜藥從東北，去歲東單試點初。臘盡千家跡漸滅，春回萬戶害應除。跳梁竊黍安容爾？清野犁庭可待吾！卷地風雪何歷迅，定教醜類伏全誅。”此外，除了單純的除四害，北京市還藉此機會開展了全面的環境整治，處理垃圾死角，掏挖廁所、清除蠅蛹蛆蟲，清掃塵土，將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與農業生產活動相結合，大力支援積肥運動。
“人工湖”與“馬糞兜”
為了從根本上提升北京市的整體衛生環境，降低人們患病的風險，減少滋生老鼠、蚊蠅的環境，王崑崙倡議“以民辦公助的方式把近郊大中型臭水坑分期疏浚，改造成人工湖”。他發動群眾，通過義務勞務與政府大力資助相結合的方式，將一批惡臭難聞的髒水坑變成了一個個北京市的新景觀，“團結湖”“八一湖”“青年湖”……相繼出現。
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主要還是靠馬車、騾車等承擔運輸任務，而馬、騾等牲畜沿街隨地遺糞便，容易招引蚊蠅，有礙環境衛生，影響市容，群眾意見頗大。
這一問題引起了王崑崙的關注，經過深入調查研究，他在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上提出，對馬車加強管理，規定凡大車進城的牲畜必須配戴上馬糞兜，以防沿街遺落馬糞，同時還要求車把式隨時清掃保潔，維護市容衛生。此後，王崑崙參加市容檢查時深入瞭解這一規定的實施情況。
“怎樣才能保證大車的牲畜不沿街遺落糞便”成為王崑崙當時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他梳理出上述問題的幾項主要原因：一是雖然許多大車有糞兜，但是車把式嫌麻煩、怕髒，不給牲畜配戴；二是糞兜質量不好、不耐用、易腐爛，有的生產隊怕增加開支而不再補充；三是馬糞兜太貴，有時還會出現缺貨的情況，不易購買。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王崑崙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入手。首先是從主觀入手，他親自主持制定了《北京市加強馬車進城管理規定》等文件，併成立了北京市車輛管理指揮部，要求各級黨政機關依照相關規定嚴格加強對馬車的管理。通過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加強有關單位和個人的學習，依法進行管理。客觀上，王崑崙設身處地幫助車把式們解決馬糞兜的供應問題。他與主管商業的副市長研究，決定由商業局供應一批質量結實，價格便宜，專做馬糞兜的布料，並加工製作一批馬糞兜供應市場。為保證市場的供應和平易近人的價格，馬糞兜的製作和銷售不追求利潤，由商業局、市代銷合作社直接送到以馬車為主要生產工具的農村生產大隊，並在一些城區關廂增設馬糞兜銷售點或代銷點，方便車把式隨時購買。這樣多措並舉，解決了北京城的“馬糞困擾”。
在王崑崙的努力下，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北京市的大街小巷環境整潔、蚊蠅極少，衛生面貌煥然一新，一度被外國來訪者讚譽為無蠅城，得到了國務院、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表彰。（可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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