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开年，全球票房惨淡。
当地时间3月12日晚，《花木兰》英国首映礼在伦敦举行，刘亦菲等主创盛装出席。然而没想到就在几小时后，迪士尼官方宣布：受新冠疫情影响，《花木兰》全球撤档！
此外，包括《速度与激情9》、《寂静之地2》、《鹿角》、《新变种人》等在内的多部全球大片均宣布撤档，新档期待定。
2020开年，全球影视业可谓损失惨重，像《花木兰》这样的电影，前期投资基本在2.5亿以上，撤档损失可见一斑。再比如《007》，有外媒预计，《007》的撤档损失至少在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然而在当初宣传《007》时，制片方光是投入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50万美元。
国内电影也早在除夕就遇冷，一众贺岁档皆因疫情之故因纷纷弃局：原定年初一上映的7部电影无一幸存。想当初，不论是由陈思诚执导的《唐人街探案3》，还是《哪吒》之后的巨制动画《姜子牙》，再或是巩俐领衔的《夺冠》都可谓万众期待……当真是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期间最可叹的无疑是徐峥的《囧妈》：2020年1月20日，徐峥突然官宣将由原定年初一上映的《囧妈》提档到大年三十上午八点。据当时媒体爆料，其苦衷主要是签订了对赌协议：协议规定，若票房如果达不到24亿，就得支付资方6.3亿。当时不少网友都为其揪心，尽管事后双方各退一步免费公映，但疫情之下类似情形不在少数。那么，从法律角度上看，对赌合同究竟该废还是该赔呢？
对此，MSN《宏儒言法》专栏作家为您解析——
孙宏涛，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支超颖，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硕士生
【专栏解读】：
近年来，热门大片纷纷引入对赌机制。对赌机制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融资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而设计的估值调整机制。对于电影业来说，票房具有不确定性，或出于激励目的，或出于投机心理，制片方与导演、上下游公司、发行方等关联方之间可能会签订多个对赌协议。本文主要讨论制片方与保底方之间的保底发行协议。
保底发行，即制片方与保底方在影片上映前约定一个预期票房，无论影片实际票房几何，制片方都能提前锁定一笔高额收益，而保底方则对于在实际票房超出预期票房的部分优先获得额外收入。这种模式将项目风险由制片方转移到保底方，制片方得到基本的保障，保底方则利用资本优势，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商业操作。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档电影集体撤档，这种情况下，对于相关电影的保底发行协议可以适用不可抗力条款。保底发行协议作为对赌协议的一种，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合同，受《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等相关条款的调整。根据《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民法总则》第180条第2款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院线春节档电影集体撤档，符合不可抗力条款的三“不”要件。春节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按照往年经验，春节档电影的观影人次、上座率和票价都会远远高于平日，相关电影撤档后无论是延迟上映，还是通过网络收费上映，票房必定低于春节档院线票房，而保底发行协议中的保底方“赌”得恰恰是春节期间院线可能的高票房。以欢喜传媒出品的《囧妈》为例，横店影业以24亿为其保底发行，“赌”的是《囧妈》在春节档票房可能超过24亿，春节这个时间点对于保底方横店影业预估保底金额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春节撤档足以导致保底发行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
对于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保底发行协议，可以调整履行目标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终止履行。保底方若对保底发行的电影票房仍然看好，可以与出品方协商保底金额以及电影档期，重新订立保底发行协议。若保底方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1款“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保底发行协议，双方可以重新签订普通的代理发行协议或者由出品方对保底方预先支出的宣发费用做出合理补偿后终止合作。若出品方将电影出售给线上平台，由院线转为网络公映，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对发行方和院线的宣发成本进行合理补偿，毕竟前期的宣传工作对电影的售价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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