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鹤广场上的赵抃塑像
赵抃：琴声寒日月，鹤唳彻遥天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读南怀瑾大师的著作，他在《论语别裁》和《老子他说》中，多处提到一个叫赵抃的人，故事讲得很是生动吸引人，读之受益匪浅。
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这个人我以前是真不知道，连他这名字我都不认识，更不要说有关他的生平和有何出彩之处了。
古文读过不少，自认为识字还算多了，可这个“抃”字真是第一次见，不认识的字，先读半边，然后再去查字典，一看，果然，读作“变”音，是拍手或鼓掌的意思，看来，这招还是有效。
我觉得吧，起名字用这生僻字很是不好，被人经常叫错的话，岂不很尴尬，甚至还会影响声名的传播，一个文雅有内涵的名字是有助于人们记忆的，比如钟南山。
而用没几人认识的生僻字，肯定没几人记得，比如那跪在岳飞坟前的四个人，最多只能记得三个，那剩下的一位，若能脱口而出且又能读音准确者，定是极少的吧；这倒是要感谢那人的爹娘，给他起了个大家不认识的名字，弄得现在没几人识得这戗害忠良的大奸臣了。
崇州市的文化中心----琴鹤广场
在成都边上有个崇庆县，现在叫作崇州市，那里有座琴鹤广场，便是纪念这位赵抃，因为他为官清廉，去哪里当官，来去都是一把琴相伴，一只鹤作陪，两袖清风，他在此为官多年，政绩卓著，故而此地特以一广场命名琴鹤以资纪念，但当地知道赵抃之人有多少？是否也因这生僻字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赵抃，字阅道，号知非子，浙江省衢州人，仁宗年进士出身，除武安军节度推官，后召为殿中侍御史，出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旋改益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
神宗立，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复在杭州、青州、成都、越州等地任知州，以太子少保致仕，时年77岁时卒于家乡，谥号清献。
《宋史》对赵抃考中进士前没有一字记述，但却是将他与大名鼎鼎的包拯同传，从中可以看出，二人有许多的共通之处，那便是铁面无私，刚正清廉，俱为一代名臣。
赵抃和包拯现在于知名度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究其原因，自然是包拯有戏曲和小说支撑，并经累世叠加，如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以至于将很多本属于赵抃的元素，也附着在包拯的身上。
琴鹤广场上的赵抃塑像
包、赵二人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抃是殿中御史，职司宫禁之狱；包拯任御史丞，职司分巡朝外四方之狱。用今天的话说，赵抃负责首都各部委机关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包拯负责地方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
可以肯定的说，现在人们概念中的包公，实际上是赵抃和包拯二者合一的产物，即半是“黑脸”包拯，半是“铁面”赵抃，但百姓是不管那么多的，认定一个包青天便罢了，哪还管你赵抃为何人。
赵抃被誉为“千古官守第一、千古治行第一”，可以说是满满正能量之人，他疾恶如仇，对有权势或者皇帝宠幸的大臣，只要是有不法之事，必定要弹劾，即使是当朝扏宰也是毫不容留情的，因而有着“铁面御史”的美誉。
他这个赞誉是同弹劾宰相陈执中一事密切相关，当时是陈宰相的小妾逼死了一个丫鬟，后来跟着又有两个丫鬟不知什么原因也死去了，这一下可是三条人命，赵抃当即便愤而上书弹劾。
但在那个时候，丫鬟如私人财产，是可以由主人任意处置的，换言之，即使打死也可以不用偿命的；所以，当时的宋仁宗并没有将其当回事。
可赵抃却不依不饶，半年内连续上12道奏章，坚决要将宰相拉下马来，在他的努力下，仁宗皇帝最终不得不罢免陈执中，而赵抃也因此获得“铁面御史”的美誉。
对其他如结交宦官，横行不法，或者行小人之事的官员，他是疾恶如仇，不停地上奏弹劾，以至于当时朝廷中这类高官，被拉下马者不在少数。
相反，对受到不公待遇的“君子”，他是竭尽全力予以保护，最典型的就是欧阳修了，这老兄的政治敏感性极差，是一“朝堂醉翁”，正是在赵抃的保护下，他才得以立足中央，才有后来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赵抃同我们成都是很有渊源的，他四度入川，在这巴山蜀水间留下了很多让人感叹的故事，当时叫江原的崇州，便是他首次入川为知县的地方，再有一次是去三台，后来又两任成都知府，所以，他在四川的时间是很长的。
他在四川留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以至于后来的宋神宗在对后来为政成都官员训诫时，都勉励他们要以赵抃为榜样，学习他简装入川、清白治蜀的廉正精神。
县封萧索楚江澄，旅况吟怀冷似冰；
漏促已交新岁鼓，酒兰犹剪隔宵灯。
立身从道思无愧，得路由机患不能；
未报君恩踰四十，青春还是一番增。
这是他沿江而上，到达今天重庆忠县时所写的一首名为《除夜泊临江县言怀》诗作，时值除夕，赵抃感慨年华易逝，虽然年已40岁了，却依然感觉青春依旧，为报君恩的他，只有努力工作，方不负皇帝的信任及百姓的期待。
赵抃在崇州一呆三年，因史料的缺失，他有何政绩，我们是知之甚少，至少他是修建了杜甫蟇以及很重视教育，而我们从他的为人和自律，以及一贯的工作能力来看，应该是造福一方了。
因为，在明朝时，当地特为他和陆游修了一座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即今天的陆游纪念馆，并且现在的琴鹤广场，也是以他的故事而命名的。
后来，他又一次入蜀，赴成都任知府，在渡青白江时，看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他击楫而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 此后，这条江被称为清白江，今天成都青白江区由此而得名，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在那以前这江是何名。
弃舟登岸，一头瘦驴，一张古琴，一只白鹤，再加一个年老的仆人，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品一盏成都的盖碗茶后，冷冷地看着那城门口迎接他的仪仗，悄悄入城，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布衣太守”。
史载其：“知益州。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
赵抃治蜀，成效卓然，但史书有时也有夸大之词，比如说他在虔州，也就是今天的赣州为政时，他“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
这可不是仅赣州一地，还包括下面众多的县治，居然牢狱没有犯人，这个我凭感觉就觉得不真，最多只能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民间都受他的感化，风气变成纯朴善良，打官司的人少了，要说监狱内连犯人都没有了，这个打死我也是不相信的。
后来的他为官两浙路，即今天的江浙地区，适逢灾情，“民饥馑疾病，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
赵抃身先士卒，救济赈灾，并组织生产自救，以工赈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建造疫坊，收治疫者，为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中，而此时的他，已是67岁的高龄之人了。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对此有过评论：“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他最后一次去蜀中是有原因的，那时四川出现了士兵暴动的迹象，是抚是剿朝廷举棋不定，最后宋神宗又想起了对治蜀颇有心得的赵抃，遂不顾赵抃已是68岁高龄，又将其派往成都掌控局面。
赵抃早已是高居宰相之位，以高就低，史无先例；但情急的神宗还是去探一下赵抃的口风，没想到赵抃一口答应，在他来看，个人名声事小，国家利益为大，于是，神宗授以资政殿大学生的身份，再次出任成都府知府。
临行前，获得“便宜行事”之权，到成都后，赵抃审时度势，并未施严刑峻法，而是“治益尚宽”，加上他多年在蜀的威望，使得有变乱之心的士卒们“人知公有善意，转相告语，莫敢复为非者”，一举化解了蜀中危机，再次体现了他仁政恤下的政治品格，以及杰出的政治才干。
让人感动的是，当成都人民知道是赵抃又来就任时，那是欢欣鼓舞，据苏轼的表兄，就是那位“胸有成竹”的文同，在《送赵大资政再任成都府》曾描述道：
“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皆曰：我之七筋安于食，而枕第乐于寝者，不图今日复因于我公矣。”可见他在成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赵抃对成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在蜀期间，还主持编撰了《成都古今集记》，这是一部记录成都历史和人文，以及风俗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志书，它包罗万象，甚至还总结了历代治蜀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称之为成都的百科全书，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
在四川为政期间，他与“三苏”多有交集，苏轼兄弟曾专程到成都拜见赵抃；赵抃对苏轼和苏辙这两位新科进士很是欣赏，在向朝廷举荐本地贤良时，不但苏家兄弟自在其中，而且还努力将苏洵荐为校书郎。
后来他们一直是书信往来，赵抃去世后，苏轼为其写了洋洋洒洒的数千字碑铭，东坡老是很少给人写碑文的，一生中除了给富弼和司马光，以及老父的故交，著名史学家范镇写过外，再有就是这赵抃了，而在内容和情感上，就数这《赵清献公神道碑记》最为感人了。
赵抃的一生，虽居宰相高位，但却长期在基层为政，从初入仕的推官和通判这些低级做起，后来的他三任知县，七知州府，两任转运使，这些经历使得他能够直接触摸到社会底层的脉络，了解民众疾苦，从而对他的思想和决策能力的提高，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早期任低级官吏的阶段外，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还是地方志，对赵抃在地方为官时的政绩多有记述，其特征为大事小事，事必躬亲，他重视水利建设，体察民情，有针对性地施以相应的策略。
但他却又是一个不喜欢“折腾”之人，喜欢的是如办书院，传授学术这类的事情；于治理地方，他崇尚的是无为而治，放权给地方，他只行监察之责，致力营造一种百姓自耕其田、自得其乐、“岁丰无盗、狱冷无冤”的太平世界。
其实，赵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积极用世、忧国忧民之情和秉公执法的精神，而他行事又有老子“无为而治”的风格，看重的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这看似同亲力亲为相矛盾，体现的却是他行事的方略，只要他认为是重要的，或者摆到他面前的，事无巨细，必妥当处理，给民众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但他追求的根本是“人为闲郡我为荣，僚友多欢事少生。”
他与包拯同为“铁面无私”的人物，但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相比较之下，赵抃更多地是体现了其“柔情”的一面，是一位充满仁爱的父母官；在对贪官污吏行铁腕打击的同时，对忠臣的过错却又是有着极大的包容。
赵抃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的为政情怀，这种同情一直贯穿于他的仕宦生涯，尤其在任地方官时，体现得更明显；他“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爱戴和拥护。
赵抃既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书棋琴诗样样俱精，与他同时代的苏辙就曾称颂他:“诗清新律切，笔迹劲丽，萧然如其为人。”
这似乎与他“铁面”的形象有些不符，可是要知道，当年考上进士之人，于文学艺术都是有所涉及的，只是用心的程度不同而已。
向晚立汀沙，人闲目更赊；
林疏僧屋露，风转客帆斜。
幽白孤飞鸟，横红数抹霞；
渔翁偶相问，怜我宦天涯。
这是赵抃的一首《向晚》，虽语言浅白，意韵却颇深，他的诗并不在字句上下功夫，不会去精心雕琢，体现的风格是：“诗触口而成，工拙随意，而清苍郁律之气，出于肺肝。”
他的诗在很长时间内，被他的政治功绩和品格特征所淹没，并没有太大的诗名，其实是被严重低估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觉得他的诗同他的声名有很大的差异，正如纪晓岚所说，赵抃“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
他同欧阳修是好友，而欧阳修是“诗文革新运动”倡导者，也就是所谓“宋调”的领袖人物，同当时流行的“晚唐体”或“西昆体”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而赵抃即是“宋调”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他的诗既有“西昆派”的“工丽妍妙”、“清新律切”的风格，又有“以文为诗”、“粗犷豪迈”的“宋调”流派的特色，所以，不能将其简单的归于哪个流派。
赵抃留下的诗作有七百余首，不可谓不多，而且后人的评价也很高，说他“诗有渊明古淡之风”，“诵其诗，冲淡如陶”；但他却极少填词，这应该是归于诗可言志，而词乃艳调的观念作祟，以他这样的“正神”级之人，大概是不屑于填词的。
雨过回廊，圆荷嫩绿新抽。越女轻盈，画桡稳泛兰舟。芳容艳粉，红香透、脉脉娇羞。菱歌隐隐渐遥，依约回眸。
堤上郎心，波间妆影迟留。不觉归时，淡天碧衬蟾钩。风蝉噪晚，馀霞际、几点沙鸥。渔笛、不道有人，独倚危楼。
这首《折新荷引》是赵抃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词，我感觉要比他的诗要好很多，宛如一幅动静有致的风情画，将江南美景和娇艳的越女，在歌声和渔笛中徐徐展开，声色交融，韵味无穷；只是最后两句，将作者的孤独，融入了画卷中，倒显得有些突兀。
赵抃也是普通人一枚，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他“朝廷论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夺”，而更多的是抚琴逗鹤，一有闲暇，便游历当地山水，吟诗观景，乍一看，同性情中人别无二致；有一则故事倒是道出了他为人的真性情。
一琴一鹤是赵抃的标配，其实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便是一直跟随他多年的老仆，当有一次赵抃遇到一位倾心的妓女春月时，便作了一首诗，让老仆送去，一诉思念之情。
可这老仆人不但严辞拒绝，还在赵抃同那女子缠绵后，竟直接回乡向赵母告状去了，赵抃很是生气，便责罚了老仆，谁知这老仆也是个有脾气之人，多次闹着要告老回乡，二人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可是在老仆去世后，这赵抃跪在灵前痛哭流涕，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因为他理解了，这忠实的老仆人是在教他做人的道理，是让他做一个为民的好官。
包拯在国人的心目中是个黑脸，这个史无记载，倒是有野史说这赵抃长得黑，但是，黑虽黑，却很有点慈眉善目的意味，也许现在的“黑包公”的形象，还真就是二人合而为一的成果。
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
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
这是他退休后在故乡时写的一首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叟了，风云一生的人物，早已将过去遗忘，一把蒲扇，两杯小酒，同当年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们聊天，所以，这诗读来，很有陆游的“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韵味。
赵抃的离世很是安详，他感觉就要告别人世时，将儿子赵屼召唤过来，史载：“晨起如平日，屼侍侧，公与之诀，词色不乱，安坐而终。”神宗闻之，大为悲伤，辍视朝一日。
赵抃祠
观赵抃的一生，历仁、英、神三朝，始终以中和之道处之，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二十年间共四次入蜀、五地为官，七次往返，有宋一代官吏，可能只赵抃一人。”
赵扑虽有“铁面御史''称号，在他身上，却更多地杂糅了儒家思想与佛教释家情怀，他事事讲求原则，却又时时怀柔力慈。
他始终是将以民为本作为自己的信条，因地制宜，因俗治政，宽严不同，有度适度，宽不为驰，严不为残，此风格一以贯之。
赵抃一生不置产业，为人低调不张扬。大文豪苏东坡赞其人品操守“玉比其洁，冰拟其莹”，“东郭慎子清，孟献子之廉，郑子产之惠，晋叔向之贤”，抃一人“兼而有之”；而同时代的大儒宰相韩琦称赞他为“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
他是一个真实仁爱、廉洁正直，有担当的一代能臣，他那“身帅以俭，德化吏民”的一生，给后世留下了正直立庙堂的伟岸形象，所以，说他是大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不为过的，也为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赵抃一生都在为大宋朝操劳，花甲之年亦奔波在需要他的路途中，我不知他的琴技有多高超，但我能感觉到定是高古清妙；我不知鹤的寿命有多长，但我总觉得那鹤翩然振翅的身影，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
晴空下，一位老者，以鹤为伴，身背古琴，依然行进在历史的时空之中，虽然他有些孤独和寂寞，但他初心不改，执着向前，浮名于我有何哉！
赵抃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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