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英國導演史蒂芬·麥奎因和演員邁克爾·法斯賓德聯手奉獻了一部經典電影《為奴十二載》，擊敗了《地心引力》等一眾熱門影片，捧回了當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無疑，這部電影在當時奧斯卡“太白”的聲浪中具有鮮明的映射含義，對於黑人的關注、自由的嚮往以及展現出的人性的自私、貪婪使它鞭辟入裡地刻畫了一個高貴的黑人淪為階下囚的十二年生涯，這是對歷史的反思，也將歷史的視角鎖在了一個無法被人遺忘的角落。
有趣的是，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美國身份，但卻通過形象的巨大反差將所羅門·諾瑟普同名小說《為奴十二載》中那段聳人聽聞的奴隸制暴行呈現於銀幕之上，“守望相助”和“自由與公平”成為導演鮮明的內涵主題，引出了關於對於人類歷史進程和未來發展的思考。
小提琴演奏家淪為階下囚，黑奴制的現實與荒誕
導演史蒂芬·麥奎因善於將自己的政治信仰融入極具衝擊力的畫面，飽滿的情緒波動常常隨著角色的處境發生變化，彰顯出歷史進程大背景下，彷徨、孤獨、殘缺的人格特徵和命運走向，其作品中顯示出的人道主義關懷歷久彌新，揮之不去。
這部影片以寫實的創造手法還原出上世紀40年代美國波瀾壯闊的時代輓歌，通過所羅門鮮為人知的十二年生活對比推動劇情的發展，與《被解救的姜戈》在形式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史蒂芬通過小提琴表演藝術家從人上人淪為階下囚的過程，深刻剖析了種族主義對於黑人命運影響的沉浮。很多人也將本片與2011年的《相助》進行比較，兩者都圍繞種族主義制度展開劇情，對黑人不公正待遇進行了重新定義，《相助》更側重於白人視角的多元化展示，而《為奴十二載》則聲色俱厲地直接表達出種族歧視暗流湧動的美國社會所為人不恥的一面，融入了所羅門在十二年中的成長經歷，使“批判”的含義更加凸顯。
這部1853年創作的同名小說似乎預示著黑奴制離現實遙不可及，140年後的再次啟封具有強烈的現實映射效果。在全球化種族融合日漸加速的今天，如何更好地看待分處於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種成為本片至關重要的主題之一。
影片始終貫穿著對於奴隸制無聲的控訴，在勞動號子淺唱低吟的吶喊聲中，所羅門及其同伴赤身裸體勞動的場景與遙遠縹緲的背景聲重疊消融，“普拉特”的僕人身份與所羅門的主人身份漸行漸遠，人格的錯位與精神的緊張使所羅門對自我認知產生強烈的懷疑，從沉默到小聲哼唱再到全力投入，男低音的聲浪在長鏡頭的注視下顯得詭異、扭曲，成為本片對於現實不公的美學呈現，餘音繞樑、不絕於耳。
在視聽盛宴的表象下，一種躁動不安、蠢蠢欲動的潛流時刻彰顯著緊張的氛圍，其中小提琴構成所羅門身份的象徵，也同樣具有“反對黑奴制”的物象屬性，宴會的橋段中設置為情感波動的高潮：
當普拉特因小提琴技藝受到主人的青睞時，另一位黑人伊萊扎卻面臨家人分別的痛苦，販子們不顧哭嚎的悸動，在鞭打體罰的形勢下響起宛轉悠揚的小提琴聲，小提琴不僅串聯起來人物情感，還將販子們的心狠手辣與毫不留情刻畫的淋漓盡致。
這一幕與影片結尾所羅門回到家中的熱情相擁反差強烈，宛如地獄升入天堂，無盡絕望之中的陡然反轉讓幸福的氤氳更加強烈，映襯出黑奴制的現實與荒誕。
尖銳的呈現方式和圓滿結局彰顯政治正確下的“好萊塢模式”
所羅門·諾瑟普這樣掀開了小說的篇章：“我一直在北方生活，從小就自由自在，然而我一直有個夢想，渴望能在白人的世界裡擁有一席之地……眾生平等，沒有人甘願做一個卑微的奴隸，我無法理解，那種允許奴隸制存在的法律或宗教，還有何正義可言”。
影片視聽語言下的呈現與小說展現出的黑奴制如出一轍，影片甚至更進一步，直率、透徹地展現出美國南北戰爭前黑奴境遇的悽慘，與2012年昆汀《被解救的姜戈》相比，《為奴十二載》沒有去曲意迎合，而是突破常規地啟迪觀眾思考歷史問題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係。
影片所表現出的上層社會的奢靡浮誇與底層黑奴的忍辱負重二重奏般地唱響了黑人背井離鄉的人生之歌，其中福特先生的兩次佈道採用音畫分離的方式，展現出一種分裂與錯位的人生關係。
其一是監工約翰對黑奴的訓誡，源於約翰對於黑人的鄙視與尊貴身份之間的對位，約翰想要像提線木偶般操控黑奴們的日常起居，唱出的曲調為“黑鬼快跑”，這首出自黑人的歌曲原本輕鬆活潑，卻被用在黑人逃亡的過程中，嘲弄與威脅時刻威脅著黑人的生命，在砍伐樹木的聲音中，福特先生的佈道穿插其中，一方面展現的是虛假精神的救贖，另一方面展現的是赤裸肉體的奴役，相得益彰的此消彼長耐人尋味。
其二是伊萊扎哭泣聲中的逐漸加強，對於兩個孩子命運的擔憂讓伊萊扎掩面而泣，如何生存並尋找未來生活的方向成為每位黑奴最為迫切的任務，對於既定現實，哭泣除了表現的懦弱無助外毫無用處，然而福特夫人卻無法接受這種“不和諧的噪音”，當盛世欺凌施加在孤立無援的伊萊扎身上時，佈道之聲成為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影片極力塑造出無助的守望也盡在於此，極少人能像所羅門一樣重歸故里，更多黑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影片在批判與揭露之中仍然有種錯動與張力，這體現在圓滿結局的“好萊塢模式”上，所羅門的家人團聚在鏡頭的拉伸下顯露出其他仍被奴役的黑奴，釋然的表情與溫馨的氛圍是對心靈創傷的彌合，卻將焦點再次指向奴隸制的根源上，每一次的離家遠行都述說著無盡的憂愁。
十二年的流走時光彰顯出生命的脆弱和自由的真正含義
奴隸制看似揭露的是制度問題，其實質仍然是對於膚色、出身的評判。那些高貴的白人含著金鑰匙出生卻將黑人視為天生的下等人，膚色區隔開他們後天的所有努力，即使才華橫溢又能如何？無法改變的膚色像是無形的標籤鑲嵌在每位黑人的額頭，天才小提琴手所羅門的才能就是明證。
他的第一次反抗義正言辭：
“我名字叫所羅門·諾瑟普，我是自由人，來自紐約的薩拉託加，和我妻子、孩子一樣是自由公民，你無權拘留我”。
幾頓暴打之後，“你是奴隸嗎？”的答案換為了標準的“是”，而自由成為了他無法企及的“美好願景”。
他一遍又一遍的問自己這究竟是不是夢？甚至祈求上帝的憐憫。人們習以為常的通過知識、思想改變命運成為笑柄，從所羅門到普拉特看似是名字發生了變化，實則預示著身份地位的淪落，這種直面揭露的方式讓觀眾沉湎在強烈的戲劇衝突漩渦中無法自拔，代入感達到極致。
影片通過藝術的極致來表現人物內心的絕望，當所羅門被吊在樹上時，導演使用了長鏡頭來表現所羅門落魄無奈的形象，對命運的不甘與自由生活的嚮往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消失殆盡。在這裡，心理的不斷暗示產生了心理學上的“羅森塔爾效應”，日漸頹廢的心態會讓一個人更快地沉淪，哪怕所羅門仍然想要活下去，那根不爭氣的繩子卻似乎成為了通向自由之門的最大障礙。
鏡頭的扭轉完成了蒙太奇場景的切換，悠然自得的白人、歡聲笑語的孩童意味著十二年的光陰會週而復始地折磨著所羅門。冷靜而詳實的鏡頭語言體現出導演深層次的人物理解與指導風格，單調而冗長的畫面不僅沒有消散觀眾們對所羅門命運的關注，反而激發了點點漣漪，想要窺視平靜湖面下的洶湧澎湃的情感波動。
影片有段長達8分鐘鞭打女僕的橋段，鏡頭整整圍繞女僕旋轉了四圈，為了一塊肥皂，帕特西幾乎付出了她的生命，艾普斯先生的一句話點出了上層階級對底層人民的蔑視“人對自己的財產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肥皂是他的財產，女僕也是。這個層面上，黑人已經被徹底物化，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只能如螻蟻一般踐行著物品的屬性。
生命的脆弱與自由的嚮往在夾縫中艱難生長，從戴上腳鐐手銬的那天起，人生就已徹底改變。美國首府華盛頓曾聲稱這座城市可以實現“人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謀福權”。反觀現今仍然能偶然聽到的種族歧視新聞，我相信歧視現象會越來越少，當然，這需要所有人的齊心協力，讓種族主義的陰霾消散於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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