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 讀蘇童感

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從八十年代起,青年作者佔據了大半壁江山,他們主導了文學的方向,如洪峰、殘雪、餘華、格非、莫言、劉恆、蘇童、孫甘露,還有之後的遲子建、遲莉……他們給中國文學的發展注入了鮮活的血液。其中,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異軍突起的餘華、格非、蘇童、孫甘露等,被文學評論界定為“先鋒派”作家,他們的文學被稱為“先鋒文學”。筆者也認為,無論是在創作思想還是在藝術技巧上,這些作家都極具創新意識,因此稱之為“先鋒”是不無道理的。

  先鋒文學的出現,與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髮展和文學的內在創作演變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中國開放進程的加大,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度也在增大,在理論家、批評家和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人們對現代主義文學方法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認識和改變。人們經過初步探索和實踐後發現,在中國文學作品中運用一些現代西方的表現形式和技巧,可以增加作品從未有過的魅力。比如王蒙、宗璞等人的“意識流”、馬原的“魔幻主義”、莫言等人採用的冗長的無句讀的敘述技巧等,都曾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隨著西方文學影響的不斷深入,人們有了更多的參照物和模仿物,各種風格流派的文學盡顯自己的思想和藝術魅力。先鋒文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其中,蘇童是成就很高的一個,至今仍活躍在文壇。一度時期,他的作品倍受關注。特別是《妻妾成群》、《紅粉》被張藝謀搬上銀幕,作者的知名度更進一步提高。之後作品集《世界兩側》、《少年血》、《後宮》、《米》、《蝴蝶與棋》等相繼出版,這可以看作是其先鋒文學成就的一個總結。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先鋒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其自身的弊端,作家們的創作也陷入了困境。這種文學現象如流星一樣,雖然照亮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天空,卻最終沒有成為主流。然而,先鋒作家們取得的成績和他們為中國文學所做的探索性的貢獻是抹殺不掉的。這裡,我們將分析蘇童作品的藝術和思想價值,試圖通過這種渠道來展示先鋒文學價值的一斑。由於條件所限,筆者對蘇童作品量不是很全,對其他有關評論家們對先鋒作家和蘇童作品的評論涉及不多,因此只能談一些有限的看法。如果對一些已成定論的說法筆者還在嘀嘀不休,只好在這裡先行致歉。

  一,蘇童小說的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那種充分個性化的敘事方式和審美風格上。

  蘇童是北師大畢業的學生,江南蘇州人氏,被譽為“江南才子”,他那種文人氣質的外溢,靈氣四溢的寫作,細膩而略顯纖弱的藝術個性,給文壇帶來了一股不小的衝擊波。蘇童以他那種獨特的感覺方式與美學風格,構成了一個豐富的文本世界。

  首先,其作品的風格是獨特的,有人稱為“零度風格”,即沒有風格的風格。可以說,從他早期的《桑園留戀》、《妻妾成群》直至後來的《游泳池》、《天賜的親人》,都不同程度體現了這一風格。這裡謹作一些分析。

  《紅粉》是蘇童“先鋒小說”後期的代表作,發表在《小說家》1991第一期,是他以《妻妾成群》為開始的“婦女生活”系列小說的其中一篇。作品描繪的故事極具傳奇色彩,但更讓人感性趣的,還在於那種充分個性化的敘述。作者並非僅僅滿足於一個故事。和其一貫的寫作風格相吻合,《紅粉》選擇了塵封的歷史作為描寫的背景。在作者筆下,那些早已消逝的煙館、賭場、妓院、狹窄的街面和氤氳的南方天氣又清晰地映在了我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我們能看出,作者在寫作時力圖把故事投射到人物的意識中,把敘事僅侷限在人物所能看到、聽到的範圍內,力求冷靜、客觀、不露聲色,就連詞語的使用也僅於一些不帶感情色彩的中性詞彙。如小說寫到秋儀置身於浦太太面前那種難堪尷尬的場面時,只寫到秋儀“始終感覺浦太太尖銳的目光在她的全身上下敲敲打打的,浦太太南腔北調的口音在秋儀聽來也很刺耳”,寫老浦最終在墳場被槍決也只是“當槍聲響起,老浦的腦袋打出了血漿,妓女們發出一聲淒厲的慟哭,有人尖叫,都是小萼,都是小萼害了他”,便戛然而止。但即使是這種所謂的“零度風格”的追求也阻遏不了蘇童那種文人氣質的外溢。在他靈氣四溢的寫作中,那種細膩而略顯纖弱的藝術個性,那種略帶陰鬱和書卷味的惆悵和感傷,都頑強地穿越故事的表層而傳達出來,形成了一種明亮的主體精神的照耀和穿透,一種情調,一種意蘊,一種抒情,一種強烈的風格化了的敘事話語,如詩,如畫,流露出了強烈的主體抒情特徵。

  在《1934年的逃亡》中,我們注意到,蘇童話語操作的先鋒性於仿古典風格構成了強大的藝術張力,令人在敘述的遊戲與顛覆中迷失方向而滑出文本豐富的意義鏈套。作者以徐緩而沉靜、激情而詭秘的敘述穿行在家族歷史的碎片之間。這些,在其代表作《米》、《妻妾成群》和《罌粟之家》中都有充分的體現。敘述的激情與抒情其實僅是裝飾頹敗故園上的花朵,顯得悽豔美麗卻又不失悲壯激越,歷史的感傷之氣從敘述的縱深之處鋪展開來,讓人無法迴避。

  其次,從一開始,蘇童在構造小說的語言上就顯得與眾不同,敘述方式也顯得獨具特色。這從他的第一篇小說《桑園留戀》開始,我們便比初窺端倪。作者平靜地敘述故事的表面,似乎是不經意地。但我們總會從作者平淡的敘述中,從看似瑣碎的故事中觸接到作品的背面。作者也曾說過,《桑園留戀》“在我的創作中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我後來的短篇創作的脈絡中初見端倪,一條狹窄的南方老街(後來我定名為香椿樹街),一群處於青春發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臨於黑暗街頭的血腥氣味,一些在潮溼的空氣中發芽潰爛的年輕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靈魂。從《桑園留戀》開始,我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搖晃不定的生存狀態”。這便是《少年血》。 作者沉重地敘述,很少有心理的描寫。淡心理描寫的匱乏並不妨礙我們觸摸到任務內心的紛繁世界,相反,在看似無關緊要的情節描寫中我們更容易感受人物的心理,而且作者留給我們的想象空間更大。客觀的敘述和心理描寫的近乎空白恰恰為了表現敘述的客觀。

  而且,在蘇童小說中,第一人稱佔據了絕對多的比例。不管年代背景是現代還是遙遠的古代,都有“我”出現,譬如其長篇小說《我的帝王生涯》。但很多篇章裡,“我”僅僅是敘述者,是旁觀者,只是事件的見證者。“我”遊離於文本之外,不承擔故事的角色。這樣的敘述方式使故事顯得更加親近,而且客觀性也充分表現了出來。之所以能達到這一效果,源自作者在敘述中的那種美麗的平靜。

  再次,蘇童的小說,其背景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若濃若淡,似有似無,隱沒在一片迷離恍惚之中。加上文本中透露出的那種淡淡的回憶、斑斕詭秘的意象,形成了迷霧般的氣氛。像《紅粉》中滲透出的那種纖麗婉約的文本氣質,恰如一種喟嘆,一種纏綿,一種傾訴,一種美麗的憂傷,構成了《紅粉》乃至蘇童前期絕大部分作品的美學世界。

  蘇童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對文學的語言和文本的巨大熱情。文學的現實意義和現實來源對他來說是可有可無的,而把文學的語言作為文學的生命,他認為文學完全是個人心靈的產物。筆者認為,他這一表現跟南北朝駢賦取材纖細柔弱、形象綺麗豔冶,格調細巧尖新的文風和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有近似之處。蘇童曾在《文學自由談》(1991年第三期)上這樣闡述《妻妾成群》的寫作:“因為我確實什麼東西都沒有,全是自己想出來的。……我想可能是我創造了這麼一種生活,可能這種生活並不存在。這涉及到一個作家,一格創作者,我是這麼寫東西,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我的想象,我的白日夢,或者我的比較隱秘的感情意識怎麼流露,怎麼訴諸文字。”顯然,其作品《紅粉》、《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我的帝王生涯》、《罌粟之家》都不同程度地在這一論述中有所體現。正是由於文學成為其個人心靈的產物,作者才能馳騁在那種上個性化的自由化的話語空間。摒除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從這裡,我們也許能看到她語言充分個性化的淵源。

  間言之,在蘇童乃至先鋒作家們的筆下,中國文學傳統的敘述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它不再是傳統的單一的現實主義的白描式的,冶單純是全知視覺而是豐富的敘述方法的嘗試。並且,在他們筆下,敘述已不單單是一種文學的形式意味的東西,它被賦予了獨立性和自足意味。但是,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發現,由於對西方現代文學形式的借鑑過於生硬,因此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顯得不夠成熟,並且形成的語言風格使得先鋒作家們的“自我”丟失嚴重,不僅作家自己的每部作品的風格缺少變化,就是這一群先鋒作家們,譬如餘華、孫甘露、格非和蘇童的作品,語言風格極其相似,大同小異。先鋒文學的最終消逝,先鋒作家們的最終消退,我想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之後,有的先鋒作家仍舊在文壇奮戰,但可以看出,他們正在試圖改變著什麼,而且在進行著一些新的探索。

  二,蘇童小說的精神家園。

  這裡試圖從蘇童小說涉及的題材和思想內涵上去探索其作品的價值和美學意義。

  蘇童小說大部分選取了歷史題材,如“楓楊樹”系列、《紅粉》、《我的帝王生涯》及眾多短篇。但在歷史方面,據蘇童自稱,他的小說不靠採訪,不靠調查,“全是自己想出來的”,是“瞎編的”,“我的小說好多事情都沒影子,客氣一點說,可能只有十分之一,還不是紮紮實實的生活,可能還是影子,或者只是道聽途說”。

  但毫無疑問,蘇童是喜歡解讀歷史的,尤其是家族史。家族史成了他追蹤的對象,對那綿綿不斷的楓楊樹故鄉的傳說的津津樂道便體現了他濃厚的歷史興趣和歷史意識。我們可以發現,家族的血脈觸目驚心地橫亙在許多篇章裡,它帶著我們穿過歷史的煙雲,進入哲學的、文化的思考。在蘇童看來,現實人生的所有喜怒哀樂都由“外鄉人”的困惑與尷尬所組成,困惑與尷尬濃濃地升騰起來,包裹一切,吞噬一切,操縱了人的行為方式。歷史是困惑的,也是麻木的——這是“楓楊樹”的歷史中所滲透出的思想。

  不僅是蘇童,先鋒作家們也普遍涉及歷史題材。如格非的《敵人》,餘華的《活著》、北村的《施禮的河》等,都是以歷史為背景的。在蘇童作品中,歷史題材小說除《我的帝王生涯》、《米》之外,其他以中、短篇居多。這些作品,通過一些細小的歷史碎片來展示作者對歷史的理解,藉以逝去的時間與往事來演繹故事和作者的理念。先鋒作家們的歷史與傳統的歷史小說的寫作方式和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像蘇童,他寫歷史,目的卻並非再現歷史,尋求對歷史的解釋,二是借歷史這個載體來澆灌他個人的心靈塊壘。因此,先鋒們展示的是歷史的虛無性和人生的荒誕性。

  除了解構歷史,蘇童還以新的個人的歷史觀來構建歷史。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的帝王生涯》。作品中的歷史已經完全脫離了傳統正史的羈絆,成為了虛構的個人生涯的書寫。“我”的歷史僅僅表現“我”個人的情感和經歷,與別人完全無關。顯然,它是對傳統歷史的背棄與拒絕。同時,在作品裡,作者還著力展示了歷史的虛無性與荒誕性。正如帝王的地位被“我”棄之若履一樣,人生的歷史也只不過佔據瞭如此的地位而已。

  先鋒們不厭其煩地把筆伸向歷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歷史成了魔方,他們可以任意解構歷史,在此過程中充分獲得想像所帶來的快感。他們拒絕現實生活和現實意義的再現,而是在自己創造的歷史世界中遨遊,可以完全不管現實世界。或許,他們所需要的也僅只是一個虛擬的世界而已,就像如今很多人沉溺於網絡世界;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那就是,先鋒們對現實世界的陌生與困惑,使得他們把筆伸向現實時,常覺得捉襟見肘,茫然失措。因此,歷史成為先鋒們別無選擇的樂園,成為他們作品中精神家園的必不可少的元素,這是順理成章的。

  先鋒們對歷史的選擇影響了之後的作家們的創作。譬如“新歷史小說”興起,獲茅盾文學獎的陳忠實的《白鹿原》和阿來的《塵埃落定》等,前年(2003年),茅盾文學獎獲得提名的作品全是歷史類題材。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為什麼大多數作家喜歡選擇作為背景進行創作,歷史對於現代人又意味什麼,本篇無意去研究,但我們可以看出,歷史薇作家們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

  但包括蘇童在內的先鋒作家們的歷史觀,由於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他們表現的其實是西方的東西,中國的歷史中是一個載體,因此他們的作品顯得有些不和諧,跟後來者相比,尚顯稚嫩和粗糙。

  除了歷史,蘇童作品的題材當然也涉及到現實,如《少年血》中的許多篇章,作者描寫了許多少年,寫他們對神秘世界的渴望,對現實世界的叛逆,對死亡的恐懼。躁動不安的少年血液紛繁複雜。在《末代愛情》裡,表現的則是現代人對於愛情婚姻的困惑。蘇童愛寫變態,這種變態的根源即是源自對現實的困惑。《離婚指南》中,楊泊的意識深處或無意識裡,隱約透露出他人格極度焦慮的因由。離婚的風波如以場夢,他苦苦地在環境中衝撞,卻仍然未能實現他對環境和自我的逃避。楊泊內心卑弱,但又不自甘,於是有驚世駭俗之舉,不過似乎從未勝過。他所經歷的事總是虎頭蛇尾,好衝撞卻無真正的執著;並且,楊泊困惑而茫然。他極力掩飾成為旁人眼中的變態,擺脫不去自我的困繞,於是更加百無聊奈。在環境面前,他更加孤立,直到最後的出走。蘇童讓楊泊說出了那句意味深長的話:“神經病和智者只差半步。”透過表象,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楊泊的分裂變態是作者對傳統小市民世俗文化的厭倦與憂傷,液是對人的現實境遇和文化命運的憂傷。

  我們注意到,在蘇童作品中,還普遍涉及到了“性”。對於中國文學長期以來“談性色變”來說,蘇童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蘇童是八十年代崛起的作家,由於時代的原因,西方文化的急劇滲入,思想的解放,作者對性的理解也逐漸融入其作品之中,如《妻妾成群》、《紅粉》、《武則天》等,都不同程度地向讀者展示了“性”。在這些作品中,猶以《妻妾成群》為盛。讀這個中篇,我們會不自覺地想到《金瓶梅》。作者把“性”置身於“家”的夢魘中,性的爭奪、性的瘋狂、性的統治成為了家的歷史。在這個家中,精瘦的主人陳佐千道貌岸然,卻成了性的主宰,妻與妾的明爭暗鬥被演繹成了紫藤架下埋葬著陳氏家眷的屍骨的枯井。蘇童在小說中肆無忌憚地展示著性的世界,調侃著封建衛道士的隱晦,試圖在自我結實中矯正被扭曲的人性。

  蘇童是人性慾望展示的大師。他的《米》展示了性與食慾的不可遏止的本能力量,是對於被壓抑的人性的一種張揚。《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所關注的卻是人性的邪惡本能,在女主人公悲慘命運地方演示中,揭示出了瀰漫於世的人性惡對於善良生存的戕害。在其很多篇章中,作者把死亡、暴力、恐怖、性結合在一起,集中展示了人性的慾望。

  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有它特定的歷史背景。之前我們說過,先鋒作家們表現的文化觀念,大都是西方的,或是西方文化生活下才能產生的文化觀念,先鋒不厭其煩,津津樂道,這也只是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他們卻仍然不得不以中國人的生活為素材,否則就脫離了軌道;這樣一來,在作品的表與裡,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和諧,甚至呈現出相互對立的趨勢;就像讓中國人吃飯時扔了筷子用刀叉,雖然也未嘗不可,但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卻也不是長久之計。當代青年作家阿成這樣說過:“當一個作家才能和生活的儲存消耗殆盡後,筆下必然出現一些漫畫式的人物和離奇的故事。”先鋒作家們經過模仿西方現代文學,取得了一些成績,也產生過重大影響,但筆者認為,正因為他們在模仿中丟失了自我,丟失了自我的傳統文化和理念,作品流於形式,因此他們只能是先鋒,只能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拓荒者,卻不能成為主力軍。雖然,就個體來說,蘇童有其獨特的文人個性和藝術天才,但是,因為先鋒文學的侷限性,他的先鋒作品也只能成為一種嘗試。

  

  參考文獻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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