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囧途——小角色，大使命
年關將近，李大總是接到不同的電話，對方在電話裡介紹說，自己是鎮上工作人員，還有的說自己是縣上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要詢問一些相關問題，“你現在在哪裡工作，從哪裡回來，住址在哪裡”，一開始李大也給對方解釋，可是，後來說到了身份證號碼，李大尋思著這很有可能是騙子，因為自己坐火車回家的路上，把身份證掉了，李大摁掉電話後，索性乾脆關機了。
臘月二十九，晚上十二點多，李大一家人都睡下了。睡夢中的李大聽到“咚咚咚”“咚咚咚”的敲門聲，這大半夜的會是誰呢？一會兒，敲門聲伴隨著熟悉的問候聲，“李大，你在家，不在呢？”哦！敲門者原來是李大的大伯，李大趕緊起床去開門，“大伯，半夜還沒有睡呢？”大伯站在門口，面容不像往常那樣隨和，“李大，你在家呢？‘上面’打電話找你，說是確定你的行蹤，還說你電話關機了，就打到我這來了。” 李大半開玩心想：“找我幹啥？這一輩子頂多隊長來收我皇糧，還沒有遇到過縣裡的領導們大半夜還來關注我這樣小人物，關鍵還這麼大費周折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隊長出現在家門口，李大才算是把事情弄明白了。李大坐火車回家時，把身份證弄丟了，回村一段時間後，才去村裡登記補辦身份證，意外的是，村裡的人搞疫情排查，把李大的情況報錯了，以為是從武漢回來的，事實上，杭州回四川的火車有些車次並不經過武漢。之後，層層報錯，這才導致鎮、縣一級工作人員不斷追查李大的行蹤。
自新冠疫情被證實人傳人以來，舉國上下都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基層社區實行入戶排查，在農村社區，排查重點對象正是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員。李大村組隊長解釋道：“疫情防控升級後，打電話找人就是所謂‘排查’，工作人員在履行“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職責。”隊長還告訴李大：“配合‘上面’排查工作，就意味著為國家疫情防控做貢獻。”
“集體生活”——打好社區“巷戰”
自從電話排查事件後，隊長就成了李大家的常客，雖說按時間算，李大回來已經有二十天，但是，隊長還是每天上午十點左右揹著消毒器來李大家消毒，牲口棚、廚房、臥室等等通通消毒一遍，消毒後需要把房間門關上一段時間，李大一家人就坐在自家門口，“隊長就揹著消毒器，站在我家壩子裡，給我們和周圍幾戶鄰居講疫情防控，今天又新增了確診人數多少，勸大家不要走家串戶，如果要去地裡砍菜，都應該是一個人快去快回，不要逗留，更不要和鄰居聚集聊天，不要做害人害己的事”。隊長還特別強調，李大家和其他家裡有外地回來的家戶都屬於村裡風險性較高的家戶，更應該自覺居家隔離。李大說：“有時候還是會忍不住要和隔壁鄰居吹吹牛，但村裡相互聚在一起聊天的好像真的少了。”
每天上午十點、下午三點，村裡多年不用的喇叭準時響起，重複不斷地輪播新冠疫情防控知識，勸導村民們配合村裡疫情防控工作人員工作，相互監督，上報武漢返鄉人員，上報疑似病症患者，配合政府打贏疫情狙擊戰。“喇叭裡用的四川話，喊得很形象，‘曉得啥子叫重大一級響應不，就是上戰場打仗最高級別了……這場戰鬥如果打贏了以後天天過年，打輸了就沒有年過了’。”
防控再次升級，正好是過春節的日子，隊長入戶宣傳：“今年，我就是你們的親戚，我會來走家串戶，你們相互之間就不要走了，待在家裡，不出門、不串門、不聚餐，打好社區‘巷戰’，你們每一個都是戰士。”
往年正月裡，親戚朋友們輪流坐席，這下好了，“上面”不讓大家坐了，這對李大來說倒也還適應。而那些“重親”（親戚關係近），比如，去岳父家，他家和李大的家不是在一個村，需要過的幾道“關卡”，這就比較複雜，除了李大家要向村裡申請通行，關鍵是岳父家還得給他們村聯繫好，“過關卡比較麻煩，給岳父電話上拜年，他們也都還是理解。若是，其他需要去拜年的親戚家，還要再多路過一個、兩個村，這就更麻煩了，乾脆不去了，這樣一來，今年過春節的好處是錢省下了，力也省下了。”
如果需要到場鎮上買生活物資，“必須到村裡去拿出行證，全村每天有五張出行證，供村民使用，某天自己去找隊長拿，恰巧遇上沒有了，那就看所需物資是不是緊要，村裡幹部協調解決。在農村還好，吃的、喝的地裡基本也都有，不讓出去，也就不出去，到自家地裡走走，日子倒還能過，影響不大。”
有時候，覺得無聊，李大和年邁的父親去屋後河邊坐著釣魚，一邊靜靜的看著湖面，一邊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李大父親講起了集體時代過的集體日子，李大父親說道：“眼前的日子過的有點那些年過集體生活的味道。”李大開玩笑地說著，“今年倒是多了一個親戚——隊長！”
春節期間，舉國上下都進入了疫情防控的攻堅階段，李大的日常所需、娛樂、休閒活動、走動範圍與距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無論是室內生活的固化，還是每天高音喇叭裡的勸導，李大的疫情生活受到了國家制度的制約，日常生活隱約透露出隱性集體特徵，深深打上了國家的烙印。
返城征途——“通關”“閉關”與“解關”
以往不出正月十五李大就會返回杭州，但是，眼看二月出頭，自己還在家裡待著。其實，自從兩個女兒與女婿帶著孩子在四川高速路封路前離開李大家後，李大就想回杭州上班了，雖然老闆多次催著李大回杭州復工，但是，目前的形勢，也不是李大想走就能走的。
想要復工的李大打電話給隊長，詢問是否可以出村去杭州復工。隊長說：“按照規定程序，身體健康條件允許下，需要辦理通行證，手持通行證才能一路暢通。”李大按照隊長說的，先找廠裡要了復工函，再去村委會排隊登記，等著村裡安排，到鎮上去體檢，體檢無恙後，頒發通行證，程序比較繁瑣，所幸折騰了一番，總算是辦好了，還附贈一隻口罩。李大拿到通行證已是二月初八了。
李大說老闆催得緊得很，加上通行證有效期短，這就意味著需要趕緊動身。悶了兩月的李大，期望馬上回廠就能上班，興沖沖地收拾好行李，手持通行證，坐摩托車去臨鎮坐車，通關時才發現，自己的通行證只能從內江出去，李大努力給“關口”的工作人員解釋，“你們也都知道，我們家這段，行政區劃上屬於內江市，但是我們這裡地理位置上緊挨著自貢市，而且離臨市的縣火車站，也只有40分鐘的車程，這你們也是知道的，而且，現在廠裡催得緊。”李大反覆給工作人員解釋，載他的摩托車師傅也幫著他給工作人員說好話，“我們平常都是從這裡過去坐車的……。”但是，工作人員還是堅持，要按照上面的規定辦事，不能“通關”。
“通不了關”，李大隻好坐著摩托車又返回家裡，眼看通行證的有效日期為一天，如果去本市火車站坐車，得倒車三四次，保守估計4個小時，想想罷了。無措的李大與家人合計後，一致同意打電話給住在隔壁鎮上的侄子，讓他半夜來接李大，趁“關口”的檢查人員還沒有上崗，直接開車把李大送到臨縣火車站，李大說，“一路戰戰兢兢，生怕被逮住了，萬一再被弄去坐兩天牢更不划算了”。
整個車站空空蕩蕩的，李大等了十一個小時，工作人員反覆檢查了李大的復工通知和健康通行證，再測量體溫，終於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車。在車上，李大全程帶著村裡贈送的口罩，車廂裡不像往常那麼熱鬧，悶了兩天，好不容易到了杭州，在站裡，李大又接受了嚴格的檢查，直到健康碼顯示為綠碼，李大才順利出了火車站，坐上了廠裡派來接自己的車，李大說：“這種待遇，在我的打工生涯中，這還是第一次呢。”
一路上，李大想著終於可以復工了，然而，李大沒有料到的是，自己又被帶到了社區做登記，填表，最關鍵的是，社會工作人員給了李大一張隔離十四天的單子，回到廠裡，宿管給李大分配了一個單間，李大放下行李，收拾好房間，過起了被“隔離”的日子。第一天，李大覺得除了不能上班，並未感覺“隔離”有什麼不好，況且，工友每天還送飯進來。但時間久了，李大開始懷念以前住8人間日子，雖然，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常年幾乎沒有休息日，可是，大家下班後，經常說說笑笑的，倒也沒有覺得日子有多難過。
再看，如今這光景，幾天以來，唯一來房間裡走動的人，就是拿著溫度計、穿著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員。有時候，工作人員也會安慰李大，“在這間屋裡待上十四天，正常就可以上班了。”李大應和著：“第一次覺得一天的日子過的這麼慢。”工作人員又安慰李大， “如果一直不出門，十四天還是很快的，可不能像某某，出去溜達被人舉報了，被貼上封條，又是十四天，之後，又被工作人員發現封條被撕壞了，又是十四天，那就等得久了。”李大聽了工作人員的話，沒再多說什麼了。李大回憶道：“我當時都不敢看他們的眼睛，畢竟那些天晚上，看著沒啥人的時候，自己就溜出去，到河邊坐著抽菸，只是，我運氣比較好，沒有人揭發我。”
熬過了“解關”，二月二十五日，李大終於復工了，看著熟悉的工廠，顯得有點空蕩，工友半開玩笑道：“老闆說我們返工就在給國家經濟做貢獻”。不知為何，李大卻笑不起來，甚至有點悲傷，想起還被隔離的日子，他說：“一開始，自己並沒有覺得居家隔離有多困難，可是當我一個人呆久了，沒有人說話，沒有電視看，只有一個手機，每天不能在有人的時候出門，只能偷偷溜出去，這十四天以來，自己‘分文不進’（沒有任何收入），反而，還要每天支付給廠裡一日三餐的生活費，十四天裡看得見的經濟損失就是差不多2000元。”看著李大的眼神逐漸暗淡下去。如果說，李大一開始還不完全清楚“隔離”的日子是什麼樣，有多困難，而此時的他應該會懷念在老家和父親釣魚的日子吧。
李大的復工之路崎嶇不平，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制度性的阻礙，同時，當“居家隔離”這一制度切換到城市，作為家在遙遠農村裡的農民工群體，“居家隔離”就只剩下“隔離”了，在這期間他們所遭受到的心理、身體、經濟方面的影響，似乎比原本他們在農村要付出的更多。不管李大是否察覺，他對制度的遵守與靈活處理，都為國家的疫情防控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結束語
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政府的疫情防控全面升級的特殊時期，李大的返鄉、過春節、返城個人生命軌跡被納入到國家制度之中，李大的個體經歷承載著國家的宏大歷史。因此，通過記錄農民工李大的口述史，鮮活的回憶深入而細膩的刻畫了個人與社會、國家命運的交織，靈動地呈現了，在特殊歷史時間裡小角色的大使命！尤其，耐人尋味。
正如社會學家貝克所言，全球進入了風險社會，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被捲入系統性的風險之中，並可能遭受風險性後果。因此，當個體嵌入與被嵌入到全球社會與國家制度之中，個體的行為不僅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穩定運行，整個社會的運行也需要個體行為為其負責，但是，對於社會位置不同的每一個人，風險後果卻不是均分得，承擔防範風險責任也不是平等分配，值得反思的是，流動的農民工群體似乎更多地暴露在風險之中，也承擔了更多的風險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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