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史家推崇的明孝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明万历朝首辅朱国桢说过:“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后来,明末历史学家李维桢更是说:“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虽汉文、宋仁,何以加焉!”李维桢更是认为,明孝宗比汉文帝、宋仁宗还厉害。

在明朝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明孝宗基本上都是一个“零差评”的皇帝。历代史学界对于明孝宗的评价都非常之高,这在有明一朝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存在。

而且明孝宗的年号是“弘治”,庙号是“孝宗”,谥号是“敬皇帝”。无论从庙号,还是从谥号上看,对于明孝宗的评价都是极好的。

直至当代,一些历史类读物更是将明孝宗的形象描绘得更加完美,因此很多人也就非常喜爱明孝宗,且将他看成是古代帝王最完美的范本。

作为一代帝王,能够得到历史一个如此的肯定,已经足够值得骄傲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明孝宗得到如此独一无二的赞誉和殊荣呢?明孝宗又当真和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论作为普通人或是皇帝都是无可挑剔的贤者吗?

若你也与我一样有此疑问的话,那么不妨让我们站在最中立的角度,抛开已经深植内心的偏好,一起探究那个真实的“零差评”明君。

备受史家推崇的明孝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我们先简述明孝宗的成长经历。

那大概是一个极度压抑且极度漫长的黑暗时光。明孝宗名为朱祐樘,他的母亲姓纪,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后来纪姓叛乱被朝廷平息后,朱祐樘的母亲因貌美被俘入宫中,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当时的皇帝明宪宗临幸了纪氏。但这样一来,祸事就找上门来了。因为,纪氏诞下了龙种,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

当时正得盛宠的万贵妃恃宠而骄,接下来,一场宫斗大戏就展开了。

万贵妃派手下太监张敏去溺死纪氏的孩子,但张敏忽然心有不忍,便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把孩子养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

在这里,还有一个对于明孝宗很重要的人,那就是因万贵妃而蒙冤被废的皇后吴氏。身在冷宫的吴皇后也参与了对明孝宗的抚养。

可以说,明孝宗是吃百家饭,在暗无天日的角落里颤颤巍巍地长大的。他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童年,他要做的,只是抹杀自己的存在,孤独地活在最阴暗的角落里,像鬼一样,露着惨白的眼目躲在黑暗的深渊里,看着同样惨白的人世间。

值得一提的是,据满清编著的《明史》记载,直到成化十一年,也就是孝宗六岁那年,明宪宗和贵妃知道有明孝宗这个皇子的存在。孝宗身份公开之日,也是其母纪氏与太监张敏“暴薨”之时,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但是关于张敏和纪氏的死,只见于清代编写的《明史》中,而不见于明代官史。因此,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过多商榷。

但是明孝宗“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朱祐樘得到了太后的照顾,才一次次躲过了万贵妃的明枪暗箭,最终承袭帝位,站在了整个大明王朝权力的巅峰。

备受史家推崇的明孝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我们了解了明孝宗的生平,也就能够更顺利地引出为何世人对其有那么高的评价了。

明孝宗受史家追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来自于他的传奇身世。这样一位命运坎坷的人,内心很容易滋养出人类本性中的恶,而变得易怒、嗜血。


但是明孝宗却是一个例外,他在这样极度压抑后,仍然做到了“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明史·孝宗本纪》有载: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可以这样说,明孝宗不可思议地彻底走出了原本身处的黑暗,并将它转化成另一种精神力量,驱使自我成为一代明君。明孝宗这种超然的人格,本身就会令人对其产生极大的好感。


其次,明孝宗为人称道的,还有他“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长情。作为皇帝,一生只一人长伴左右,这也成就了他世间绝有的帝王佳话。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就个人品性来说。明孝宗朱佑樘绝对是一位敦厚长情的皇帝。

有人说是张皇后阻止朱佑樘纳妃子,但是历史上再软弱的皇帝也没有被皇后限制不能纳妃,何况是明孝宗。而且认为朱佑樘惧怕张皇后的跋扈也只是猜测罢了,并没有相关史料记载。

成化二十三年,孝宗迎娶张氏。且孝宗一生,如同民间夫妇一般,只纳了张皇后一人。他对张氏十分宠敬,二人共同起居,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雨暖阳。历史上有多少建立宏图伟业帝王,哪一个不是阅尽人间春色,而明孝宗的“一生一人”,在古代帝王史上,是绝无仅有也是不可想象的。

备受史家推崇的明孝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还有一点,明孝宗能够真正做到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说他是工作狂丝毫不为过。

我们能够在史料中明确看到孝宗皇帝的日程安排,除了例行的早朝是沿袭祖制之外,午朝、文华殿议政以及经筵侍讲等项目都是他亲自提出来的,孝宗对工作的投入在历代帝王中都是罕见的。

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都是站在“当代史”的角度来看的。我们评价明孝宗,必然是拿明孝宗与明朝的其他皇帝比较。这样一比较,我们再联想到后世几十年不上朝的嘉靖、万历,明孝宗被明代史家极度称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明孝宗被认为贤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罕有地没有极力打击仇敌。


我们知道万贵妃给明孝宗带来了地狱般的童年。照理,在明孝宗继位后,必然会严厉打击万贵妃及其宗族。事实上,在明孝宗初登大宝之时,弹劾万贵妃及其家人的奏折就像雪片一般漫天飞来。但是结局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包括万氏族人也没有想到,明孝宗最终没有选择打击报复,更下旨,不准再议论此事。

不但对万贵妃,明孝宗在革新政治的时候,对前朝阁老进行罢免依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与朱元璋相比,朱佑樘在史家眼里和活菩萨没有什么分别,这也是他深受史家喜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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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振兴帝业,肃清吏治,明孝宗在人事上的改革和整顿,可谓大刀阔斧。

孝宗即位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混乱不堪,他父亲明宪宗在位后期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中皮秕政”的状况。继位后,他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前朝奸佞惩罚严厉。将冒领官俸、总计三千多人的艺人、僧徒等一概除名。

孝宗不仅将明宪宗宠信的妖僧继晓处死,废除了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更是对朝廷来了一次大换血,先后将内阁首辅万安一下官员下狱、罢免、流放千余人。

孝宗用人唯贤,重用王恕、刘大夏等贤才之士,形成了“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局面,改革了官吏考核制度,使得朝政焕然一新。

《孝宗本纪》载:孝宗本机丁未,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谪戍有差。冬十月丁卯,汰传奉宫,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


而且,从朱祐樘的庙号“孝宗”来看,他推行以孝治天下。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孝宗定下了为他的父亲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显然,这样的孝道非常符合封建伦理,也非常贴合儒家的思想,因此,明孝宗能够被史家所称道就不难理解了。

史家认为,孝宗为明朝带来了和平安乐,以及宝贵的“弘治中兴”。“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这就是对明孝宗极高的赞誉。

备受史家推崇的明孝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历代史学家对于明孝宗的评价都非常高,直到近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们旨在讨论明孝宗的功过,因此尽将这些言论列举,以作参考。


首先就是他和妻子的一生一世,这本是一段足够传颂千古的帝王佳话,但正是由于明孝宗对妻子的宠爱,反而令他过度纵容了外家。

孝宗颇为优待外戚,“追封峦昌国公,封后弟鹤龄寿宁侯,延龄建昌伯,为后立家庙于兴济,工作壮丽,数年始毕。”

虽说优待外家是对妻子张皇后的尊重,但不得不说也是这种优待和独宠,导致了外戚的无法无天。

弘治十一年 (1498) ,孝宗以肃、宁诸县田地“四百一十八顷有奇赐寿宁侯张鹤龄”。这里的张鹤龄就是张皇后的兄弟。张鹤龄却趁机侵占民地 “计周千一百二十一顷有奇”,超过所赐土地的三倍,并请求加税,这也遭到户部尚书周经的强烈反对。孝宗却不顾周经的反对,强行将多占土地给予张鹤龄,并令其“征租如故。” 孝宗先后赐予皇后张氏家族田地数千顷,致使国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此记载于《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中。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皇后独得圣宠,

不但其弟张鹤龄一人升天,就连张鹤龄的妹夫高禄、姻亲祝祥也一同享受到了很高的待遇,做了大官。《勋戚·沈禄》中记载,这些人之所以受宠如此,皆因“当时张氏恃恩恣横, 其姻戚奋自科目者,尚无耻如此,若右列不可胜纪矣。”

明孝宗对外戚十分宽容,且有姑息外戚犯罪之责。《明史·何鼎传》记载,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兄弟,依仗皇后的支持,加上孝宗的宠信,非常跋扈。张鹤龄趁着酒劲竟欲奸污宫人,太监何鼎非常忠诚耿直,看到后手持钝器“欲击之”,并奏明孝宗“二张大不敬,无人臣礼”。然而孝宗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竟然“下鼎锦衣卫狱”。

《明史·李梦阳传》中也有记载,户部主事李梦阳看不惯二张骄纵跋扈的不法行为,上疏说“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 势如虎翼”,此疏不但没奏效,反被张鹤龄以“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的罪名诬告,李梦阳因而被下锦衣卫狱。

明孝宗纵容外戚张氏一族使得外戚为害之烈,在明朝历史上实属罪责难逃。

更加为后人诟病的是,《明史纪事本末·弘治君臣》为了给孝宗洗白,曾说其“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其中的“抑外戚”实在是画蛇添足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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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在明孝宗的一生来看,实在是一个“黑点”。

上文讲过,明孝宗初期能够励精图治,并曾采取措施,打击僧道。但朱祐樘的童年又是多灾多难的,为了保命,他的饮食和居住都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也导致了他的身体并不十分健康。后来由于两宫太后好佛道之术,孝宗也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状态,于是再度重启佛道之事。可惜的事与愿违,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导致了像李广这样的宦官以符箓祷祀蛊帝祸乱朝政

李广“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说:“后孝宗登极,夺常恩官正其罪,领占竺者亦降号国师,遣归四川之彭县光相寺住坐。未几,即遣内臣召还,令驰驿来京,言官屡谏屡止。至十五年又召之来,命居大慈恩寺。盖此时道教置不谈,而佛氏为中宫及大榼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异也。” 孝宗对佛道的沉迷,耗费了大量钱财, 《明通鉴》中记载,致使“太仓所储, 不足饷战士。”

很多皇帝都会晚年荒政,比如在马嵬坡缢杀杨玉环的唐玄宗。那么皇帝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无非就是因为自满、对朝政的倦怠,还有追求长生。

值得一提的是,朱祐樘幡然醒悟,不断反思自己的过错,并任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整治朝纲,这也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二个勤政时期,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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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孝宗对于朝政人事方面的改革措施是不彻底的。

前朝佞臣刘吉不但没有被罢免,反而得到信任成为内阁首辅。刘吉生性阴险狡诈,依仗孝宗的信任,排除异己,一时间权势烜赫。《明史讲义》中也提到“然初年则首辅刘吉未退, 颇受阻挠。”

《明通鉴》中也有记载,孝宗欲启用前朝言官, 而这些官员多与刘吉有隙而遭其记恨, 于是“吏部拟擢官, 多为吉所纠矫, 颇不尽起用。”

《明史·刘吉传》中也提到过,为了压制攻己之言官, 刘吉及其追随者屡兴大狱, 逮捕曾弹劾过自己的汤鼐、刘概、姜绾、张昺、周紘、秦紘等官, 排挤正臣王恕、何乔新等, 迫使他们致仕。于是“ (两京) 台署为空。中外侧目, 言者亦少衰。”

刘吉猖獗,孝宗难辞其咎。御史欧阳旦曾上疏极力批判刘吉,请求将其“罢归田里”, 而孝宗的批复却是:“吉, 朝廷大臣, 尽心辅理, 御史何妄言奏扰?况其余事, 又皆见行, 及已处置者。所言不允。”


明孝宗为人诟病的还有一点,他比较偏“文人皇帝”,因轻信小王子的入贡,丢失了父亲明宪宗一朝辛苦收复的河套。


成化九年秋(“成化”是明宪宗的年号),明军大破河套地区满都鲁等与孛罗忽。“满都鲁等败归,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

但是到了明孝宗这里,他在军事上就不及前朝了。《明史》记载: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务优容,许之。自是,与伯颜猛可王等屡入贡,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其年,三入辽东,多杀掠。明年,宣、大、延绥诸境俱被残。十三年冬,小王子复居河套。

也就是说,小王子主动进贡称臣,轻易得到了修养生息的机会。明孝宗养虎为患,待小王子日益做强,趁机再度占领了河套,孝宗实乃丢失了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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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哈密之战

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率兵占据了哈密的吐鲁番阿黑麻被迫向明朝交还哈密王印和城池。

弘治六年(1493年)冬天,吐鲁番又派兵占据了哈密,并且绑架了国王陕巴,掠走王印。为了扬大明国威,孝宗派遣张海、侯谦带着诏书前往西域,但二人无功而返,一怒之下,明孝宗下令把张海、侯谦逮捕入狱,关闭嘉峪关,从此断绝与西域诸国的往来。

一般来讲,曾经的藩属国不服管教、以下犯上,堂堂天子定发雷霆之怒之怒,誓将敌方付出惨痛代价。可是,明孝宗只是关起了国门,拒绝了西域诸国的朝贡和贸易之路,根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上怒其无功,下海、谦狱,黜之。马文升乃请安置写亦满等四十余人于闽、广,示惩创。而稍用王英策,闭嘉峪关,命西域诸贾胡归怨阿黑麻,以携其党。从之。乃闭嘉峪关,绝西域贡”。

这也让西域诸国大跌眼镜,并相继投靠了阿黑麻。阿黑麻的实力剧增,于是又侵占了哈密,自称可汗。

自此以后,明朝与吐鲁番的哈密之争继续上演,虽然名义上明朝占有国力的优势,但是总体而言,明朝对西域的控制越来越有心无力了。

这件事,也把明孝宗“文人皇帝”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备受史家推崇的明孝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最后,到了孝宗末期,也就是弘治末年,已是国库空虚、边防废弛、流民日增、“民穷财尽”。


当时的明朝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呢?我们从《明史·李东阳传》的一篇奏折中便可看出一二:“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

还有重臣刘大夏,也用不愿担任兵部尚书的实际行动,对明孝宗时期国家的困顿做了深刻的阐释。

《明史·刘大夏传》记载:十五年拜兵部尚书,屡辞乃拜命。既召见,帝曰:“朕数用卿,数引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

从另一个侧面的描述,我们也能看到当时明孝宗对于国家不兴的无奈与怅然——《明史·刘大夏传》有这样的描述:帝太息曰:“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孝宗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但是确实对民间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够对“天下民穷财尽”更是知之甚少。这对于一个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来说,终归是其责难逃的。

明孝宗的宽厚和勤政是毋庸置疑的显而易见的,他只守一人的品行也颇为人称道。朱祐樘不激进,为政比较平稳,但皇帝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同样会犯下过错。总体来看,明孝宗治下的弘治一朝,整体上的稳定也是传统史学家给予其极高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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