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30日），作为最早的一波，江苏、内蒙等省市初三、高三正式开学。教室里，学生们带上了口罩上课，这也是疫情期间特有的场景。随着多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清零”，各地各级学校也将陆续错峰开学。
超长的寒假终于结束，“神兽”们终于要“归笼”了，不少家长感觉如释重负。但忧虑“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孩子上学了，会不会面临的健康风险变大了？
家长有哪些隐忧？
最显而易见的是，境外疫情回流的风险，还在多地上升。
3月30日，国家卫健委通报最新疫情情况：3月29日0—24时，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1例（甘肃1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湖北4例）；新增疑似病例1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数据表明，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630例，来自42个国家，引起新一轮传播扩散的可能性依然较大。此前，李兰娟院士也点名5个城市，北上广深杭，因为外来人口数量庞大，要警惕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
而疫苗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世卫组织27日的最新表态是，新冠肺炎疫苗研制还要12至18个月。与此同时，3月20日《自然》新闻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又激起了人们新的恐惧。
这篇题为《隐蔽的新冠感染可能播下暴发的种子》（Covert coronavirus infections could be seeding new outbreaks ）的文章，引用考尔教授的研究称，30%-60%的新冠感染者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但这些隐性感染者传播病毒的能力并不低，为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播下种子。
“要高度重视防治无症状感染者。”
3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无症状感染者究竟有无传染性？病情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变化？卫健委要组织专家认真研判，拿出科学防治方案。”
什么是“无症状感染者”？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临床症状、但呼吸道等标本，在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中呈阳性者。钟南山院士对此的判断是，中国近期新冠肺炎新确诊病例数不断下降，可以推论出：中国没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
但少量存在是确定的。如3月27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刘家发称，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具有一定的传播风险，对无症状感染者也是采取隔离管理的。中疾控有关专家也透露，“现在每天还能检出几例或十几例无症状阳性者，还不能判断武汉的传播是否彻底阻断”。
3月28日，全国唯一一例本土的新增确诊病例，出现在河南，这名患者曾在平顶山市郏县，接触过当地医院的一名张姓医生，后来该医生与他一名同事，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无症状感染者”在我国，并不计入确诊病例，也不对外公布，而是在网络直报中作为独立类别单独报告。所以在公开的疫情通报中，看不到“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和规模，这一方面可能让民众降低警觉疏于必要防护，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加人们对“未知”的忧虑和恐惧。因为，无症状感染者导致的传播案例已多次出现，不少媒体也在呼吁，“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和规模也应公开。
校园防疫怎么做？
正是在抗“疫”的全球作战持续、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可能反复的背景下，学校开学后如何保障师生的健康，成为重大考验。比如：学生们上课时间从早到晚，一直戴着口罩可行吗？如果在食堂吃饭，学生会更集中，也不可能戴口罩，怎样减少风险？住校生都是4人或6人同居一室，如何预防感染风险？在人群密集的校园环境中，太多的环节和细节，需要有“万全”的准备和预案。
疾控专家认为，根据《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在学校的教室等人员密集场所，或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1米时戴口罩。在无人群聚集、通风良好的场所，建议不戴口罩。如果有同学出现发热等相关症状，学校会根据就诊情况和症状波及的范围，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由他们综合研判，确定其他孩子是否需要隔离或者整体停课。
有老师建议，下课以后要安排学生走出教室，将口罩摘下来呼吸新鲜空气；各个班级的吃饭时间要错开，寄宿学生不要互相串门等。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些口罩、纸巾、免洗手消毒液等，并告诉孩子正确的使用方法。
中医“治未病” 是否有妙招？
三月初，《联合早报》曾报道，云南临沧市要求师生服用“大锅药”方可复课入学，引发质疑。这些“大锅药”就是用大锅熬制的中草药，到底是不是能够增强体质和免疫力？该不该强制？
对此，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医药防治专家组组长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服用“防感汤”之类的中药，对于高危人群很有必要，“治未病”本来就是中医最大的优势之一。具体到学校师生，当然还得自愿服用，不能一刀切。
毋庸置疑，中医在这次疫情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患于未然。
比如在湖南，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从2月初开始，专门研制了一种预防用中药，配送给了在一线冲锋陷阵的白衣战士、警察等高危人群。总计有220多万人次免费领取了预防中药，帮助护卫一线防控战士做到了“零感染”。
相较之下，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震中”的美国，截至3月30日，已经有大量警察和救护车服务人员被感染，仅纽约市警察局就有900例确诊病例，受影响而请假的警察接近5000人。而4500名救护车工作人员中，可能有超过20%已经被感染。所以，高危人群的预防，是个大问题。
从2月12日开始，湖南多家开工复工企业的员工，一上班就会喝到一碗由国医大师刘祖贻等专家开方的“御邪大锅汤”，由全省110家省市县中医医院免费提供。截至3月2日，累计发放给一万多家企业，超过五百万人次。
在疫情之下，做香包、佩香囊、燃苍术、熏艾草，这些久违的传统文化再次流行，八段锦、太极拳也在方舱医院实力圈粉。
2000多年前的汉代时期，古人就发明了中医芳香疗法。人们将藿香、花椒、辛夷、菊花、艾叶等装于枕头、香囊和熏炉之中，除了有芳香避秽、清新空气的作用外，还能化湿和中、清热解毒以消除疫毒。
“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焚香、佩香也因此成为古人防疫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便有明确记载，“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烧苍术，就是给环境消毒。
读过《红楼梦》的人可能记得其中“黛玉误剪香囊”的故事：黛玉误以为，宝玉将她做的荷包，打赏给下人了，又气又恼，含泪挥剪，铰了宝玉托她做的香囊。宝玉赶紧解释，他已将黛玉赠的荷包贴身佩戴，并未被下人抢走，两人才和好如初。为什么香囊荷包这么重要？因为它也代表一份心意，护佑所爱的人健康平安。
不只是有香囊来改善自己的小环境，其实，中医还有很多理念和办法，来提高人的免疫力。在这次疫情中，包括湖南、广东的全国多省市，都推出了适合本地环境气候的“预防方”。各种针灸、艾灸、泡脚的养生方法，也能促进身体健康代谢。
对孩子来说，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都是防病的要点。因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把人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的平衡，正是中医“治未病”的关键。而多了解一些中医的健康知识，也能让我们减少精神压力，“心安则不惧”。
对中医的偏见从哪里来？
现实中，也有不少人有“中医无用”的印象，这很大程度源于近百年来，不少名人对中医的否定。鲁迅先生甚至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但鲁迅的极端看法，有很大的个人原因，比如父亲遇到“庸医”早亡，以及他到日本学习西医后，所受到的震撼。
不可否认的是，中医不只是思维方式和西医大相径庭，中医治的是“人”，而西医治的是“病”；而且和西医相比，确实存在很多短板，比如标准化程度低，分工不够细化，过份依赖医生个人。
举个例子，相对而言，西医对于疾病的治疗方案是比较统一的。理论上来说，只要有特效药，比如各种疫苗、阿司匹林、青霉素，疗效也会很一致。对于医生的个人能力，没有特殊要求。
而中医治病，在过去的近两千年里，基本上采用“一人治万病”的模式，对医生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的要求也非常高，“名医”从来都是凤毛麟角。但即使是“名医”，也难以对所有的病症胸有成竹，更难以尽善尽美。所以，对中医的不满，也就不是个别人的感受。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医太少了。据学者研究，即使是最繁盛的盛唐时，长安地区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医师，仅三人至五人，地方州县更是大约每两万人左右，才拥有一名医师。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很长一段时期，中医的发展也止步不前。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人们遇到好中医的机会，更是十分渺茫。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2000多年里，中国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尽管中医药学在与瘟疫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但毕竟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效率，一个好医生、一个好药方，能够施救的，也就是方圆百公里的区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而这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为什么中医的优势显现呢？因为这时中医的模式，切换成了“万人治一病”，多位中医专家院士共同攻关，并结合各地医院的经验，很快拿出了中医的诊疗方案，而且在现有的卫生体系之下，能够把中医方案迅速在全国推广，所以效果显著。
连花清瘟胶囊在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及各方舱医院中，使用人次约7000万。后来被张伯礼院士总结为“三药三方”，甚至推广到海外。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上演过。当时北京和河北等地乙型脑炎流行，因为还没有疫苗，死亡率超过50%。而石家庄市的名老中医郭可明，用中医治疗乙脑的方案，疗效达到了34名患者0死亡。卫生部实地考察后，立刻责成“凡是有乙脑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并出版《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来指导各地。
很快，正确的方法迅速推广到天津、沈阳、广州、长沙、上海、西安等全国各地，绝大部分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甚至成功治愈了一位已经进入危重阶段的前苏联援华专家。
“非典”初期，也出现了广东国医大师邓铁涛的团队，运用中医药救治非典的成功经验。但一些地方拒绝使用，结果吃了大亏。好在后期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后，“非典”病患的死亡率直线下降，后遗症也明显降低。
可以说，有了中医这个“抗疫利器”，我们在面对新发、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底气和办法明显都要更多。
央视《新闻1+1》栏目2月底的节目中，张伯礼院士和白岩松连线时，特别举例说，武汉某医院的三名患者是李文亮医生的同事，病情都比较重。之前医院的领导都觉得没多大希望，只是尽量用西医方法抢救。后来。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诊这三名患者，与张伯礼院士共同研究了配方。用中药汤剂将近十天后，病人的状况大为好转。其中两个已经能完全复原了，从死亡边缘拽回来了。
不过，虽然多年来，中医药在抗击乙脑、鼠疫、非典、甲流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的发展仍受到了较大的约束。目前中西医所拥有的资源，显然不在一个量级上。中医的话语权和地位，也无法与西医相提并论。
从人数上看，尽管全国中医药系统抽调近4900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但放在全国驰援的近五万名医护人员中，不到十分之一，受限于人员和力量，中医管理的病区和病人也仅是少数。
在一线的张伯礼院士也表示，虽然这次有了中医定点医院，但数量及床位仍较少，缺乏系统全面的中医诊疗体系。中医药诊疗方法的顶层设计有待完善，临床诊疗和研究力量的协同性仍需优化。这也反映了中医在现实中的困境。
重振中医的机会来了吗？
除了科研技术和人才问题有待突破，相关法规也有待完善。
北京知名中医徐文兵，最近两个月发表了多篇防治新冠肺炎的文章，指导民众如何用中医自救。他指出，尽管中医中药应对瘟疫和疾病有独特的优势，却一直难挑重担。主要是中医缺少制度性的保护和支持。
徐文兵举例说，西医做急性阑尾炎的手术，可以出现术后感染、麻醉意外等情况，事前都让病人家属签字，医生可以免责。但如果说，用中药或者针灸的方法治急性阑尾炎，治好一百个也没用。如果有一个穿孔了、感染了，那中医就要吃官司，职业生涯就结束了。所以，他认为，没有法律法规支持的情况下，让中医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个空谈。
曾在深圳市中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工作了十年的陈生医生也向我坦承，很多给中医的发展奠定基础的行业规范，需要有人扎扎实实去做。他以自己的工作经历来看，认为医生也要发挥主动性。他就多次在ICU病房制定模板，向患者家属说明相关中医医疗风险。
他举例说，中医看阑尾炎的时候，因为这个病有穿孔的风险，要征求患者的意见。比如有的病人年纪很大，有别的病，他做不了手术，那医生可以用中医药来治。医患双方都签好字，大家一起确认和共同承担这个风险。既是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也是对医患双方的保护。
对于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为何始终难以实现？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彭坚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几十年来中医治疗流行性感染性传染病的若干重大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与推广；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始终没有取得与西医相互独立的地位，中医的教育、科研、管理严重西医化，导致中医临床疗效显著下降。
第三，鉴于中医的现状，真正有本事的中医学科领头人凤毛麟角。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
这次战“疫”，让我们发现中医众多优势的一面，中医的很多健康理念，也将在疫情之后更深入人心。但这次疫情之后，将如何迎接“中医复兴”的春天？如何加速中医的现代化，更好地造福人类，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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