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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格南杰治理下拉达克，就像街区的小霸王，把东边的小兄弟——古格、日土、桑噶和藏巴汗，揍得不轻。
但西边巴尔蒂斯坦的穆斯林兄弟，向东侵袭的欲望却越来越高。
公元1638年，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君主，利用阿里米尔去世后，斯卡杜国内政局不合，派兵进入斯卡杜扶持阿里·汗为王。
从此以后，巴尔蒂斯坦进入了穆斯林时代。
据伊斯兰史料《巴德沙史》（阿布都·哈米德·拉赫里）记载，在伊斯兰教纪元1049年色法尔月14日(1639年6月16日)，胡赛因·伯克带兵开始了他的远征。
其后不久，斯卡杜的阿里·汗也加入了远征。
远征的军队，遭遇了拉达克的顽强抵抗，但形势对拉达克很不利，经过一系列失败后，拉达克统帅撤退到卡尔布要塞凭险死守。
穆斯林军队经过十六天在山谷间的跋涉后，成功的断绝了要塞的后路。
至此，拉达克的统帅觉得大势已去，他向胡赛因·伯克乞求和平，并承诺如果放他回到国都，他会劝说国王献上贡奉。
得到承诺后，胡赛因·伯克释放了他，但是险峻的卡尔布要塞，也落入穆斯林战士的手中。
胡赛因·伯克之所以没继续向列城进军，估计是考虑天气因素，虽然冬季到来有利于渡河，但拉达克冬季严峻的气候，也会使穆斯林军队的后勤成为一个灾难。
也因此，当胡赛因·伯克撤军之后，留驻防守卡尔布要塞的穆斯林军队也难以支撑，不得不最终放弃了要塞。
不过这场很有威胁的战事，在《拉达克王统记》却是另外一番眉目。
在《拉达克王统记》中记载：“巴尔底人的国王阿里·汗带领军队进攻，在卡尔布打了很多次仗，许多霍尔人被杀害，（拉达克）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6]。
我们先不说，这两个内容迥异的记载哪个准确，先来看看此事之后，拉达克国王采取了什么政策来进行应对。
就在此战不久之后，森格南杰出人意料的封闭了国境线，禁止莫卧儿王朝和巴尔蒂斯坦的商人，穿越拉达克进行货物运输。
这个对穆斯林商人的惩罚措施，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商贾们确实不能再借用拉达克的道路系统运输货物，但他们很快就开辟出两条新的行商路线：
一条从帕特那经尼泊尔到达拉萨：
另一条则是迂回到斯卡杜和希加尔到达喀什噶尔，再到拉萨。
虽然这两条路线，明显长于穿越拉达克的路线，但也成功的避开了拉达克的封锁。
而这一闭关锁国政策，却让拉达克失去了货物流通带来的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恶政的后果逐渐显现，拉达克国力日渐削弱。
24年后，当此政策废止时，拉达克已从地区霸主，跌落到泯然众人矣的程度了。
不知道，已经去世的森格南杰，会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
从这条惩罚别人，伤及自身的政策来看，森格南杰除了在经济层面脑子不灵光之外，似乎还带着对伊斯兰教区域的恐惧，否则他不会采用这种封锁的手段。
由此看来，《拉达克王统记》中记载的胜利，很有可能是粉饰太平了。
除了每次出现在外交事务中，达仓热巴对于拉达克的内政，可能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森格南杰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去世，达仓热巴主持了他的葬礼以及纪念堂（其实是一座佛寺）的修建。
在之后的五年中，拉达克没有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国王。
因为这期间，王后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摄政王。
她被冠以“萨炯旺姆”的尊号，有着“女保护人”的意思[6]。
在这五年中，除了例行的修建佛寺、礼堂、向为藏地区寺庙布施和派遣僧侣前去学经之外，达仓热巴还参与其他政治事务。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森格南杰执政期间，史籍中非常罕见的，没有关于大臣的记载。
这在整个西藏君王的历史中，都属非常罕见。
通常王朝中一个强大的阶段，必然伴随着英明的君王和贤明的大臣，并且会有相应的贤臣传记，例如吐蕃时期的“七贤臣”。
但在森格南杰时期别说贤臣传，就是史籍上提及大臣名号的时候都很少。
作为一个君王不可能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大臣的记载只可能是两种情况：
要么是国王一个人全国的政史乾坤独断，不带别人玩儿；
要么就是除了大臣，还有其他人辅助。
从拉达克的史料上看，这两种情况可能都存在。
那么森格南杰身边的其他人，也就只有达仓热巴了。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达仓热巴，东跑西颠的处理外交事务。
当森格南杰去世后，王后摄政国内事务恐怕更要倚重于达仓热巴。
除了外交事务，他也在内政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甚至达到了王子继承的层面。
面对三位王子的取舍，王后可能存在某种困惑，为此她进行了长期的考量。
到最后，她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掌控国家庞杂的政治事务。
于是，在1647年（清，顺治四年）王都召开了一次全体王族参与的会议。
在这次由达仓热巴主持的会议上，拉达克王国裂土分封，分给三位王子。
在拉达克的国土中，玛卓、宜古和布让成为了王后的私人领地，德登南杰成为拉达克国王，另外两个王子则被分别得到了古格和桑噶周边的土地。
对于这种盛行于西藏的裂土封王形式，其实效果并不见得有多好，从中原王朝例子来看，采取了裂土封王制度的朝代，亲王作乱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但在难以抉择的时候，这种方式未尝不是一种柔和而带有亲情的解决方式。
从达仓热巴处理外交事务柔和的手腕来看，在和王后的沟通过程中，估计也是他力主的方式。
通过这次分封，三位王子各自支持的势力，也算是心满意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拉达克王朝的政治稳定。
对于此时的拉达克来说，外敌的威胁无时不在，也是在没有能力再承受国内分裂的局面了。
其实，就在拉达克分封王子之前半年，达仓热巴刚刚处理了一次危险的外交事件。
公元1647年，来自喀什噶尔的叶尔羌汗国突袭了拉达克的北方边境，军队长驱直入到达了嘉地。
在乌溪峡谷与拉达克军队激战，另一只偏师则到达了曲雪雄，同样击溃了拉达克守军的抵抗。
叶尔羌汗国的进攻，造成了边境地区严重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拉达克的王后，要求达仓热巴出面解决此事，但当时他已73岁高龄，无法长途跋涉到达边境区。
于是，他派出使者来到了叶尔羌汗国军营，带着两个对方的官员回到了达仓热巴的驻地。
两位穆斯林的使者，对年迈的达仓热巴非常尊重，用“辟尔”(导师、长老）相称，并表示出兵是因国内大臣受到了拉达克的侮辱。
经过一番交涉，这两位使臣带着十五匹马的赔偿，离开了拉达克[7]。
史书中没有记载这件事的后续，但显然一场两国之间的战争，不会以赔偿十五匹马的方式结束，除非是十五匹金马。
达仓热巴传和拉达克史都不记载此事，估计是拉达克吃了大亏，要么是答应了朝贡，要么是损失了土地。
1650年（清顺治七年），达仓热巴已风烛残年，他最后一次派遣使团来到为藏地区，分别拜访了
达赖、班禅、竹钦活佛，以及德钦曲阔寺。使团出访期间，还和格鲁派高层，协商解决了一些主巴噶举派和格鲁派之间的一些争端。次年，达仓热巴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在拉达克安详的圆寂。
在这个时期，藏传佛教已开始有了活佛转世制度，达仓热巴也拥有自己的转世灵通，。
但遗憾的是他的转世灵童，似乎没有继承他的政治智商，几乎在拉达克的历史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回顾达仓热巴的一生，除奠定了主巴噶举派在拉达克和门域的宗教领袖地位以外。
更多时候是出现在政治关系领域，不论是国家外交，还是教派纷争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通过他的斡旋，阿里地区的主巴噶举派和格鲁派虽摩擦不断，但也算基本保持了关系稳定，处于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在国家之间，他怀柔温和的外交手段，尽量平衡了各国间的利益诉求，并屡次达成和平条约。
这种温和的处事风格，让他在处理政事时，能获得各方的信任，并左右逢源。
他去世后，拉达克和格鲁派政权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最终酿成了一场著名的战争。
这场围绕古格的战争，将周边各国势力全部搅入其中，再次改变了阿里地区的政治分野。
参考书目：
[1]、 拉达克王国_第二王朝的早期统治者_L_伯戴克；
[2] [6]、拉达克王国_南杰和拉达克在喜马拉雅西部的统治_L_伯戴克；
[3]、《西部西藏史》_弗兰克；
[4][5]、《达仓热巴传》；
[6][7]、拉达克王国_拉达克力量的衰退_L_伯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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