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與影響：探尋經典紀錄片的力量
顧亞奇
紀錄片《航拍中國》海報
是基於“真實”的詩與思，是人類以藝術實踐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中國紀錄片以經典影像忠實記錄了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精彩圖景。在波瀾壯闊的新時代，中國紀錄片應當攀登文化藝術新的“高峰”，在推動國際交流、實現文明互鑑上踐行使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文化力量，創作更多、更具中國氣派與國際風範的精品力作。
在萬物皆媒、影像為王的當下，儘管視聽文本類型繁多、形態各異，但紀錄片因“真實”特質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上，大量經典作品記錄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產生了巨大社會影響力，集納成有聲有色的影像檔案。一部稱得上經典的紀錄片，除了具備“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共性之外，還因題材與類型的不同，在觸動觀眾的手段與方式上各有側重。從新的維度探尋這些“有影響的影像”的力量之源，不僅能更好地把握紀錄片創作規律，更能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形象。
時間與空間：變與不變交織的張力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明，這為歷史人文題材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文化尋根、精神溯源的宏大主題上，中國紀錄片留下了許多經典之作。在儘可能廣闊的地理空間裡獲取影像，並在儘可能久遠的時間維度裡觀照文明，折射當代人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深刻認識、體驗與反思，是此類紀錄片獲得成功的奧秘所在。這是因為，影視藝術本質上是一種採取空間形式的時間藝術，紀錄片無論是對歷史的思考，還是進行時的現實記錄，都是當下視角的時空再造。
紀錄片《新絲綢之路》海報
1979年中日合拍的《絲綢之路》（17集）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部大型電視紀錄片，開創了中國文化紀錄大片的先河。1983年播出的《話說長江》（25集）以40%的收視率創下此後再難企及的“神話”，成為中國紀錄片的第一座高峰。兩部作品時間上穿越上下幾千年，空間上縱橫幾萬裡。20多年後，帶著“新視角”“新發現”的《新絲綢之路》（10集）和《再說長江》（33集）相繼亮相熒屏，以時空對話的方式再一次獲得觀眾的廣泛好評。究其原因，這類凸顯空間廣度、時間跨度的作品內蘊著無窮張力。
紀錄片《再說長江》海報
每個民族都有自身獨特的文化，文化的演變發生在相對不變的空間和可感知的時間變化中。如果把帶有民族象徵性的地理座標看作“經”，那麼歷史演變與時代發展就是“緯”，絲綢之路、長江作為空間存在是靜態的“不變”，而社會發展則是動態的“變”，“變”與“不變”的時空交織創設了影像表達的無限可能性。正因如此，近年來《大秦嶺》《大黃山》《漢江》《第三極》等一系列同類題材紀錄片佳作頻出，它們共同繪就了中華民族厚重雄渾的文明圖景。
紀錄片《大秦嶺》海報
衝突與情感：日常敘事激發的感染力
社會現實題材紀錄片關注當代人的生活狀態或社會發展進程，以進行時的方式書寫“正在發生的歷史”，講述日常生活中普通個體或群體的故事。故事的主體是“人”，核心在於“衝突”，“衝突”背後凸顯的是人的“情感”。此類紀錄片主要採用“日常敘事”策略，強化對個體生活經驗的捕捉與表達，在文本上傾向於追求簡單、平實、生動。“日常敘事”中的“衝突”不同於戲劇化敘事的劍拔弩張、跌宕起伏，它生長在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傳統等多維複雜的關係中。正因為記錄的是尋常你我，關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與命運，作品構成了一種召喚結構，實現了與觀眾的共情，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感染力。
在急劇變化的社會轉型中，普通人的困惑、掙扎、奮鬥匯聚在時代洪流中，他們的喜怒哀樂流淌在平淡歲月中，化為真誠、平等、有溫度的影像。1991年的《沙與海》獲得亞洲廣播電視聯盟大獎賽大獎，這是中國首部國際獲獎的紀錄片。作品記錄了生活在沙漠與海島上的兩個互不相干的普通家庭的生活，詮釋了閉塞環境與渴望遠方的衝突。1993年，《最後的山神》再獲“亞廣聯”大獎，該片講述了鄂倫春族最後一位薩滿孟金福的故事，演繹了人與自然、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宗教習俗之間的衝突。1993年，央視《東方時空》創辦《生活空間》，以欄目化方式播出了大量凡人小事的紀實影像，“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主流媒體上書寫了“由小人物寫下的歷史”。同一時期，上海電視臺創辦的《紀錄片編輯室》緊扣時代脈搏，凸顯濃郁地域特色，真實記錄了上海改革開放中的發展軌跡和上海居民的生活狀況，留下了《德興坊》《毛毛告狀》《我想有個家》等經典作品。凡人小事飽含人間真情和人性力量，書寫了難以複製的時代“影像志”。
紀錄片《最後的山神》海報
語態與觀點：歷史與現實的穿透力
所謂語態，就是話語主體與客體交流的狀態。對於紀錄片而言，就是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面對觀眾“怎麼說話”的問題。語態更是一種姿態，它決定了鏡頭的俯視、仰視或者平視。在彰顯主流意識形態的題材類型中，紀錄片經歷了從權威傳達、社會教育到平等交流的語態轉變，這在最具中國特色的文獻或政論類紀錄片中尤為突出。
1966年製作成電影膠片的紀錄片《收租院》在全國連續放映達8年之久，這部紀錄片中“揭露、控訴”的語態與當時觀眾的心理期待是一致的。28年後，1994年播出的《毛澤東》（12集）甫一播出就征服了億萬觀眾，它創造了中國獨有的紀錄片類型——文獻紀錄片。隨後，1997年播出的《鄧小平》（12集）同樣大獲成功，《周恩來》《新中國》《孫中山》等多部大型文獻紀錄片相繼播出。這些作品之所以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主要在於它們建構了一種新的話語方式和主流敘事策略，解讀歷史人物的語態從政黨視角向民眾視野轉變，用百姓視角體悟領袖的宏圖偉業，以大眾情感展現歷史的滄海桑田，拉近了領袖與人民的距離。
紀錄片《毛澤東》海報
紀錄片《大國崛起》海報
從單一直白的意識形態宣傳轉向含蓄多元的理念、知識、觀點表達，紀錄片在思想與觀念上的開拓在2005年播出《大國崛起》時達到一個高峰。這部政論片的力量不在於影像、風格與手法，而在於它的歷史眼光、全球視野與思辨能力，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義。它把握了中國重新定位“全球座標”的現實訴求，探尋了“大國”得以“崛起”的深層原因，彰顯了紀錄片在思想性上能夠達到的深度與高度。隨著傳播環境的變化，紀錄片的表達語態與思想內涵不斷迭代升級。在媒介融合、社交媒體興起的當下，語態上呈現出從對話到“撒播”的趨勢，近年來《我在故宮修文物》《歷史那些事》《如果國寶會說話》等“網感化”作品讓紀錄片獲得了新的魅力。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海報
技術與影像：視聽語言本體的驅動力
作為一種“亞藝術”，紀錄片具有生活審美與藝術審美的雙重特質。紀錄片視聽語言的探索始終與製作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連，每一次新技術的應用都直接導致紀錄片風格、樣態的變化。回到視聽語言本體上，技術變革驅動著紀錄片從“擬真”到“創真”，持續地帶給觀眾煥然一新的視聽體驗，留下了一部部具有標誌性的經典作品。
1988年的《西藏的誘惑》之所以獨特，在於它代表了早期電視藝術探索的一個方向，它通過對文學、音樂、攝影等其他藝術門類的借鑑融合，致力於動態光影新修辭的建構與傳統意境的營造。1991年橫空出世的《望長城》之所以撼人心魄，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新技術支持下呈現的紀實風格，跟拍、長鏡頭，尤其是同期聲的廣泛應用顛覆了紀錄片原有的形態。2005年的《故宮》標誌著紀錄片進入“大片”時代，主要得益於它運用了大量與國際接軌的特殊攝影、電腦特效、動畫等技術，重新定義了紀錄片的影像標準。2012年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國》被稱為現象級作品，超現實的攝影手法、人工布光等是其重要驅動力，它促成了“日常生活審美化”藝術理念的實現。近年來，《航拍中國》《超級工程》《大國重器》《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等紀錄片不斷以新技術製造影像奇觀，一次次衝擊著受眾的視覺經驗。可以預見，隨著5G、VR等技術的普及與應用，紀錄片將不斷拓展視聽審美界域，獲得產業發展的新動能。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海報
紀錄片《大國重器》海報
概言之，紀錄片是基於“真實”的詩與思，是人類以藝術實踐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60多年來，中國紀錄片以經典影像忠實記錄了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精彩圖景。在波瀾壯闊的新時代，中國紀錄片應當攀登文化藝術新的“高峰”，在推動國際交流、實現文明互鑑上踐行使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文化力量，創作更多、更具中國氣派與國際風範的精品力作。
顧亞奇│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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