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周一首次报告非洲国家输入病例后，截至周六24时，广州已累计确诊11例非洲输入病例。
据广东省卫健委通报，这11例病例共涉及尼日利亚、安哥拉、刚果（金）、多哥、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6国，且患者身份多为从事跨国贸易的商人。
这些怀揣着淘金梦的非洲商客远渡重洋，将广州视为一座改变命运的金矿。只不过，那个凭借倒买倒卖发家致富的“黄金时代”已悄然远去，这座城市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高。
广州“巧克力城”的兴起
广州小北，非洲商客淘金的起点。
历史上的小北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民间说法“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河南地痞，小北烂仔”便是对这一地区的形象描述。
因为广州的城市发展规划始终是沿江向东拓展，例如天河一带珠江新城的开发建设，因而不属于城市投资建设重点的小北，总显得有些萧条、落寞。
不过凭借低廉的物价，小北成了非洲商客的聚居地。老旧的狭窄街巷里，凝结了过去20多年数十万非洲家庭的财富梦。
小北登峰村/摄影师李东
如今，谁也没法说清第一个到小北落脚的非洲商人究竟是谁，不过学者普遍认为，“巧克力城”的形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金融风暴下，东南亚各国经济严重受挫，中国的强势崛起与开放政策使得珠三角等地迅速成为世界商品生产、外贸的核心地带，因而原本盘踞在东南亚与香港重庆大厦的非洲商客带着少量资金，从深圳入关，坐广深线辗转来到广州，寻找源头工厂以及更低廉的商品。
彼时，珠江新城还是一片农田，小北往东两公里的淘金才是广州的CBD。那里诞生了广州第一家麦当劳和星巴克，老字号星级酒店白云宾馆和花园酒店毗邻着高端百货友谊商店，淘金成了当时欧美跨国公司精英们的首选住处。
而距离广州火车站仅3公里的小北，则是非洲商人的绝佳落脚地。
白马商城、红棉服装城、新大地等无所不包的批发市场，围绕广州火车站而建，是非洲商人扫货的胜地。而小北登峰村的握手楼里供应着大量廉价出租房，新来广州的非洲商客自然地向小北聚集。
其中，就包括来自塞内加尔的迪昂。
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塞内加尔这个国家，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在揭幕战中干掉了卫冕冠军法国，最后杀进了八强。
塞内加尔其实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00年前后，塞内加尔国内物价飞涨，生活变得困难，那时，人人都想离开非洲。
出国热潮下，1.9米高的退伍空军工程兵迪昂，带着少量积蓄，兴冲冲地飞往泰国。从咖啡厅服务生，到代人申请签证，逐步实现资金原始积累的迪昂，跟着同乡做起了外贸生意。
慢慢地，他发现市场上所有货的产地都成了中国，有朋友兴奋地告诉迪昂：“同样的东西，广州的价钱只有曼谷的一半”。
2003年广交会，迪昂第一次去了广州。
小北的“黄金时代”
“那种震撼你可能没法想象，站在大街上一抬头就能看到飞机，离你那么近，简直太现代化了。”
彼时，随着广州市区扩张，旧白云机场逐渐被纳入市区，飞机“贴着大楼”飞过的奇景使初来广州的迪昂震惊，他决定从曼谷搬来广州。
在小北天秀大厦的一间公寓里，迪昂开始了他的“广州淘金梦”。
迪昂在小北落脚之际，正值中非关系升温期。自“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后，中非高层互动频密。2002-2005 年间，中国与非洲政党互访超过 130 次，中国对非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和平与安全等多个方面，尤以经济政策最多。
与此同时，“巧克力城”——小北也迎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
广州街头，经过水果摊的非洲妇女/摄影师李东
跨文化研究学者迈克尔·莱昂斯曾记录了当时一位尼日利亚商人的财富故事，他每两个月来一次广州，每次会采购25000件衬衫运回国内转卖，每件衬衫的利润为1.5美元，他每来一趟广州就意味着37500美元的收入。
迪昂的外贸生意也扩张很快，“从早上 10 点开始就有客人上门看货，我们需要把大门打开，不然一直会有人来敲门”。其中销量最好的是牛仔裤和T恤，2003年之前，塞内加尔的牛仔裤主要从美国和摩洛哥进口，在那之后，全是中国制造。
这样的财富故事，在遥远的非洲大陆口耳相传，编织成绚烂的“广州梦”。在他们看来，广州是座新的金矿，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
他们认为赚钱就像是从树上摘果子一样容易，老人们会告诉年轻人，“去中国吧，去那里闯一闯”。
广东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在穗的非洲人数量增速远远快于其他国籍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在穗的非洲人口数量为6千人，2005年增长至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3%。
《南方周末》曾还记载了当时贸易热潮下的夸张场景，“每天中午12点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和组装手机。”
牛仔服装店前的非洲商客/纪录片《广州梦工厂》
在这一时期内，“巧克力城”的族裔经济开始逐步成型，地上部分以非裔“坐贾”为主，地下部分则以地下钱庄和其他非正规经济为主。
具体而言，“坐贾”的经营形式包括批发商店、物流公司和服务商店三类。在2007年，登峰街就已有157家外资企业代表处，其中80%为非洲商人注册登记，他们所带来的年营业额高达75亿元人民币。
同时，物业经济也颇具活力。例如，“巧克力城”一个3-4平米的商铺，营业成本即为1.5万/月，而其月营业额可达30 万元以上。
然而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大事件下的国家签证控制以及治安问题困扰，“巧克力城”的发展开始逐步走向衰弱。
“淘金梦碎”
2007年12月，《广州日报》发布了一篇长篇报道《广州黑人部落全记录》。虽然文章开篇承认中非商贸推动了广州国际化，但文章主要力度仍在于指出“巧克力城”经营的都是低端产品、大量中国业主因黑人聚居而搬离、“三非”黑人数量巨大等信息。
在地方媒体建构“巧克力城”的负面形象时，本地居民也开始对当地治安问题愈加不满，于是，规模化的排斥性语境开始出现。
此外，为保证2008 北京奥运会、2010广州亚运会的稳妥举办，广州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签证严查运动。有学者统计，广州亚运会前夕，当地警察以平均每周2-4次的频率突击广园西路一带，检查非裔商客的签证。
2009年7月15日，两名来自尼日利亚的纺织品零售商试图逃脱签证检查，其中一名不慎从18米的高楼摔下，后经查实两人签证都已过期。但意外事故导致，百名非裔商人在广州街道上聚集抗议。
就这样，检查和逃脱检查的猫鼠游戏动摇了这座城市。据学者迈克尔·莱昂斯的调查，2010年，大约有40%的非洲商人离开了广州“巧克力城”。
2014年后，小北租赁市场被整顿，为打击逾期滞留者，许多房子只允许租给有长期逗留签证的留学生/摄影师李东
此后，2012年深圳大运会、2013年新移民法的实施、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每次大事件发生，相当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会更小心地躲藏起来。
2016年，针对媒体报道“大量非洲人离开广州”一事，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作出回应称，截至当年6月25日，实际在穗非洲国家人员约1.1万人，占在穗外国人总数的14.8%，比2014年减少了约5千人。
其实，除了地方政府管控强化外，非洲国内经济不景气、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中国商人直接参与非洲当地贸易、竞争激烈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等因素，也都是成了促使非洲商客逃离这座“巧克力城”的动因。
原先，供应商抱怨工厂招不到人，工资越来越高时，迪昂怀疑这只不过是想加价的借口，但当所有人都在说同样的事情时，迪昂知道，“中国制造”已不再便宜。
同时，迪昂也多了许多新的竞争者，当迪昂还在广州等着塞内加尔的客人们上门时，广州的商人们已先他一步“回到”了塞内加尔。
迪昂知道，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但下一站在哪里，迪昂还很犹豫，一些非洲朋友告诉他，下一站或许是在胡志明。
资料来源：广东省卫健委、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中商产业研究院、新零售智库、好奇心日报、界面新闻、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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