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唐代國力強盛，聲威遠震，發達的水陸交通溝通中外，長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城市之一。“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一聽有司之命。”

一、國內官驛

（一）以兩都為中心的陸上驛道與圍繞水網建設的水上驛道

唐代驛路的設置主要分別以兩都為中心，遍佈整個疆域首都長安是唐代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溝通國內外，因此全國有六條驛道從長安出發，東都洛陽同樣有四通八達的驛路，而兩京之間的驛路建設最為重要，根據嚴耕望先生考證，兩京之間可考驛為都亭驛、會呂驛、憧關驛、湖城驛等30餘所館驛，維持兩京之間的驛路暢通是穩定政權的基礎。除“兩都”交通樞紐外，全國還有幾個交通中心：開封、幽州、太原、江陵、廣州、益州、揚州，它們將唐代主要的驛路溝通起來，內外貰通，保證著唐代交通的通暢與繁榮。除了上述主要的驛路之外，唐代的驛路種類繁雜，水驛、海驛甚至空中郵驛都有所記載，尤其其中的水驛道路的設置不容忽視。據敦煌《水部式》的記載，僅登、萊、滄、瀛等地就有水手3400餘人。北方缺少大江大河，但是沿海港口卻彌補水驛建設方面的不足，成為當時主要的對外交流通道之一：而南方水系發達，驛路多為水陸相兼，《唐會要》裡記載：“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使命或使頭陸路則隨從船行，或使頭登舟則隨從登陸。”

（二）盛唐對外驛路

唐代對外交流活動頻繁，《唐六典》載：“凡四蕃之國經朝貢已後，自相誅絕及有罪見滅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在者七十餘蕃”，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八方來朝的盛世景象。這麼頻繁的內外交流得益於當時發達的郵驛制度體系，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有《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描寫從敦煌至北庭都護府沿途所見所感的郵驛體系建設進行的描述，可以看出當時邊疆的郵驛制管理十分規範，驛站與驛路建設十分發達根據當時文人賈耽所做的《皇華四達記》中對於外邦來朝路線的記載可以看出，唐時有七條主要的對外交通道路，通往不同方向的外邦民族：溝通東北的營州入安東道、大同雲中道，聯結西域的中受降城入回紇道、安西入西域道，通往卬度的安南通天竺道，通往南洋、印度洋等地的廣州通海夷道，通往朝鮮半島和日本海行入高麗渤海道。

（三）官驛的建設

根據唐玄宗時期的《唐六典》記載，當時整個唐王朝一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驛站，“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由此可見當時網絡密集的驛站分佈情況。唐代的驛站又稱為驛館—一到唐後期，逐漸己確定了“館驛”的官方稱謂，也是郵驛體系職能上變化的體現。韓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途中見寄》中將驛站比喻為“魚鱗”以彰顯它的稠密。不僅是中原地區，唐代驛館甚至在邊疆地區也建設的十分完備，例如王周的《路次覆盆驛》就是很好的體現：“曾上青泥蜀道難，架空成路入雲寒。如何卻向巴東去，三十六盤天外盤。”表明當時西南地區的道路架。唐代的驛站不僅數量多，而且建築十分精美，這也是唐宋時期驛站的特點。

二、私人郵驛的存在

（一）逆旅的發展

逆旅最早存在於春秋戰國時期，唐時，逆旅又稱為旅店，根據《唐律疏議》卷四之“沽賣之所為店”‘而來。隨著城市、商業的發展，往返於道路上的旅人增多，逆旅的“市場需求”自然旺盛，尤其是隨著科舉制的發展。各地趕考的讀書人成為逆旅的重要客源。據史料記載，當時從全國各地前往兩京趕考的數萬名考生大多投宿逆旅。除了趕考者，各國往來的胡商也是唐代逆旅發展的推動力之一，甚至當時的兩京地區專門開設有胡商逆旅。逆旅的出現不僅解決了旅行者的食宿問題，同樣解決了一些人口的生存問題，《晉書》裡提及：因“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而逆旅又不僅僅是單一的食宿場所，他們也提供出售，“交易貿遷，各得其所。

（二）私人郵傳

即私人的通訊郵驛方式，唐時主要包括：一、私書附驛；二、個人郵驛；三、平民私郵。

1：私書附驛

私書附驛，是當時官僚貴族為滿足個人通訊的需要，將私人書信或者小件物品託付給順路的驛使，讓其代為傳送的一種私人郵驛形式。私書附驛與逆旅一樣，在歷史上各個時期受到的待遇大相徑庭，為了防止官員私下勾結，許多時期明文禁止官員之間的私書附驛。唐初，唐高祖解除了官員之間通信的禁止性規定，“自今以後內外官人須相存問，勿致增損。”自此唐代官員之間利用官方驛傳互通信件便成為常態，柳宗元在《與李翰林建書》中有“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劉馮錫)處得足下前次一書”2一句。這正是私書附驛的例證。待至宋，私書附驛被完全合法化。

2：個人郵驛系統

這種郵驛系統是指僅服務於某個人或者某個集體的郵驛體系，例如前文提及的孟嘗君、信陵君和平原君所設的郵驛體系，一般在戰亂時期尤為凸顯。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的氏族門閥都有自己的郵驛體系。這種私人設立的通訊組織在唐代仍然存在，最著名的當屬“劉晏專驛”。安史之亂時期，國家驛站遭到破壞，作為經濟學家，劉晏站在為國為民的角度十分注重各地物價等詳細情況，因此為了獲取各地信息，劉晏在國家驛站之外，建立了一套獨立的驛傳體系，“代宗時劉晏為轉運使……晏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遞相望，戰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四方甚貴甚賤之病。”相對於利國利民的劉晏專驛，另一些私人郵驛則是為了滿足野心家和顛覆者的私慾，例如武則天時期裘仙被髮配邊疆之後逃至北庭，“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調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而安祿山更是買通吉溫，建立自己的驛傳體系，使得一則消息從西安到北京只需要兩日，當然，這一類用作不法行為的私郵在政府的管制下逐漸失去作用，並消失。

3：平民私郵

相對於貴族而言，無官無爵的凡人之間的通訊就相對艱難。《唐律疏議》明確規定了乘驛禁止在驛傳過程中帶私人物品，而沒有職位的便利和雄厚經濟基礎的平民能夠選擇的互通訊息的主要方式便是委託過路人捎帶。可想而知其艱難程度，杜牧“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的感慨就表現出私郵時間過長，要第二年才能到達。而且私郵的安全性無從保障，特別是安史之亂之後的晚唐，人們之間的書信常常丟失。杜甫就有“寄書長不達”之無奈，另一位晚唐詩人韋莊更為悲愴的表示“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三、結語

唐代的驛站建設十分完備，官私並茂，得益於唐強大的綜合國力。通過驛站，唐朝統治階級將影響下行至版圖各地，鞏固了唐王朝的統治。但驛站也被一些權貴用於禍國殃民之事。且唐代驛站雖然體系發達，十分便利，但始終只是屬於權貴階級使用的特權。權貴於公於私利用驛站傳遞信息，平民卻只能望而興嘆，不得不說是時代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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