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中國的律師大都是混吃混喝的主，聽起來打擊面寬了一些，但相對於律師們做出的成績而言，一點都不為過。
在我看來，律師，首先是法律精神的第一守護者，其次才是“法律服務的提供者”。如果背棄法律精神，把律師職業僅僅當作一個謀求生計的飯碗，這樣的律師是不合格的，更是法律本身的悲哀。
“杭州保姆縱火案”庭審現場被告人辯護律師黨琳山憤而退庭事件公眾都已知曉。幾乎在事發第一時間，廣東司法廳立即派出調查組趕赴杭州調查。媒體報道稱，為此，黨律師或可受到停止執業6到12個月的處罰。
對於黨琳山律師退庭一事，廣東省司法廳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黨琳山律師涉嫌在庭審過程中不遵守法庭紀律，未經許可擅自退庭，干擾訴訟正常進行，利用網絡炒作案件，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調查組到底履行了怎樣的調查程序，調查結果是什麼沒有公開，但處罰黨律師的基調已經提前定好，且通過了媒體發佈。不知這麼做，是不是也“涉嫌網絡炒作”？
興許大家已經發現，凡事只要出現與主流意識不一致的地方，都有可能被扣上“網絡炒作”的帽子，好像“網絡炒作”已然是一個無所不裝的口袋。豈不知，在互聯網+時代，網絡作為日常生活的工具早就被廣泛應用。利用網絡披露一些事實，即謂之炒作，這與大棒伺候有什麼區別？
出人意料的是，退庭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還在觀望，反倒是更多的律師同行立馬行動起來，並不加解讀地對黨律師給予了猛烈的抨擊，並大聲呼出：“請黨律師遵守法律”。
遵守法律，是每個人的應盡之責，但是不是需要一個思辨的過程呢？黨琳山憤然退庭確實缺乏法律依據，誠不可取。但請不要忽略，在此之前，他還提出消防、物業證人到庭的申請也一概遭拒的事實。所以，黨琳山律師退庭的原因不是單一的。
可能有人認為，莫姓被告故意縱火致4人死亡，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律師無論怎麼辯護都不可能改變最後的判決結果。結果也許成立，但律師為申請人履行積極的辯護義務是不是允許存在？黨琳山說的一點沒錯“審判的意義不是殺一個人就完了”。司法的進步，正是每個具體案件中一點一滴智慧和經驗累積的結果促成的。撇開問題而談意義，是無源之水，是空中樓閣。
前兩天，有位律界人寫了一篇文章，披露了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他說，很多被判死刑或無期的人犯，大都經濟條件不好，所以這些人的辯護律師大部分是被指定的，履行一下法律援助的程序而已。因為是無償辯護，也因為對判決結果不抱希望，所以被指定的這些律師通常會將辯護詞就寫在手掌大的一塊紙上，寥寥數語。有的律師甚至乾脆對法官講，根據xxx條列，我的當事人依律應該判處死刑等等。想想看，如此辯護，還會有好嗎？聘請律師，目的是最大程度上為當事人爭取利益，這是一個“求生”的過程。既然連自己的辯護律師都認為當事人該死，那麼律辯還有什麼意義？
在這起案件中，莫姓縱火者是慘案結果的首因，其罪難逃。但如果物業、消防方面盡最大可能避免工作中的瑕疵，是不是可以讓損害值降低？因此，黨律師的申請不但是成立的，而且其意重大。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庭審辯護律師的申請能不能被獲准，取決於法官的意志。在這種權利不對等的情形下，律師選擇離開，至少在情理上，我想是可以理解的。我之所以這麼說，並非為黨律師辯護，而是在現有司法程序上，法官權力的不受限制，大大地削弱了當事人與其辯護律師的權利。在這種情形下，出現相對不公正的判決結果，也就在所難免。
比如前段時間，遲夙生律師接受當事人家屬委託，前往法庭參與辯護，卻不料被主審法官趕至廳外。而在庭審現場，律師的申請被法官頻頻拒絕，更是屢見不鮮。至於為什麼拒絕，法官可以不需要理由。這就是中國司法環境的一角，也是多數律師必須面對的現實。再比如這段時間沸沸揚揚的“羅蘭青損害企業信譽案”，公安明確拒絕當事人家屬委託的代理律師，竟然還說，羅蘭青已經請了律師。但任誰都知道，羅蘭青是完全被限制自由的，他有選擇的權利嗎？箇中邏輯不說也罷。
退庭事件，已有上級主管單位介入調查，黨律師也必將接受相應的處罰。基於這樣的事實，我想所有人應該關注的是對這起事件所涉及的司法程序的討論，而不是對黨律師單方面的申討。黨律師在此事件中有幼稚、不成熟的一面，但我們是不是對他提出的案件之外的意義都一併懷疑，甚至打壓？我不主張同行就該抱團取暖，但職業理想，我想每個律師都是應該具備的。這樣的遭遇不止黨律師一個人會有，其他律師也會遇到。那麼，在下一次庭審現場中，律師的申請被無理由拒絕後，又該怎麼辦？因此被動接受，還是執著爭取，不但考量律師職業本身的存在之意，更是對被辯護人能否獲得公正權益的檢驗。
做為一個律界之外的人，我能理解的法治意義是，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程序都是公正的，無論是誰，都沒有單方面行使特權的權力。尤其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允許有不健全的司法程序存在，但更有完善程序的義務和責任。所以在最後，我奉勸工作在法律前沿陣地上的律師們，抱著律師職業這個大碗吃肉喝酒的同時，請不要忘了這個大碗中同時裝著理想，裝著民眾對公平、公正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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