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3哥

苏轼政治家的一面被他的诗词给遮蔽了，事实上，苏轼政治方面显示出来的思想高度和深刻性，甚至现代性，以及实践中做出的政绩，往往被大众忽略而不被认知，实在是太可惜了。举例来看：

1.关于边境制服匈奴的军事问题。他在一次大考中所作的《御试制科策》，有层层递进的奇思妙想。此文章很长，在这里，我只是简略要之：国家的边境安定吗？假象。因为匈奴的威胁从来没有制服，主要问题在西域不通，不通在于被西夏占据的灵州挡道，灵州夺不回在于我们的军队太懒散了，军人能力低下缘于朝廷拿了太多的财政资金富养着这些军人，最后得出“以不声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

怎么解决呢？让接壤灵州的陕西秦地独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国，这样灵州和秦地就会打起消耗战，秦地为了自我强大，自然会在边境屯田，以耕养战，秦地就变成了大宋的一个屏障，朝廷坐观其变谋取渔利好了。

顺带解释，割让土地，在现代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感，但在苏轼时代，只把土地当成为朝廷服务的资源。

2.关于财政开源节流的问题。国家安乱、百姓富贫，与财政的开源与节流有很大关系。苏轼年轻时，就写出了《思治论》，提出了当时财政管理中存在的严峻问题：道观用度太烧钱，宫殿建设太奢糜，食盐、钱币管理失控等，并且，苏轼对这些问题，都具体的提出了改革措施和建议。

3.关于国家供养的三类冗余人员的利与弊。苏轼在他的《论养士》中，大胆提出“接纳必要的恶固然不好，但斩尽杀绝必要的恶只会更坏”。

所谓的“三冗”人员，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冗兵，带来的是官兵战斗力下降；冗官，致使官员好吃懒做；冗费，造成官府行政效率低下。

但是，各种“冗”的改革措施无非就是“精兵简政”，而精简的只有四类人，即智、勇、辩、力之人，都是一些不简单的人，放到社会上，那就是不安定因素，如果政府养着他们，就算他们什么也不做，也好过他们惹是生非。

4.苏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单。苏轼曾经在多个地方当行政一把手，更具体的说，就是当市长。

在扬州时，他发现漕运的问题，不是监管不严，而是监管后遗症引发的。漕运，简单理解，就是南粮北调，苏轼比对漕运30年的数字后发现，漕运总量一路下降，但是，损耗却成倍增加。经过他小心求证，得出因为船工和押运人员，经年带私货增加收入的钱，被官府派驻税务稽查人员，严查后补缴税款后，船工等人怠工多了，这样，漕运的损耗越来越大，所运货物越来越少。苏轼提出了改进措施是：增加细节的制约措施，但必须撤销税务稽查官，免去船工等人的公器私用长途贩运收入的税款。

在定州市，这里穷土僻壤，苏轼就盘算“空头度牒”的事儿，多申请一份，就相当于本地多一份劳动力，少缴一个人的税，他申请到了171份“空头度牒”，一计两得，地有人耕种了，税收增加了不少。他在定州还成立了“弓箭社”，即省了征兵的开支，又战时勇猛无敌。

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杭州的苏堤，有目共睹的苏轼政绩。

所以，如果认真回顾苏轼的一生，他在政治上的建树数不胜数，不给他冠以“政治家”的名号，是在委屈他了。没办法，谁让他在诗词上的才气那么大呢？

乌咪爱读书

吃软不吃硬，能伸不能屈。

这算是东坡的写照吧？

其实从一开始，宋神宗就知道苏东坡是冤枉的，之所以罚他，仅仅是因为他写诗实在是在太过不小心，群情激涌之下，无非就是要做一个样子罢了，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苏东坡，以后少特么在诗里叽叽歪歪了，然后就乖乖上个折子，承认一个错误，给朕一个台阶下也就OK了。

宋神宗从未把苏东坡看成是敌人，因为这个文人就是一个文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更没有什么胸怀天下的理念，不想做权臣，也不爱什么政治斗争。如果一个皇帝连这点都看不出来，这个皇帝也不用当了。

因此，按照常规逻辑，在众官弹劾你的时候，上个折子请罪，伏个低做个小，基本上不会引发后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东坡偏不！这哪里是一个政治家能做出来的事情，明明是恋爱中的少女才会如此任性，换做诸葛亮、狄仁杰、张居正之类的，肯定马上大玩迂回战术，先将水搅浑，然后掀起一番骂战，将重点从政斗路线转移为公报私仇，这水一浑就好办了。

结果宋神宗骑虎难下！

第一次机会东坡浪费掉了！

不久，第二次机会又来了，他在被贬黄州后，1084年奉诏去汝州就任，结果半路上折子说去不了了，又去常州。这实际上是神宗释放的一个信号，而且是主动递给了东坡一个台阶，因为汝州离首都不远，把一个人调到首都附近意味着什么没有人会想不到。宋神宗也闹心，原以为东坡会服软，结果人家不鸟。也因为东坡诗写得太好，千古之后，世人一定会从东坡的诗词中骂他是昏君，所以无奈之下只好递给他一个橄榄枝。

本来就没什么大事，你不认错也可以，我让你回到身边总可以了吧？

东坡偏不！

这哪里是当官的料！

神宗驾崩，东坡回归，吃了那么多的亏，你倒是消停一些呀，少说话多喝酒多写诗不好么，非得书生气发作说三道四，指手划脚，结果又被踢到一边。人间已经默认东坡是冤枉的了，好吧，外放总可以吧？于是又是杭州，又是澹州，又是常州。

眼不见心不烦！

如果他不写那些失落失望的诗词，有无数次机会等着他，正因为没事写诗写词发牢骚，让逼得那些权贵不得不把他踢来踢去，没办法啊，杀又不能杀，升又不能升，毕竟他的诗词会流传下去，所有人都知道是自己害得东坡四处流离。

娘的，大宋朝就你一个好人行不？

我们都是昏君，都是奸臣，都是小人！！！

你见过如此天真的政治家么？

亦有所思

他主要是文学家 书法家 画家 。政治上他不为新党旧党所容，在中央政府无建树，在被贬谪当小吏时修杭州苏堤有点小作为。所以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我是一文定天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政治家”的定义：

很显然，苏轼的一生是不断被排挤，远离权力中心的。他先后离京去过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湖州等地任职，一生三迁三贬，最终在元丰十年，赴命到汝州任海军团副一职时，客死他乡，病逝常州，享年66岁。

提到苏轼，就不得不提到苏轼政坛上的两位老朋友——王安石，司马光

• 王安石，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比苏轼年长十六岁，两人都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又都是一代英杰。公元1069年，苏轼从地方回到朝廷，此时，王安石已开始主持变法。苏轼对于此次变法持否定态度，否定到什么程度呢？每次只要王安石一上书推行新法，苏轼就跟着上书说这个新法不行。面对日渐碍手碍脚，道不合不相为谋的苏轼，王宰相略施小计，苏轼便觉在京呆不下去，请求外放为官。

•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极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摄政。高氏一向都是反对新法的，她上台后，立即重用保守派的领袖司马光。司马光掌握大权后，全面否定新法，重用保守派人士。按说，苏轼的春天来了，他可以大展宏图了，但是，苏轼对于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很恼火，便跟他理论。结果，可想而知。

苏东坡的一生随心随性，返璞归真，一生都在践行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洒脱。所以，这样的苏东坡，我们更愿意记住他在文学，书法，绘画上的成就；更愿意走在苏堤上，慢慢品味“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妙！

小幸运牙牙

苏轼二十一岁科举入仕，主考官欧阳修对其赞不绝口，曾感叹苏轼横空一出，几年后谁人还会记得欧阳修呢，可见苏轼才华过人。作为一个文人，无疑苏轼是极其成功的，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句，但是作为一个官人，却一再遇冷，数次被贬谪，他能做一个好官但却称不上优秀的政治家。

初入官场，适逢宰相王安石极力推行变法，苏轼认为变法需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便屡屡上书新法过于激进，有诸多弊端，使得王安石等人极其不满，于是安排人员向神宗陈说苏轼错处，迫其自请出京。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聪颖有识，内敛沉静。她深知苏轼是才子，懂得文章的好坏却缺少生活经验，更是不善于识人，于是每每有人上门拜访，夫人总避于屏风后全程聆听与客人的谈话，事后分析时刻提醒。可惜夫人早逝，再无人商讨，于是便有之后的深情悼念之词“十年生死两茫茫。。。”

乌台诗案，原本例行公事的调任谢表，由于苏轼是文人，写出的文章常不自觉自带感情，一些话被新党抓住曲解，求情之人颇多，落井之人亦颇多。王安石当时已退休，却也上书为其求情，苏轼才能幸免于难。

神宗逝后哲宗即位，保守党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前宰相为首王安石一派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被召还朝后拜访了已退休的王安石，二人推心置腹相处数日深入了解。分别后王安石感叹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再有苏轼这样有才气的人。还朝后，苏轼对保守党拼命打压新党的作法不能认同，也看到了旧党更加腐败的现象，于是其又上书抨击，此番作法再次引起旧党的不满，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从苏轼一生的为官生涯来看，很难融入当时的时局。苏轼的性格比较适合寄情山水，寄情文学创作。所以苏轼是优秀的文学家而非优秀的政治家。

年糕仔

因为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因为眼中有性……因为求真

宗兆睿

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那他就不会数次被贬了

试问，哪一个政治家会主动去挑起权势阶层对自己的不满呢？对于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并尽全力保住位置，哪一个像苏轼那样只图心直口快，而不知进退呢？

我们来看看他一生的官场经历：

1071年，已经是中央部委官员的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而上书陈述新法的弊病，引起时任宰相王安石的不满，逼得他自请出京，到杭州去做了个小地方官——通判。

1074年，又被调往密州任知州；1077年——1079年任徐州知州；1079年4月任湖州知州。三年一调整，就没让他消停过。

就这样，苏轼也还是没改他的直脾气。上任湖州知州后，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里面暗含讽刺新党的语句。结果再度惹祸上身，1079年7月末，上任湖州才三个月的苏轼被捕入狱，受牵连者数十人。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

这一事件几乎导致苏轼的生命终结，新党们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最让人称奇的是，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居然破天荒地给他求了情，在朝野内外的一致努力下，他才得以保全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受当地官员监视。

从中央部委官员降到地方官，再由地方官降到一个小小的团练副使，这种仕途历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得到的下场。

可即便是这样，苏轼也依旧没有改了他直言进谏的本性。

1084年，一纸诏书将他从黄州调往汝州。从黄州赶往汝州的途中，因旅途劳顿，他的幼子不幸夭折，路费也所剩无几。他恳请朝廷允许他现在常州定居，得到批准。

1085年，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做了宰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被复职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被提拔为礼部郎中回中央部委工作。此后，苏轼似乎迎来了好运，回到中央不到半个月就被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又被升为中书舍人。不久，再度升迁，被授予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按说，吃了那么多苦，重新又回到中央部委做官，这样的机会实在是来之不易，苏轼应该要卷起尾巴好好做人才是。况且，此时的苏轼也已经近50岁了，也没啥更好的前途了，好好守着当前的位置挣点儿养老钱得了。

可是，他偏不！他的倔脾气又来了！

他看不惯司马光那伙人打压王安石那伙人的套路，觉得那也不过是整人，对于国家没有丝毫好处。况且，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更加腐败。

他的这一举动自然是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不满，逼得他在中央部委实在是没办法再待下去了。没办法，他只得再次恳请外调。

1089年，苏轼被委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1091年，中央又把他调回，可没几个月他又因为自己的直言进谏得罪人被调往颍州任知州。

可他在颍州位置上还没等坐热，1092年2月又被调往扬州任知州。此后是一年换一个地方折腾他，1093年9月任定州知州，1094年6月任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到惠州。

1097年，已经62岁的苏轼被流放到海南儋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往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可惜的是，他还没等回到任上，就在常州逝世，终年65岁。

这样坎坷的仕途经历，翻遍历史，恐怕也再没有第二个人了。试问，他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怎么就会过得如此艰难？

老春

政治家要玩弄权术，苏轼不是。

木子家惠

政治上无建树

70903545790秋月春风

在古代文学家中，本人最喜欢的就是苏轼了。但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讲，苏轼并算不上一个政治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政治家。有这么一段描述：

而要想影响到社会历史，成为真正地政治家，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1.政治家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背后往往站着一定的阶级或者政治势力，他自己则是其代表。

2.政治家必须掌握核心的政治权力，自己才有机会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去支配别人进行政治活动。

3.政治家是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他们的这些决定都会给全国带来重大的影响。

4.政治家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就必须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并且协调好、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必须是政治系统的组织者、协调者。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苏轼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洵带着苏轼与苏辙进京应试，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原本苏轼的文章应该列为第一，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有糊名法，主考官欧阳修便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章，便把他列为第二。

殿试结束后，苏轼和苏辙的才华给宋仁宗留下深深地印象。回到后宫，他高兴地给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非常欣赏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的预测对了，苏轼果然文章“独步天下”，照耀千古。而宋仁宗的话则没有实现，终其一生，苏轼不是在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正在京城任职，由于反对变法，受到变法派的排挤。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出京任职，来到杭州担任通判，后来又担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在湖州知州任上，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险遭杀身之祸，后被任命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这一番折腾，苏轼心中不免灰心，想要远离政治纷争，甚至要想把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位，苏轼也被召还朝，一路高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一度接近权力的中心。然而由于不满旧党对变法一棍子打死，于是他又受到旧党的陷害和打压。他又自请外调到杭州任知州，后来他更是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海南岛的儋州去。

直到宋徽宗即位后，元符四年朝廷大赦，苏轼才回到内地。可是到第二年走到常州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从考中进士到去世，苏轼从来没有成为任何政治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没有掌握过国家的核心权力，更不用说去制定国家政策，统筹协调各种关系，影响到宋朝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说，苏轼是算不上政治家的。

而同样作为北宋的文人，范仲淹主持过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过王安石变法。他们的变法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是变法派的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变法制度，也是他们统筹实施变法落地，给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他们才算得上政治家。

最后，苏轼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但是始终无法实现。不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他的遭遇，才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让他在文艺作品中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感情。再加上他的才华，让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散文、诗歌、词、书法、绘画等各领域全面开花，而且每一样都达到了顶尖水平，让他成为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可谓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關鍵字: 文化 政治家 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