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漢書》之中短短一句話，背後卻是一場悲慘的災難。
曹植在《說疫氣》對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慘狀有著詳盡的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這就是當疫病流行的慘狀，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淒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曹丕在《與吳質書》之中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徐幹）、陳（陳琳）、應（應瑒）、劉（劉楨），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根據史料記載，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這一年，王粲去世之時才41歲，王粲隨曹操徵吳，這一年曹營之中發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軍隊之中被感染，在回軍途中突然去世。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兩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殺，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
也就是說，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瘟疫，讓“建安七子”成為文壇絕唱，一個都沒有留下來。
這五位隕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壇巨匠都是上流社會的人物，相比於貧民百姓，他們的飲食和衛生條件要好一些，而且與老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他們的離世說明災情已經無法控制，已經波及到了上流階級，老百姓感染者十之八九。
建安詩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為這場災難，文學的發展迅速進入了低谷期。建安七子是鄴下文人的標誌性代表，他們的逝世，代表著鄴下文人集團的徹底消亡。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交相輝映的文壇盛況，最終只剩下了曹氏父子，而三者之中，只有曹植一個人是專門從事文藝創作的名家。
隨著建安七子時代的結束，大量的“悼亡詩”出現，這些詩文充斥著對生離死別的傷感。
東漢從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國曆史上非常罕見的瘟疫頻發時期。
瘟疫持續了196年，災情持續時間長，傳播範圍廣，程度劇烈。
《三國志•蜀書》之中記載：“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而《三國志•吳主傳》中也有所描述，“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疫病在軍中爆發，常常會影響戰役的走向，甚至直接導致戰爭結果的改變。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討伐孫權，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營爆發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
關於這場瘟疫，學術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這是由於血吸蟲而引起的傳染病，也有人認為這是鼠疫或者傷寒。在赤壁之戰前，曹軍之中已經出現了少量的患者，後來瘟疫難以控制，曹軍之中死者大半。
一場瘟疫來勢洶洶，造成了更加慘烈的傷亡。
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給王朗寫了一封信：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餘獨何人，能全其壽？
已經奪得王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慼，何況是在底層掙扎的平民百姓呢？
對於這次瘟疫，有專家認為是出血熱，深究其源，還要從西漢時期說起。當年張謇通西域之後，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漢武帝多次征戰匈奴，將這種瘟疫帶入了中原之中，因為東漢末期天氣異常所以出現了大範圍的爆發；但也有專家研究認為，出血熱並不會在夏季爆發，但這場瘟疫並沒有季節性，而是從這一年春季開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節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對人類後代的影響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亂等。
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2400多年前（公元前43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幾乎摧毀了整個雅典。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雅典市民生活在噩夢之中，至少三分之一的雅典人被這場瘟疫奪取了生命，身邊強壯健康的年輕人會突然發高燒，不幸的患者打噴嚏，聲音嘶啞，因強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咽喉和舌頭充血併發出異常惡臭的氣味。包括雅典傑出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偉大的歷史學家修希底德斯目擊了發生在雅典的那場瘟疫，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對這場災難做了詳細的記載。
直到後來，一位醫生髮現用火可以防疫，從而挽救了雅典。
歷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公元6世紀，起源於中東，流行中心在近東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經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陸海商路傳至北非、歐洲，幾乎殃及當時所有著名國家。這次流行疫情持續了五六十年，極流行期每天死亡萬人，死亡總數近一億人，這次大流行導致了東羅馬帝國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發生於公元14世紀，其起源眾口不一。此次流行此起彼伏持續近300年，遍及歐亞大陸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歐洲為甚。到1665年8月，每週死亡達2000人，一個月後竟達8000人。直到幾個月後一場大火(史稱“倫敦大火災”)，燒燬了倫敦的大部分建築，老鼠也銷聲匿跡，鼠疫流行隨之平息。這次鼠疫大流行就是歷史上稱為“黑死病”的那一次。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先秦時期《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溼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幹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兩漢時期，軍中疫病時常發生。如在公元前181年，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其時高後呂雉遣將軍周侯灶前往禦敵，但漢軍到達陽山嶺時，“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漢書•卷95》)；王莽篡位奪得政權以後，將鉤町王為貶為侯位，鉤町王故而起兵反擊王莽，天鳳二年（15年）王莽遣平蠻將軍馮茂出兵前往鉤町王統治下的益州，但漢軍“疾疫死者什七”(《漢書•卷95》)。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瘟疫流行之猖獗。
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十七年（41年），交趾發生動亂，光武帝以馬援為伏波將軍，率兵前往鎮壓嶺南動亂。至建武二十年馬援回朝之時，“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至建武二十四年，馬援受命征討武陵五溪蠻夷，“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後漢書•卷24》）。桓帝延熹五年，西北反叛朝廷的羌人勢力增大，引起朝廷擔憂，故而以皇甫規前往平叛，行至隴右地區時“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後漢書•卷65》），若非皇甫規想盡辦法安撫軍心，東羌叛變只怕會愈演愈烈。
西漢和新莽歷時231年(前206—25)，有疾疫17次，平均次年約為13.59，主要在軍隊出征時發生，而在征伐南方時尤其如此；東漢歷時195年(25—220)，有疾疫34次，平均次年為5.9。東漢末年的獻帝時期戰亂不休，記載疫病發生的次數15次，其中有9次疫病發生與戰爭直接聯繫(王飛《兩漢時期疫病研究》)。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瘟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文帝楊堅於開皇十八年征伐遼東，“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北史•卷71》）。當然，此時兩部史書的記載十分有趣，《北史•卷11》記載此次軍中因疫病“死者十二三”，而在《隋書•卷2》中卻為“死者十八九”，出入很大。無論如何，此次征伐遼東的戰役也因為疫病的爆發就此失敗。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云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範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藥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闢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係，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宋太祖開寶年間曾征伐北漢，其時北漢境內已經沒有太多兵力能夠阻擋宋軍，而契丹的常備隊在被擊退以後，後續的援軍還沒能趕來。此時，宋太祖於太原城四周築起堤壩，試圖引汾水灌太原城以擊破北漢最後的壁壘。但不巧的是，其時軍中疾疫驟然爆發，而趙匡胤又恐契丹南下援助北漢，最終被迫匆忙撤兵。對於宋太祖而言，失去了一個攻下北漢的絕好時機。
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溼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那個時期，流行的疫病也包括了瘧疾、霍亂、血吸蟲病等相對特殊的病症，這些與行軍之時的秩序、衛生條件、對食物及飲用水安全的保證這幾個方面是相關的，但在此時卻常常被忽略。在流亡的災民之中這種情況甚至更加嚴重，每有旱災、饑荒爆發，往往疫病便會伴隨而至。如在西晉惠帝司馬衷在位期間（291—307）爆發的11場疫病中有9場與災旱、饑荒直接掛鉤，且主要發生在關中地區。以至於《晉書》中直接記載道：“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由於疫病的破壞力相當巨大，歷代在進行疫病防治上都下過不少功夫，儘管這些努力有時並不能奏效，但有一些辦法卻在實踐中被固定下來。宋代之時已經出現了隨軍的軍醫，《續資治通鑑長編》便載宋哲宗詔令：“沿邊城鎮堡寨，委本將選差醫工一人，月給藥錢八貫，遇隨軍出入，給馬一疋，二年一替，願再留者聽。”並且無論是京師駐軍抑或地方宿衛，大體都會配備一定數量的軍醫以及同等數量的獸醫，以防範疫病在軍中爆發。
與此同時，宋代的軍人已經基本職業化。相，除了能夠更好地維持秩序以外，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較好的衛生條件與衛生習慣。比如為了防止食物和水源遭到汙染，宋代官修兵書《武經總要》之中還記載了一定的防毒、鑑別方法，對於傷患照顧、行營規範、持更休整的都有著嚴格的規定。
儘管如此，宋代依然未能阻止軍中疫病爆發。兩宋三百餘年時間裡，軍中大小疫病至少發生了25起，奪去了至少數萬軍士的生命，而這些疫病大多爆發於秦嶺—淮河以南地區，一般為瘴疫（主要為惡性瘧疾），最是防不勝防（李玲《宋代軍事醫療問題研究》）。
總體來說，宋代因水源、鼠患及食物汙染導致軍隊感染霍亂、鼠疫及血吸蟲病的案例較之前代似乎已經大大減少。
或許正是因為對於軍中防疫的重視，此後軍中較少有大規模爆發疫病的情況。但流民卻不具備軍中的防疫常識以及相對較好的衛生、醫療條件，當發生水澇、旱災、饑荒以及疫病爆發之時，往往生靈塗炭、死傷無數。
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瘟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藥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餘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藥學在與溫疫長期的鬥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藥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19世紀，德國醫學地理學家Hirsch詳細列表記述了自公元1173年以來的歷次類似流感的流行病爆發情況。明顯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第一次流行病發生在1510年的英國。
後來在1580年、1675年和1733年也曾出現過流行性感冒引起大規模流行病的情況。而對流感大流行最早的詳盡描述是在1580年，自此以後，文獻中共記載了31次流感大流行。其中，1742年至1743年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流行病曾涉及90%的東歐人，1889年至1894年席捲西歐的“俄羅斯流感”，發病範圍廣泛，死亡率很高，造成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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