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瑞，河南南阳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历任解放军第12医院护师，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主管护师，现任西藏阿里军分区某医疗站护士长，主任护师，专业技术五级，荣立三等功2次。先后被评为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全军优秀心理服务工作者、“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等。荣获全军科技进步奖，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寄语：
戍边来到天边边，历尽艰险终无悔。只因爱你——我的祖国！
天上阿里山圪崂姐妹 - 《最爱大陕北》
此心无悔走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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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图 | 汪 瑞
曾经有记者问我：“你放弃军区医院的优越环境，到高原吃了那么多苦，牺牲了那么多，后悔吗？”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过后，我反复问自己，“是为了媒体宣传的需要，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尚，才说出‘不后悔’的话吗？”但无论问自己多少次，心底的答案依然明确。为什么？我一遍遍问自己，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走上高原
1999年9月，在南疆军区医院工作的我主动要求调到人称“生命禁区”的喀喇昆仑山腹地工作。
走进高原缘于对戍守喀喇昆仑山腹地丈夫的思念。
1988年，我作为军区“学雷锋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在军区部队巡回作报告时，与时任某边防连连长的陶雨偶然相遇。我意外得知此前亲友、战友给我介绍的对象，竟然就是眼前这个老乡。他常年戍守在边防线上，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1991年结婚后，我们一直在苦苦期盼中度过。一年见面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平时不但电话打不通，就是信件也常常是数月才能收到一次。新婚别离、常年抑郁，一向体健的我先做了肝叶切除术，又患了绒癌。历经生死劫难后我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不治而亡，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自己深爱的人真正享受过相依相伴的甜蜜。追随丈夫到高原，有爱人相伴，哪怕日子再苦也会是甜的。
那几年，丈夫每次下山休假，都放心不下连队。有时一天要打七八个电话，了解连队情况或是找战士谈心。丈夫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关注。我从丈夫那里得知，高原恶劣的环境导致一些官兵有心理问题，有的还引发了事故、案件。对临床心理学有一定了解的我意识到，各种心理疾患已经成为严重危害高原官兵身心健康的“隐形杀手”。想到一个个年轻的战友在饱受高原严酷环境折磨的同时，还要承受种种心理障碍的折磨，我不由感到心痛。随后几年间，我把学习和工作的目标由临床心理学转向了高原心理学。
但直到走到首长面前坚决要求到高原守防的那一刻，我其实还没有在高原生活过一天，甚至从没有到过高原。
第一次走进喀喇昆仑山，是1999年9月2日。那时的219国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不过是显示于地图上的一个标示。尤其是在洪流激荡的暖季，洪水从陡峭的山崖直冲而下，泄入喀喇喀什河，沿山谷推出的简易公路瞬间面目全非。数不清的山石散落山谷，小者如面盆，大者比站立的人还高。深绿色的越野车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在巨石间步履蹒跚，缓缓蠕动。那一天，我经历了从未经历，也从未目睹，甚至从未听闻的艰险。
到高原是为了夫妻团聚。虽然我们把家安在了位于喀什一个县城的营区，但因为工作岗位不同，夫妻相聚比以前更难。重重叠叠的山常常使我们相隔千百里之遥。
第一次走进位于喀喇昆仑山腹地的防区，没有预想中的欢迎。其实，部队对接受一个女同志守防是不情愿的。因为全防区均为男性，出现唯一一个女性，生活确实不便。全营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真的能够一直坚守下去——边防团自组建以来，还从未有过女兵守防。
在喀喇昆仑山度过的第一夜，我独自蜷缩在冰凉的被窝里，茫然凝视着因漆黑而显得空洞的空间，耳中送来窗外狂风的一阵阵呼啸，清泪悄悄爬出眼角，沿着鬓角轻轻滑落，浸湿了枕巾。
原以为自己了解高原，原以为自幼不曾娇生惯养，能够吃得了高原的苦。但真正走入高原、体会过高原才知道，高原的苦不是咬牙坚持的那一刻，它如同黄连的汁液，点点滴滴渗透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涓涓不息，看不到尽头。
没有自来水，每天需要到数公里外的小溪去提水。在高原，走路就很容易感到疲累，更别说提着沉重的水桶。每次从溪边提水回来，路总是那般遥远、那般漫长。在一步步的迈进中，人喘得如同一个年久失修的破风箱，胸口更是火辣辣的痛，如同被塞进了一把朝天椒磨就的辣椒面。
还有如厕时的高度紧张。防区原来没有女兵，也就没有女厕所之说。因我的到来，男厕相邻的有两个蹲位的狭小空间被指定为女厕。但一方面也许大家还不适应原男厕的“职能转换”，一方面可能有时候高峰期男厕过于拥挤，所以仍有人时不时地到女厕来。每每如厕时，我总是极力辨别是否有脚步声接近，以便及时通过咳嗽、跺脚等方式，表示自己的存在。有时风声太大，直到声音近在咫尺的拐角处才发现，虽然及时通过咳嗽“吓走”了对方，但自己还是紧张不已。
专“心”致志
艰险的环境挡不住我的初心。不久，我在“生命禁区”建起了第一个心理咨询室、开通了第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开办了第一个心理咨询网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高原生理疾病防治不同，高原心理疾病资料少、可供借鉴的临床经验不多，许多领域几乎是空白。为提高理论水平，我千方百计托人从各地买来心理学书籍刻苦学习，还克服种种困难参加新疆地方学校开办的心理咨询师培训。我先后到原第三、第四军医大学进修，系统学习掌握心理疾病防治知识，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并成为全军高原部队首位获得国家资格认证的心理咨询师。几年间，我撰写多篇心理学课题研究论文，在《中华临床医学》《心理医生》等杂志刊发，其中《对特高海拔区和高海拔区驻军官兵心理状况及人格特征改变的追踪调查及分析》课题研究，填补了世界高原心理医学空白，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3年的一天，一名士官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3年没有离开边防连了，每年长达8个多月的封山期常常使他感到压抑、焦虑。开山后，得知自己的女朋友已是别人的新娘，家人也因他没有当上干部而责备他。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感到活着毫无意义。渐渐地，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还常疲乏无力。我意识到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经测试确诊为“重度抑郁症”。针对诱因，我帮他分析恋爱中易出现的“光晕心理”“自惑心理”，帮他用“转移法”“升华法”来减轻失恋的痛苦；对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挫折感，建议他采用“调控期望值”“多维思考”的方式调整心态，消除心理失衡，并采用认知和行为疗法，对其进行心理治疗。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克服了抑郁情绪。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成为边防的“主力军”，他们思想活跃但承受能力、耐受能力较差，面对高原艰苦的自然、生活条件，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针对这部分战士的心理特征，我坚持跟踪调研察变化、科学测试析症结、精心疏导理情结、真心关爱交朋友，努力帮助他们走出心灵误区。新战士小周自幼丧父，母亲改嫁，由爷爷、奶奶带大，恨亲生母亲，仇视周围一切，家人实在管不了，又整天担心会出事，便将他送到部队，期望能够约束和改造他。在新兵连第一次被班长批评时，他竟跑到炊事班拿了一把菜刀藏在枕头下，幸好被及时发现才免生祸端。入伍不到一个月，他便成了全连有名的“刺头兵”。
我经常与他交流，帮助他改变认识，让他明白自己的性格缺陷既不利于身心健康，又不利于成长进步。针对他冲动暴躁的性格缺陷，我教他采取“慢半步法”“自我控制法”“宣泄法”等心理调适方法，缓解心理压力，改变性格弱点。当年“三八”节，他送给我一个玩具鸭子作礼物。看着可爱的小鸭子，我知道小周学会了爱别人，学会了表达温情。一年后，他成了连队的骨干，还当上了班长。
正是靠着战友们的理解与信任，20年里，我的足迹踏遍防区各个哨卡和点位，也一次次遇险，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危险的是2008年6月，在黑卡子达坂，我们差一点被一辆载重卡车挤扁在山崖间。那一刻，面对突然挤过来的庞然大物，我惊呆了，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驾驶员眼疾手快，驱使越野车奋力窜上路边的山腰，越野车车顶几乎是擦着巨大的卡车车轮冲了出去，我们才逃过了一劫。更侥幸的是，冲出去的越野车虽然大力摇晃，却最终停稳了，没有翻到另一侧的深涧中。
牵挂家人
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高原的苦，也看淡了高原的险，但永远无法忍受的是母子分离那撕心裂肺的痛，永远难以消除的是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的深深愧疚。
第一次离开孩子是1996年9月，孩子还不满周岁。去车站时，我坚持把熟睡的孩子一路抱在怀中。看着孩子甜甜酣睡的小脸，泪水一颗颗滴落在孩子的脸上。到车站了，孩子睁开懵懂的眼睛，看到我，脸上瞬间绽放出一朵灿烂的向日葵。而年迈的母亲看着泪水涟涟的我和快乐欢笑的孩子，忍不住泣不成声。车开了，孩子欢快地向缓缓驰离的火车摆着手。他不知道，妈妈此去便远在天涯。多么想再多看看孩子，但怎么也抹不干的泪水像一道密实的水帘遮挡了视线……
到了喀喇昆仑山，通信很不方便，偶然打通一次电话，仿佛中了头彩般惊喜。母亲告诉我，我刚离开家那几天，无论孩子白天玩得多开心，到了傍晚，一定如归巢的鸟儿般寻找妈妈。于是，他蹒跚着走遍每一个房间、找遍每一个角落，寻找妈妈的踪影。他希望妈妈是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随着他的声声呼唤，就会突然出现在眼前。但最终，孩子只能在失望的呜咽中睡去。
妈妈告诉我，我留下的录像带成了最令孩子伤心的东西。原以为孩子看到妈妈的影像会开心，事实却恰好相反。每次只要放出影像，孩子无论在做什么，都会立刻专注起来，他认真寻到声音来源，欢笑着飞快地朝会说话的妈妈爬去。到了电视机前面，却怎么努力也无法爬到近在咫尺的妈妈怀里，于是又飞快地绕到电视机后面，却失望地发现妈妈也不在这里。当孩子终于明白，这个近在咫尺的妈妈不会把他搂在怀里，也不会亲他的小脸时，忍不住坐在电视机前泪如雨下。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渐渐有了追随父母的能力。2002年我回乡探亲即将归队，亦如以前每一个假期结束的前奏，我开始采购物品、整理行装。孩子每每看到墙角的红皮箱便禁不住哭泣。因为怕我难过，他总是尽力控制着自己。稚儿的哭喊固然令人心碎，而幼儿压抑的抽泣更令人心痛得无以复加。在孩子的坚决恳求下，我答应带他到喀什。
虽然也曾给孩子解释，平原的驻地离妈妈戍守的边防线还有近1600公里的山路。可对一个幼儿来说，距离的概念总是那般抽象，只有紧紧追随即将从生活中消失的妈妈，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这是令我至今后悔的一个决定。
回到山下驻地营区稍作停留，我便踏上了去防区的路。丈夫也在边防连，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孩子。只有6岁的孩子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一下蒙了。孩子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拿着手机泪流满面。车到叶城普沙，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继而就彻底没了信号。我不知道孩子一个人在房间连电话里妈妈的声音也听不到会是怎样。当黑暗降临时，一个6岁的幼儿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妈妈，但妈妈在喀喇昆仑山的腹地，什么也做不了，连打一个电话也不可能。
此后的日子里，绝大多数时候孩子是一个人在喀什那间被称作“家”的房子里。每天提早起来，自己坐军区的校车到离家10多公里外的学校去上学。傍晚放学回来，有时能赶上吃一点大灶上的剩菜凉饭，更多的时候是吃不上饭。孩子告诉我，每天放学同学们都是欢天喜地地回家，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放学回家，他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
不得已，3年后，孩子又回到了老家。当孩子提着换洗的衣服、脏乱的书包和吃剩下的一点干粮，摇摇晃晃出现在外公、外婆面前时，看着他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孔，二老忍不住老泪纵横。
那是孩子唯一生活在父母“身边”的一次经历，但这次“团聚”一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从此以后，直到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防生，再也没有提出过想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愿望。
2006年初，丈夫在高原执行任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胸椎、尾椎等多处骨折。在军区出差的我和重伤的丈夫相聚，我却接到了归队通知。当时新兵刚上山，是心理问题的高发期，有大量心理疏导工作需要我去做。丈夫没有多说什么，默默支持我踏上了高原的路。丈夫辗转医院救治，我却没有在他身边照顾一天。
同为边防军人，丈夫理解我，多年来从没有任何抱怨，只是偶尔也会用羡慕的口吻说起战友们的妻子洗衣、做饭……每当此时，我便会默不作声。
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几十年里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不得而知，孩子自幼交由他们帮助照顾，仅仅是对女儿日日穿越生死线的忧心、痛惜，就足以让他们时时牵挂，白发早生。
虽然经历了许多、承受了许多，但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而身边的一些战友却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2016年，孩子毕业后被分配到武警部队。同年，丈夫由于饱受高原摧残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撑，不得不离开他戍守34年的高原边防，转业回到老家。
戍守高原，在艰险苦涩和痛苦忧伤中，在忍耐坚守和牺牲奉献中，不知不觉间，这片土地已经悄然融进我的骨血，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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