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刚刚主政东北一年多的张学良发动了一场战争，对手，不是跟他有杀父之仇的日本，而是苏联。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解决中东路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被称为中东路事件。这是张学良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他首次亮剑为何选择苏联？张学良底气何在？
张学良照片
中东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缘于李鸿章与俄国政府秘密缔结的条约而修建，1903年全线通车。最初称“东清铁路”，干线从满洲里向东至绥芬河，支线从哈尔滨起向南，经长春、沈阳直达旅顺口，全长2400多公里。日俄战争后，大连至长春段“转让”给了日本，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归沙俄，仍称东清铁路。
东清铁路开工
十月革命后，东清铁路陷入混乱状态，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当时任路局理事会理事长的霍尔瓦特为沙俄时期的将军，宣布东清铁路对苏维埃政权独立，而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则准备武装“夺权”；美国和日本要求国际共管，法国企图以债权国资格染指。最后，中国政府派军队解除了俄国护路队武装，接管了东清铁路。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力图改善对华关系，在第一个对华宣言中承诺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毫不索偿”，但不久改为要求实行中苏共管。名为共管，实际仍是苏方一手掌控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中东铁路就成为中苏关系中的“顽疾”。既然中俄两国共管，长期以来围绕职员任命、权利和各自利益等问题，冲突不断。
“革命外交”遇上“子承父业”
1928年6月，皇姑屯事发，老帅张作霖被炸死，随后张学良接掌东北。
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改旗易帜，从此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此之前，东北地方政府可以自办外交，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强调外交权在中央，如一系列对日铁路谈判，张学良常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与此同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即“以强制方法与手段，解决不平等条约关系中的外交问题”。而反苏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即所谓的“改订新约”。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其中就包括收回租界、铁路等利权。
1929年3月，张学良贯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路线，与苏俄谈判。然而“俄国理事不但不允许修改以前不平等的规定，反而想扩大俄方的权利，以致屡次会议，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学良向苏方提出六项要求：
（1）路局长之各种命令、公函及他项文件，非由局长及华副局长会同签字，不能生效。
（2）路局所有支出应得到稽查局之同意，否则不得动用款项。
（3）路局未经解决各案，交理事会解决。
（4）路局各科处及沿线各段、各站，由中苏两方面平均分配管领。
（5）其他职员之平均分配办法，逐渐实行之。
（6）办事中俄文并用。以上条款，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依然遭到苏方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从东北地方来说，张作霖时代开始，东北当局即开始了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努力。1926年，苏方违反条约，拒绝运送中国军队，张作霖曾拘捕了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武装接管了中东路。但直到张作霖被炸身亡也没有全部收回铁路的控制权。张学良子承父业，更是雄心勃勃，要把中东路收回。
1927年4月6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曾搜查苏联大使馆，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如同父亲当年一样，武力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这也是近代“唯二”的两次武力搜查外国驻华使领馆事件。张学良此次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开始时西方各国、包括日本都表示支持或默许，但事后，美英法各国均“印象不佳”。东北军内部也指责：“不顾条约上的诺言，又没有什么正当理由，竟将邻邦的使臣押解出境，这怎么能让四夷宾服呢？”
张学良晚年在回忆起中东路事件时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搜查事件后，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张学良却电告张景惠、吕荣寰：对苏方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张学良可谓强硬立场、底气十足。7月，铁路督办吕荣寰武力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苏方通碟国民政府，宣布两国断交，随后发动了战争。
立威与亮剑
今人提及张学良，往往贯之以“少帅”，但其实对于“少帅”这个词，张学良当时非常厌恶，因为这两字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说他不过是个继承了老子遗产的官二代而已。皇姑屯事件后还没来得及攒足人望的张学良猝然接班，东北政权内部，不少人并不服气。
1929年1月10日发生了“杨常事件”，张学良枪杀张作霖的“重臣”杨宇霆和常荫槐。而此事的导火索也与收回中东铁路有关。当日，杨宇霆、常荫槐求见张学良，以“中东铁路系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为理由，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杨宇霆极力推荐常荫槐为督办，常荫槐也表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中东铁路纳入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张学良表示，此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从长计议，要上报南京政府后，方可执行。不料，素来飞扬跋扈的杨、常根本没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坚持要即刻决定，并拿出事先拟好的文件递给张学良，强令张签字。张学良怒火中烧，随后借机枪杀杨常于大帅府内。
抢杀二人
杨常二人的作死，正体现出东北军内部对张学良的不服气。但清洗了杨常二人之后，原本主张对中东路从长计议的张学良为何又拾起了杨常的强硬立场呢？其实原因和他枪杀杨常一样，还是两个字：“立威”。
如果说枪杀杨常可以起到树立个人权威的作用，而如果打败苏联，则可以直接提升整个东北军在国内、国际的形象。正如张学良晚年所说，“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毕竟，已经问鼎中原的奉系是被北伐军赶回了东北，一时之间东北军在国人眼中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日本的杀父之仇，张学良如鲠在喉，日本对东北人民的欺凌，是淤积在张学良心中无法排解的忧愤。但是，张学良年轻的时候就曾去日本观摩过军事演习，深知日本的势力不容小觑。张学良晚年曾说：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
恨日本又不敢打，同时又不甘心的张学良将目标转向了苏联。
对苏联的误解与南京的承诺
日俄长期在中国东北争霸由来已久，前有日俄战争，俄国败给了日本。如今沙俄垮台，苏联初建。打不过日本，那打日本的手下败将总可以吧？而且手下败将政权更替，立足未稳，还没得到国家社会的承认。如果能打败苏联，则东北军不仅收回了中东路权利，也算是给日本一个震慑。加之东北新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打赢了苏联，日后对抗日本就更有信心了。
苏联作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又神秘而陌生。张学良身边以“俄国通”自居的一批人，对张学良提供了不实的情报，导致张学良对中苏实力有严重误解。如东省特别区负责对俄外交的张国忱，听信了身边当过沙俄将军的白俄顾问的爆料:“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苏维埃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此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也向张学良报告说：“苏联内部空虚，边防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成大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的。”张学良轻信了这些情报，对苏联很轻视。
与此同时，蒋介石声称全力援助张学良和东北军，感觉有了后盾的张学良信心满满。7月10日，蒋、阎、张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在北京举行会议，蒋主张“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唯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王正廷于苏联宣布断交的前两天表态：如俄人坚持来打，中方“决严重抵抗，不能任由赤党侵犯”。苏联宣布断交当天，蒋介石电告张学良：“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
起初，国民政府与张学良认为各国不会坐视不管，并且认为苏联不敢开战。然而8月6日，武装入侵黑龙江，15日张学良动员6万东北军组成“防俄军”，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
张学良晚年说，我那个时候啊，看不起苏联，我想我能打胜。的确，刚开始东北军确实打了胜仗，东北海军在三江口，沈鸿烈把苏联的主力舰队打沉了。后来，苏方另外调来军队，把军队换了，将领也换为加仑。中苏冲突爆发后，在几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声称全力支援的南京政府只给过200万元资助，只是派了一个李济深来，他也表示中央不能再有什么支持。“没有一械一弹的补充”。对此，张学良很是伤心泄气。东北军节节败退，只能满足苏方的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从东北地方的角度与苏方达成停火协议。
中东路事件的结果，仅就中东铁路的权益而言，战后苏方并没有要求太多的权利，大概只是恢复事件之前的状态。但是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此一役也，暴露出我军事弱点，及全国不能团结对外的现象，促进日本野心军人，加紧侵略中国，造成九一八事变，缩短中日争端战争化之期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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