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窮而後工

這句話出自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梅堯臣年少聰敏，文采過人，與蘇舜欽齊名，時號“蘇梅”，又與歐陽修並稱“歐梅”。但是他仕運不好，直到五十歲才中進士，還是在歐陽修的推薦之下才進入國子監。終於當了官，六十歲左右就病故了。

從歐陽修的角度來看，梅堯臣的命運多舛。而這種不順利，表現出來就是一種“窮”，這並不僅僅表示物質生活的貧困，更多地是指際遇不達、命運捉弄的狀態。實際上梅堯臣雖然在仕途上很“窮”，但是在北宋詩壇算得上拔尖人物。

我們在說到北宋初詩文改革的人物，莫不推崇領袖歐陽修。實際上這是一群人的努力，包括范仲淹、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和歐陽修。這些人當中，以梅堯臣的理論和實踐最高。他的詩主張寫實，反對“西昆體”，作品力求平淡、含蓄，同時又整肅了初期因為反對“西昆體”而走偏，陷入佶屈聱牙、險怪崎嶇的“太學體”，在兩者中間走出獨特的“宋調”，被譽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而歐陽修因為掌握了科舉工具，類似於今天高考作文的命題人，他大棒一揮，就從科舉教育、遴選官員上直接把詩文之風給糾正了過來。而給他提供理論基礎的就是他的這些朋友們，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所以我們看到歐陽修遴選出來的門生，都是符合詩文革新派主張的學子，包括三蘇、曾鞏等人，這些人都成為散文名家，與歐陽修同列“唐宋八大家”。

梅堯臣的“窮”，是不是他成為歐陽修眼中的大詩人的原因呢？在歐陽修眼中就是如此，因為“蓋愈窮則愈工”。

為什麼會“窮而後工”？

歐陽修作出了分析：“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鬱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寄託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於言傳的感受來。

這無非說明一個道理，一個大道理。

詩是情感波動的產物。

詩歌的靈魂是情感，在情感起伏的情況下才能寫出好詩。無論正面的情感，比如愉快、豪邁、喜愛，還是負面情感，比如痛苦、哀傷、憂愁，都能引發詩情。

相對而言，負面情感更容易觸發心情的激盪和亢奮。詩人命運不濟之時，心中產生各種感情波動，波動越大，情緒越激烈，表達的慾望也就越強，創作自然就帶上了更加能打動人的特質。而這種外物對內心的影響，就會反過來影響作品的情感投射。這裡的“工”，並非指用詞遣句的精巧，而是指情感的合拍和到位。

所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並不是寫詩讓人產生困窘，而是艱難的生活際遇讓人的感情波動劇烈，從而創造出好的作品來。

歐陽修的“窮而後工”和司馬遷的“發憤而作”，以及韓愈的“不平則鳴”其實都是一個意思，越是發憤、越是不平、越是窮，作品就會越有情感表達的激烈衝突，從而就更加容易打動讀者，讓人產生情感共鳴。

國家不幸詩家幸

這句話我們聽得更多，每每讀到戰亂流離時期偉大詩人的作品的時候，心中不由自主就要把這句詩念一遍。其實從文化角度來說，這句詩的下半句更有文學理論意義。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就像我前幾天有篇文章賞析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這就是典型的“賦到滄桑句便工”的代表。字詞簡單明白，可是背後隱藏了近半個世紀的人生漂泊，涵蓋了大唐最好的盛世和最混亂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短短二十八個字，流不盡的滄桑歲月，人心變故。

這兩句詩出自清代詩人趙翼的《題元遺山集》：

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

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趙翼是清代史學家、文人、詩人，與袁枚、張問陶並稱清代性靈派三大家。這首詩是他題元好問的詩。元好問是金末至大蒙古國時期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我們最熟悉的自然是“問世間情為何物”了，這就出自元好問的《摸魚兒·雁丘詞》。

元好問四十多歲的時候，金國滅亡，成為蒙古的俘虜，但是他拒絕出仕，專心學問，為保留金國曆史做出了巨大貢獻。趙翼這首詩大概就是說這麼一回事，讚揚元好問的高潔，同時創造了文學理論名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意思是說元好問啊，雖然金國滅亡了對你來說是不幸的，但是因此成就了你的史學和詩文，這在文學上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其實這兩句話得分開看，“賦到滄桑句便工”是毫無疑問的，是文學作品成就的必然之路，而“國家不幸詩家幸”，那倒未必真正如此。

正如“窮而後工”所言，“國家不幸”實際上就是在物質和精神上將文藝創作者推入了“窮”的境遇，從而產生“工”的結果。實際上“國家不幸”，是催發了大量愛國情緒的爆發，從而引起詩人情緒波動，創作出好的作品來。

但是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言：“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們從詩歌史結合歷史進程來看，“國家不幸”也未必會讓人“賦到滄桑”。

不幸各有不同，未必詩家幸

因為有一種國家不幸，是一種沉淪。

出現齊梁體的南北朝，出現晚唐體的晚唐，出現江西詩派的北宋末年，出現四靈詩派、江湖詩派的南宋末年，文人世子大都出現一種末世情緒。這種情緒濫觴之後，在詩風的體現上要麼就是及時行樂的豔詩、豔詞的宴樂派，要麼就是講究避世的歸隱派。末世情緒渲染下的詩歌作品都是頹唐的，柔弱的，華美的，空洞的，所以只要社會進入一個正常軌道，也就是下一個王朝的開始，這種頹靡或空隱的詩文之風就首當其衝地被批判、被拋棄。

如初唐陳子昂、初唐四傑對齊梁體詩風的糾偏，如范仲淹、歐陽修的詩文革新運動，這都是對在末世情緒下大行其道的靡麗、柔弱詩風的批判和革新。

產生這種末世情緒的“國家不幸”，從文化角度來看肯定不是“詩家幸”了。因為在末世詩人們的心情並不激盪，也沒有什麼波瀾的緣故。沒有情感的飽滿和波瀾，又如何在詩歌的創作中帶入情感？所以這種時期的作品都是空洞浮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