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既是中共整个力量开始无比壮大的阶段，也是其麾下各个情报系统、部门蓬勃发展的阶段，很多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红色高级特工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刀尖上行走”的日子。但丰碑最坚固的地方，却是底下那些最默默无闻的基石。很多从事隐蔽战线的前辈，甘于无名，却头顶污名，为国拼命。
在山西新绛县便曾有过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中共特工，称为王巡官。而其实，王，是这位伪警察的化名姓。他真实的名字叫来登弟。
来登弟
1938年4月，中原战场上，日寇已经击败了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中共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在山地战和游击战中，成为了那片土地上抗战的主力军。来登地正是求学归乡，抱着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后进入“新乡边委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考验，1938年8月，加入中共（介绍人梁希忠）。
1939年3月8日，来登地在执行任务中，遭到日军逮捕。在日军宪兵队的拷打中，他始终没有暴露中共身份。5个月后，日军以“抗日知识青年罪”判处来登弟死刑。所幸的是，就在在处决之前，中共多方活动营救他起到了效果。最后是中共情报部门通过渠道（日伪政府翻译靳秀虎）买通了日军宪兵队队长原本保，原本保收受了贿赂，向日军司令部打了假报告，说来登弟被秘密处死。
1939年6月，来登弟以“王克明”的身份活了下来，并且活着走出了日军宪兵队，又过了一段时间，原本保将其他派到了新绛日伪警察所，当然，也正是中共隐蔽系统所希望的，很快批准了。
如此，来登弟顺利地打入了日伪政府内部，开始了解和获取日伪军内部的情报，成为了一名红色特工。
从此，来登弟隐姓埋名，以王克明的名字列入日伪军警名单之中。很快，就取得日军和伪警察所长的信任，“王巡官”在当地吃香了起来。
来登弟开始利用自己逐渐掌握的权力，开始保护中共抗日组织不受日伪破坏，并且秘密转移中共地下工作者，多次营救地方中共组织负责人。
来登弟的家在峨嵋岭下南马村，1940年至1943年间，该村正是中共乡(宁)吉 (县)地委、新绛县委的驻地。来登弟便不客气的多次对手下的伪警及便衣特务吩咐：“你们知道我是南马村的人，你们谁也不要到南马村闹事，谁要不给我这点面子，我就不客气了。”一副在彼时官场上蛮横的样子，而特务们都听说“王巡官”是日本宪兵队队长派过来的，本来就像讨好。果然在此后的3年里，没有警、特，包括日军到南马村骚扰。
某次，中共情报干部左五福在县城西门口拉着毛驴，驮着各类物资准备到出城（返回根据地），但被特务怀疑而抓起来。该日组织便派人找到来登弟，告知这位“王巡官”，左五福被抓的消息。
来登弟立刻打听出左五福就被关押在警察所，这就好办了，伪所长早和“王巡官”公开结拜了。晚间，来登弟直接找到所长，没什么，就告诉伪所长：“兄弟，咱们手下今 天在西门口抓了个姓左的，是我的亲戚，把他放了吧。”
第二天 早，所长便将左武五福以“小偷”的名义，骂了几句就放了。诸如此类，来登弟从日伪手中营救中共干部和地下党员不下几十人。
根据情报，三林镇纺织厂潜伏了几十名日伪特务，代号为“工矿队”，其目的是要寻找和破坏该地区的中共组织。来登弟一直想借机打掉这支工矿队。没多久，纺织厂库房失火，日军非常恼火，要立即查清失火原因。来登弟用预先准备好的一些证据，向原本保报告，这是工矿队搞的。日军立即包围了工矿队，打死了大部分特务。（这个情节，后来成为著名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原始素材）
“王巡官”出色的“表现”，更加深得日伪官员的信任，他被任命为特务系系长，伪警察和伪军的枪械配备全部由其掌握。彼时，新绛有两个自卫团，其中一个实际是由中共暗中领导的高海泉自卫团，怎样 把武器装备多给高海泉自卫团调配，成为来登弟的心病。他经过观察后，利用两个自卫团的矛盾，对 自己把兄弟警察所所长吹风，另一个自卫团装备如何好，高海泉自卫团装备如何差，万一有事？“王巡官”的话让警察所所长动了心，批准为高海泉自卫团调配了装备。1944年，以高海泉为首的自卫团发动了武装起义，100多人的武装队伍从日军占领的地点开进了抗日根据地，成为太岳区党委的一支地方武装。
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巡官”多次反常的情况，加之叛徒内奸的告密，还是引起日伪的警觉，就在准备密捕他的时候，来登弟嗅到了风声，来不及向妻儿告别，带了一名亲信，连夜逃出县城，直奔汾南县委。
后来历任太岳三分区参谋、186师参谋长、16军教导团主任、副校长。
建国后，先后任山西省物资局副处长、新绛县计委副主任、建委主任，人大副主任等职。
来登弟前辈并不是一名具有今天看来有着惊天动地特工事迹的老干部，但就是他，当年凭一己之力，保护了新绛几乎整个地区中共各级组织的安全，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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