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战国中期，秦孝公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秦国逆势崛起。而后卫国人张仪入秦受秦惠文王重用，采取连横策略，勇挫齐、楚、魏、韩、赵五国联军。秦国击败五国联军之后，鉴于义渠在战役过程中突袭后方之事，本准备进攻义渠，以消除东进时的后顾之忧。恰好此时，蜀（今四川成都）与巴（今四川重庆）、苴（今四川剑阁北）两国作战，苴、巴向秦求救。
秦惠文王考虑到义渠暂尚不能对秦构成严重威胁，准备乘中原各国无力西进的大好时机，击灭蜀国，开疆拓土，以为建立“王业”打造基础，但又因路远险阻，犹豫不决，为此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张仪为推行其连横策略，不同意攻蜀，认为应乘战败五国联军的威势，东进中原攻韩。他说：在外交上亲魏善楚，在军事上进军三川（指黄河、洛河、伊河汇流地区），攻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兵临东西二周，“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他反对攻蜀的理由是：蜀为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是人之常情。当今三川、周室算得上是天下的朝、市，不去争取，却只顾戎狄之利，“却王业远矣”。
主张伐蜀的司马错反驳说：蜀确实是西僻之国，戎狄之长，目前发生战乱，秦军进攻，犹如驱使豺狼虎豹追逐羊群。“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治）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由此可见，司马错不仅从政治上考虑得失，而且从经济上衡量利弊，预期进攻蜀巴可获重大利益。司马错进而历数攻韩之害，他说：进攻韩国，威胁天子，只会败坏自己的名声，蒙受不义之讥，这是天下所不为的；进攻韩、周，双方一定会并力合谋，并联合齐、赵，求助魏、楚，共同对秦。
最后他从战略高度阐述了攻蜀巴的重大意义：蜀，水通于楚；巴，有强悍的士卒。取得巴蜀，“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这正合秦惠文王急欲弱楚的思想，因而得到他的赞许和支持。
秦更元九年（前316年），惠文王派司马错和都尉墨等率军攻蜀，从石牛道（从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往朝天驿趋剑门关的大道）入蜀。蜀王亲自率军进至葭萌关（今四川剑阁东北）迎击秦军。蜀军战败，蜀王逃至武阳（今四川彭山），被秦军追杀，蜀国灭亡。司马错等继续进军，俘虏了巴王，击灭了巴、苴两国。秦西南秦岭以外广大地区尽入秦国版图。
秦灭巴蜀后，不仅大为充实了它的战争潜力和军事实力，为支撑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在战略上形成了极为有利的态势。由巴蜀浮江而下，不到十日，即可攻击楚的扞关（今湖北宜昌西），进而威胁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摧毁楚国后，既解除了右侧的威胁，又使韩、魏失去了南方的支援。秦军即可从西、南两面对韩、魏形成包围。对尔后进军中原、各个击破关东各国极为有利。一句话概括便是“秦灭巴蜀，西却荆楚，东进中原”！
其实，早在楚威王执政时，他就看到了这一战略趋势，担心长江及汉水上游地区的安危。他曾对苏代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壤，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不定）。”他虽有预见，但并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致预见变为现实！
如何看待秦灭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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