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造雪工廠，機械的流水線天使，晝夜站在噪音和白熾燈光中，麻木地製造著美麗的雪花。 ——烏鳥鳥《大雪壓境狂想曲》
2015年冬天在北京新工人劇場，一場工人詩歌朗誦會正在舉行，正如詩人楊煉所說這場中國工人的詩歌朗誦會會留下深深的印記，它是當代活的中國、真的中國，體現在文字裡的中國。
影片《我的詩篇》正如這場朗誦會一樣，鏡頭通過展示六名中國工人進而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中國，稍顯殘酷的社會中如此多的不公正的待遇，“陽光不會公平的灑在每個人身上”。
六名平凡的工人，他們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是各行各業的建設者，也是所謂的落後者，有時候還是犧牲者；他們漂泊於故鄉和城市之間，忙碌於幽深的礦井和繁忙的流水線，飽經人間冷暖，卻寫出壯麗的詩篇。
影片選擇的題材本身具有打動人心力量，想象一下，在地下630米的礦井深處，在四川大涼山彝族聚居地、在黑暗幽深的無盡隧道等等這些並不兼具詩意與浪漫的場景，與美好的文學藝術作品詩歌結合在一起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工人們把真正的生存經驗以及對待生活的思考注入到詩歌的形式中，詩歌賦予堅持美好生活信仰的工人們以希望，這是獨特的屬於工人們追逐的浪漫情懷。
但是縱觀影片卻會令人有所失望，形式大於內容的弊病使影片沒有將完整的情感細膩的表現出來，而是在隔靴搔癢。
雖然《我的詩篇》是一部紀錄片，但是紀錄片也絕不是純粹客觀的，重點在於影片想要表現什麼，很顯然《我的詩篇》這一點是不明確的。真實的記錄是紀錄片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隻停留在記錄可能是不合格的，如果只完成機器應該完成的工作，那導演的意義何在？
所以，與影片中的工人詩人相比，這可能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倒像是工人詩人的對立面呢。
影片《我的詩篇》選取的六位工人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們處於各行各業的底端，他們做的工作是為羽絨服填充鴨毛、為裙子熨平衣褶、山洞裡爆炸開路、地下礦井工人、叉車司機以及富士康的流水線員工，儘管所處的環境十分艱難，但他們仍然在努力著，或者以自己方式向世界告別。
如此豐富的個體，他們有發生各種故事的可能性，事實上，作為沒有話語權的金字塔最底部，他們也在時代洪流下發生著各種各種的故事，經歷著悲歡離合。有面對傳統文化無法繼承的困境也有對於如何實現美好生活願景的思考以及對於如何給下一代講述他們的故事等等。
反觀影片，影片的講述充滿破碎感，散亂無章，使觀眾很難判斷通過拍攝這些影像畫面講述這些工人的故事究竟想引導我們去思考什麼？
影片無解。多數的一筆帶過加上稍顯錯亂的剪輯以及頻繁的在銀幕上覆現詩歌的內容，實在讓人凌亂。
例如影片中，陳年喜失業後打包行李回到家鄉，來到妻子的房間，對著攝影機一一介紹家中的陳設，隨後拿著和妻子的結婚照片朗讀曾經寫給妻子的詩，這一段看的尤為尷尬，就好像主人公知道攝影機在場，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找點話題而讀起了寫給妻子的詩，美好的事物通過極其不美好的形式表達出來，使其本身的打動人心的情感大大削弱。
如果說影片沒有提出問題倒也有失公正，在講述老井的故事時，老井提到，“我們戴的安全帽，在井下也是一種權利和地位的象徵，黑帽子都是普通工人，假如戴紅帽子的都是管理人員”，此處的階級對立意味頗為濃厚，只是如此直白明顯的戲劇效果，怕是與紀錄的初衷相違背吧！
若把直白貫徹到底也無可厚非，但是在處理鄔霞的段落時，收尾的部分又用到了隱喻性鏡頭畫面。當然也可以解釋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雖然在此並不同意這種解讀。
當然了，影片表現的人物真實的情感還是很打動觀眾的。
中國太大，而我們知道的又太少，《我的詩篇》正是展示了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不太熟悉的那部分群體的生活。時代的變遷發展似乎難以顧及到每個個體的生存狀況，但是，無論快速發展至多麼繁榮，改變的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不會改變的是每個人對於美好的嚮往。
六位普通的工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情感為詩歌注入靈魂，發出自己微弱的聲音。
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工廠流水線的女工鄔霞，在她的家裡，衣櫃中掛著各式各樣的吊帶裙，一些裙子已經很舊了，但是鄔霞還是整齊的掛在衣櫃中，對於吊帶裙的喜愛並沒有因為艱難的生活狀況而有所動搖。
在談到吊帶裙的時候，鄔霞眼中閃耀著光芒，在她的講述中，我們得知，於她而言小裙子可以容納一切美好的事物，呆板簡單的工裝無法約束一顆向上向善的心靈，於是深夜的吊帶裙便成了全部的精神慰藉。
在鏡頭前，鄔霞身穿吊帶裙，雖然歲月的滄桑在臉上留下些許痕跡，但是清新自然的美依舊讓人心動，以至於忘記在此之前，她已經在深圳打工很多年。
“我的詩篇”是他們寫給世界的情書，詩意照進苦澀的現實生活。
從這個角度講，彷彿格格不入的是偏見與愚昧，是自以為是的不一樣，其實卻在追逐名利，急於求成。簡單和質樸反倒成為難能可貴的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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