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以來，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據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截至北京時間25日，疫情已擴散至196個國家和地區。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截至北京時間3月27日早5時37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過52萬，累計死亡超2.3萬例。
其中，美國疫情持續嚴峻，目前已成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意大利死亡率居高不下；西班牙死亡病例升至第二；多國繼續加強限制出行、“封城”、“禁飛”等防範措施以應對疫情擴散。
縱觀疫情在全球的發展，由於各國國情不同，社會體制、醫療體系、醫療資源多寡、人口結構、對於新冠疫情的重視程度等都有不同，這些都成為影響各國應對策略及抗疫形勢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從早期應對來看，大致分為以下六種防控模式：
1.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我們最熟悉：嚴防死守，全面停擺，對人員流動進行嚴格管制。整個社會付出巨大犧牲，取得巨大成效。現在，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德國等也開始效仿中國模式。
2.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是海外首個對新冠病毒做出應對措施的國家。早在2020年1月3日，新加坡就已經開始採取防範措施，對來自武漢的遊客進行體溫檢測。之後，新加坡採取了“追根溯源，詳細披露”的防疫模式，追蹤每一個新冠患者，及所有接觸者，主要依靠自我隔離，重症進醫院，儘量正常生活、工作。因為早發現、早決斷、早公佈，並且措施直擊防護要點，新加坡已經取得“佛系”抗疫的階段性成功。截止北京時間3月28日8時，新加坡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732例，累計死亡2人。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是在生產生活幾乎完全沒有受到影響的情況下取得的成績。但也有人認為新加坡模式只適應人口和地域較小的小國，和法制及社會管理體系、醫療制度高度發達的國家。
3.韓國模式：依賴簡單邏輯，快速大面積免費檢測，一旦是陽性，嚴格監控。韓國創造性地在全國範圍推廣“免下車”篩查法，減少人員感染風險（美、德等國都學習了這一方法）。截至3月19日零時，韓國已對30.7萬人進行病毒檢測，這意味著，韓國每170人中就有1人接受了檢測。當然，韓國模式也取得了成效——在確診人數過5000之後的3月1日前後，從每天的千人增加逐漸減少至百餘名、幾十名，疫情出現明顯好轉。截止3月20日24時，韓國新增病例連續4天低於100例，雖然在3月19日確診人數破百（152例），但依舊是小幅的增長。所以，至少從政府公佈的數據來看，韓國疫情的管理措施是得當的。
4.日本模式：不主張大面積檢測，只有有症狀者檢測，高度依賴公民自律。截至北京時間3月28日8時，日本國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1507例，累計死亡51人。但國際社會也懷疑，日本因為之前執念於奧運會按期舉辦的緣故，沒有放開檢測，實際感染人口可能遠遠不止這個數字。總體來看，日本一系列防控策略的核心，是為了儘量避免造成醫療資源的耗竭與崩潰。面對疫情，日本政府層面的行動如同近30年的日本經濟一樣，缺乏爆發力。
5.英國模式：有限資源，不大面積檢測，公開表明沒有足夠醫療資源，建議老年人限制自己行動，建立群體免疫，最終使病毒自我消亡。對於英國的這種模式，且不說倫理問題不可迴避，單是造成的社會成本一定是非常巨大的，不排除出現大規模死亡人口的可能性。隨著確診人數的不斷攀升，英國也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模式。當地時間3月20日，英國政府開始執行餐飲服務和娛樂場所全面關停禁令，代表著其對群體免疫方法的放棄。但是，由於政府的“慢半拍”反應，英國疫情已經錯過控制的最佳時期，禁令之後的3天，英國確診人數翻倍增長。截止北京時間3月28日8點，英國累積確診病例13831例，累積死亡761例。其中，3月25日和27日，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和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先後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群體免疫耽擱了英國抗疫窗口期這一事實，確認無疑。
6.美國模式：通過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合作，調動各類資源，依賴私有部門的創造性、政府的協調和資金能力，讓民眾自己決定自我限制的範圍和方式，擴大檢測，滿足社會需要。美國模式是混合體，依賴國民的理性和發達的國家及其和基礎設施等系統。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在疫情早期嚴重忽視病毒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反應遲緩，導致疫情大規模擴散，已經成為繼歐洲之後下一個“震中”。截至北京時間3月28日8時，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達101657例，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死亡人數已達1581例。目前，美國也在部分效仿中國模式，對加州、紐約州等人口密集的地區採取“封州”措施。
以上模式，孰優孰劣，只有等待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才能得出最後的答案。
2月17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在日內瓦表示，中國採取的策略是正確的，新加坡的也是。中國的抗疫模式的成績顯著，有目共睹——經過近兩個月的艱苦努力，3月19日中國首次實現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零報告，取得了疫情防控階段性的勝利。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成績背後，是我們付出的巨大代價——一聲令下，武漢封城，湖北封省，14億人都宅在家裡，把病毒“悶死”；短短十天，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拔地而起，方艙醫院迅速開設，救治病患；四萬兩千名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逆向而行，奔赴武漢、湖北，“誓死不退，永不屈服”……
總體來看，無論是“封村”、“封小區”還是“封城”，我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採用了一種近乎“休克療法”的策略來應對新冠肺炎帶來的公共健康危機。短期來看，特別是在疫情高發期，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進入3月份以來，隨著國內疫情已經出現明顯好轉，如果疫情之初那種“不計代價”的抗疫模式持續下去，將會對我國經濟產生重大傷害。特別是，為了遏制疫情蔓延，中國經濟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國家統計局3月16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1-2月份，疫情影響下中國消費、投資、工業生產均大幅收縮，多項指標降幅較大。1-2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務業下降1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20.5%，固定資產投資下降24.5%。經濟停擺的威力，對所有行業一視同仁。無論哪種企業，受疫情影響，利潤都呈現出腰斬之勢。
疫情已經對大多數行業都造成了明顯衝擊，特別是聚集性行業、高負債企業、民營中小微企業。更有部分企業已經面臨現金流斷裂的風險。更加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地方在執行紓困扶持政策時，層層甩鍋或層層縮水、以文件落實文件，導致中央、地方各項經濟扶持政策“看得見摸不著”，這對於重病之中的中小微企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即使如今我們已經進入全國本土零新增的“後疫情”時代，“休克療法”卻依然在一些城市和地區持續。部分地區的防疫措施甚至還在加碼。更加遺憾的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策略，依然沒有能夠實現對於境外輸入型病例的有效控制。根據截止到3月26日24時的數據，自3月11日世衛組織宣佈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徵以來的我國累積境外輸入病例從85例增長到595例，增幅為600%。如此大幅度的增長，除了與當前中國境內外不同的防疫形式有關之外，也與目前
我國針對歸國人員的篩查、監督與隔離，仍然主要是依靠最傳統和質樸的、依靠巨大人力、物力投入的“人工盯梢”方式有關。
一方面，投入巨大；另一方面，疏漏仍存。更重要的是，包括北京在內的國內大多數城市的實體經濟產業、城市生活服務行業仍處於休眠、半休眠狀態中，正常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無法恢復，大量感染新冠病毒以外病患的治療無法實現，群眾生活不便，很多中小微企業壓力巨大、處在破產的邊緣。
與此同時，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伴隨確診人數上升的，是越來越真實的經濟衰退和更生猛的失業人數。北京時間3月26日，美國公佈了截至3月21日當週初請失業金人數，該數字達到328萬，遠超了1982年世界經濟危機時的69.5萬的歷史最高紀錄。
美國初請數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作為美國遭受新冠疫情衝擊以來的首個重量級經濟指標，可以直接反映美國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況。在疫情衝擊下，供給側迅速冷卻，停工停業明顯，企業為了保證現金流，維持資產負債表穩定，必然想盡辦法控制成本，裁員也就成為一個最自然的選擇。也就是說，實體經濟的快速惡化，會導致失業的飆升。而失業的快速增加，又將進一步衝擊本就已經惡化的經濟，形成一個負面加強封閉循環。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全球經濟高度一體化的今天，美國經濟衰退的壓力會直接傳導給主要貿易伙伴。如果疫情在美國持續擴散，隨著美國消費需求和企業產出大幅減少，經濟衰退壓力將傳導到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國和韓國作為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首當其衝。美國需求減少，進口增速放緩，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增長受到拖累，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前景。
如今，疫情可能二次爆發的風險與已經造成的經濟風暴雙疊加，如何做好“新冠疫情”的中長期應對？這需要我們調整思路、科學應對。遵循“老黃曆”的一味嚴防死守做法，不僅會將一個繁榮、充滿活力的國家經濟人為停滯，更會引發居民嚴重的心理問題，破壞社會的安定。
按照一些專家的觀點，此次新冠疫情極有可能成為一個持續1-2年的中長期問題，甚至和人類長期共存。這是因為：
第一，新冠病毒的“源頭”和造成主要傷害的“中間宿主”仍然沒找到。病毒究竟是如何從蝙蝠跨越到人類身上我們還不清楚。
第二，有效的疫苗研製需要時間。雖然現在有些團隊的疫苗已經進入到人體實驗階段，但由於後續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所以年底問世已經是最樂觀的估計。
第三，新冠病毒傳染性過高並且存在無症狀感染者，高傳染性使得其防範工作異常困難，這也決定了“嚴防死守”策略，要想長期維持必須要投入大量資源。
第四，疫情已經出現了全球性的爆發，而現在，不可能做到長期的“閉關鎖國”，因此疫情的境外輸入註定將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風險。
因此我認為，現在非常有必要對目前“嚴防死守”的防疫策略進行漸進性的調整。在疫情之初的“中國防疫模式”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借鑑新加坡等國的成功經驗，逐步降低防控措施對於國家正常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大力鼓勵復工復產，儘快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活動秩序。
對此，我的具體建議是：
第一，對外要嚴防疫情輸入，對內要科學分級、分類防控。該管的嚴管，該放的放開。對內，除少數疫情嚴重地區外，全面擴大復工復產範圍，叫停一切“擴大化、一刀切”的防控辦法。3月21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健委的最新判斷是：目前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已是低風險地區。那麼，對於低風險地區，應該主要從“官方強制防控”轉變為“人民自主防疫”，取消不合理的人員流動限制，取消企業復工審批。同時，可以參考中國香港與韓國等地經驗，更多地利用諸如GPS、無人機、機器人、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等現代科技，來實現對高危人員的追蹤、隔離和監督，減少人力消耗與類似活動對於社會正常生活的干擾。對於已經在使用中的居民有效數字通行證——健康碼，要做到全國互認，不再設置障礙，不對低風險地區人員採取隔離措施，特別要防止對於湖北人和產品的歧視。
對外，要在人員跨境管制、貨物流動、衛生檢疫等方面加強防控，加強對入境人員的檢測排查和隔離管理，加強對跨境行李、貨物等物品的衛生檢疫，嚴格閉環管理，如有違反，嚴肅法律追責。
第二，調整針對新冠病毒的檢測與收治標準。發現和檢測是疫情防控體系建設最核心的環節，沒有有效的檢測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治療和隔離；要緊緊抓住這一核心環節，完善整體上的系統建設。可以在日本與新加坡經驗的基礎上，調整針對新冠病毒的檢測與收治標準，比如檢視檢測流程和試劑盒質量，以及減少“假陰”、“復陽”、“無症狀感染者”等情況對社會公眾造成的恐慌。
第三，加大針對新冠病毒的科普力度，鼓勵真正的公共衛生專家出場，消除民眾對於新冠病毒的誤解，從而降低在可能的“二次爆發”中再次出現公眾恐慌與混亂的幾率。疫情爆發之初，我們發現，由於部分專家的判斷和建議互相矛盾且並不準確，經媒體傳播後，反而加重了公眾的恐慌與混亂。在大眾傳播中，保證防疫知識科學、準確且與時俱進地進行更新與擴散，有助於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儘早全面步入正常軌道。
第四，完善疫情監控，建立全面有效的病毒疫情抗衡體系、傳染病上報及公佈流程。對於此次新冠疫情的最初發現和報告，“吹哨人”得到了公眾的高度關注。但是，單純地依靠“吹哨人”，不符合科學執政的理念。科學成熟的做法應該是：建立全面有效的公共衛生監測保障體系，疫情的發現按照正規渠道高效通報並能得到快速的反應。
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新冠病毒疫情將會成為一次持續相當長時間的公共健康威脅，疫情的應對工作也將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角度看，目前一味嚴防死守的策略不可能一直維持到疫情徹底結束。因此，在結合過去教訓和國際經驗的基礎上，隨著疫情的發展，適當調整我們的疫情應對思路，具有相當的必要性。當疫情已經有所緩解，我們就應該實事求是，及時全面恢復社會生產，才能有力量持續反哺、支持這場預計將會是持久的疫情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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