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一屆在歐洲和北美以外舉行的奧運會。東京本想向世界展示它是怎樣克服大地震的影響，如何振作起來的，沒想到卻遭遇取消。到底發生了什麼？真的與武漢有關嗎？取消要遭受多大損失？一起回到過去，尋找答案。
80歲以下的日本人從未經歷過奧運會推遲或取消，直到週二宣佈原定今年7月開始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於明年舉行。
隨著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組織者們正努力應對這場推遲的奧運會以及所涉及的複雜後勤問題。
回顧過去，我們會發現現在的境況和1940年那場推遲的奧運會之間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
世界舞臺上的榮耀
在2020年奧運會推遲之前，這項現代史上最大的體育盛會已經取消了三次，都是在戰時，最後一次是東京本應成為主辦城市的1940年。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向中國擴張，招致了國際社會對日本入侵滿洲的批評。但日本運動員在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上的成功，卻有助於說服日本政府全力支持申辦奧運會。
日本的男子游泳運動員曾在洛杉磯占主導地位，正如大衛·戈德布拉特在其著作《奧運會》中所寫：“國際聲望與奧運成績之間的關係，使日本舉辦奧運會的想法首先看似合理，然後是可取的，最後是外交政策的原因。”
就像2020年奧運會被稱為福島災難9年後的“恢復奧運會”一樣，東京市長長田英治（Nagata Hidejiro）在1930年首次宣佈申辦1940年奧運會，也是為了能讓奧運會幫助東京從1923年的大地震中恢復過來，因為那次地震摧毀了東京大部分地區。
1940東京奧運會將與日本建國第二千六百週年同時舉行。戈德布拉特形容這是“在日益民族主義的文化中建立對日本奧運會支持的完美理念”。
東道主競選
20世紀30年代，日本與奧運淵源很深。1912年，它成為第一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非歐洲/美洲國家，而且重要的是，它還擁有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的代表。
耶魯大學住友大學日本研究教授威廉凱利（William Kelly）說：“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初一直在鼓動舉辦奧運會。人們普遍認為柔道先驅、國際奧委會委員卡諾男爵在日本申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1932年奧運會結束時向國際奧委會發表了主旨演講。
據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比利時的亨利•德•貝利•拉圖爾（Henri de Baillet Latour）說，卡諾告訴在場的人，在日本舉辦奧運會將擴大該運動創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視野，彌合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差距。”
在這種背景下，1940年的奧運會“有助於使國際奧委會關於奧林匹克運動具有普遍性的言論合法化”，桑德拉·柯林斯博士在她的書《1940年東京奧運會：失蹤的奧運會》中寫道。
雖然自由主義者對全球節日抱有憧憬，但日本政府認為舉辦奧運會的好處在於這是一個影響西方主導世界的機會。
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致力於保持和加強其作為該地區領頭羊的地位，在大蕭條時期，人們越來越相信，日本將通過軍事征服來解決其經濟問題。
但東京並不能保證在1940年的東道主競選中獲勝。羅馬和赫爾辛基是東京的主要競爭對手，意大利首都被認為是最受歡迎的城市。
因此，1935年，日本國際奧委會委員杉村雅達羅前往意大利訪問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要求羅馬撤回申辦。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樣直率地宣佈：“你在我背上撓癢癢，這種交易已經成為國際體育政治的常態。”
戈德布拉特寫道：“墨索里尼一如既往地坦率地宣佈，在這種已經成為國際體育政治規範的‘你撓我背’交易中，如果日本支持意大利爭取1944年羅馬奧運會第十三屆奧運會的努力，我們將放棄1940年對日本的索賠。”。
最終，墨索里尼撤回了羅馬對1940年奧運會的申辦。
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影響
1936年奧運會結束時，國際奧委會授予東京舉辦權。在納粹德國主辦奧運會四年後，日本——一個已經被視為帝國侵略者的國家——也將成為體育界的焦點。
1938年，日本侵略中國一年後，國際奧委會將冬季奧運會授予日本城市札幌。
但同年，隨著美國和歐洲媒體報道日本對中國城市的猛烈破壞，主要國家威脅要抵制，日本政府喪失了主辦夏季和冬季奧運會的權利。
由於捲入了與中國的戰爭，並且知道全球衝突即將爆發，軍政府通過了《國家動員法》。
戈德布拉特寫道：“三個月後，日本人幾乎沒有大張旗鼓地要求‘日本的精神和物質動員’，就放棄了1940年的奧運會。”
凱利解釋說：“停賽和1936年奧運會是分不開的。”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開始談論抵制1940年的奧運會，因為他們覺得希特勒在舉辦這場巨大的宣傳運動中利用了不當手段，因此，真正導致日本政府撤回申辦的是柏林奧運會的影響。日本知道，如果沒有大國參加奧運會，情況會更糟。”
國際奧委會隨後將1940屆奧運會舉辦權授予赫爾辛基，但蘇聯於1939年11月入侵芬蘭，終結了當年舉辦奧運會的希望。就像在2020年，國際奧委會抱著希望一直堅持到屈服於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
凱利補充道：“國際奧委會說世界正日益陷入戰爭，但奧運會將繼續……（但是）屈服於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都陷入了火海的現實，他們一起取消了奧運會。”
武漢會戰讓日本奧運夢徹底破滅
儘管當時因日本入侵東三省，中日關係已經惡化，但是當時的中國代表仍然投票支持了日本東京奧運會。
這一支持意味深長。
在泛亞主義的視野中，即使中日兩國兄弟鬩牆，東京舉辦奧運會仍然是亞洲黃種人的盛事，仍應予以支持。此外，出於外交政治的考慮。奧運會作為和平象徵，日方熱心申辦者多有親華反戰人士，中國的支持無疑是對他們的鼓勵。
爭取中國支持最力的當屬嘉納治五郎。嘉納治五郎至今還是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他出身關西的嘉納財閥，是現代柔道的開創者，還是日本現代體育之父，頗有國際聲望。
更重要的是，嘉納治五郎力主“輔佐中國，使之強盛”，立場親華，尤為熱心推動中國教育的改革。他創設的中國學生留日教育機構成績頗豐，黃興、魯迅、陳天華、陳獨秀、林伯渠等人的東渡留學都受惠於他倡導的中日教育交流。
嘉納治五郎以其國際聲望和在中日兩國的深厚人脈，促成了第十二屆奧運會落戶東京。按照他的設想，這場體育盛會將是兩國走出戰爭陰影的契機。然而，隨著日方軍國主義勢力的膨脹，善良之士的努力遭遇了嚴重的挫折。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中日關係徹底破裂。東京奧運會的命運岌岌可危。
1938年7月，國際奧委會舉行開羅會議。會議召開前，壞消息接踵而至。5月，乘船赴會的嘉納治五郎染病身亡。6月武漢會戰爆發，以武漢為中心，中國四省之地烽火連天。因此，中方別無選擇，在會議上對日方提出抗議，並且要求取消日本的舉辦資格。
但是，日本奧委會堅持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辦，並向國際奧委會做出了保證。這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做出的承諾，壓力來自中方。
武漢會戰以中國軍隊主動退出結束，日軍付出了死傷25萬人的沉重代價。然而，“佔領漢口，逼降中國，結束在華戰爭”的戰略目標並未達成。惱羞成怒的日本軍部急於在國內強化戰爭體制、整合戰爭資源，對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反對也更為堅決。性格軟弱的近衛文麿首相無力制止軍部的橫行，最終不得不按照軍部的意思發表放棄舉辦的聲明。
1940年東京奧運會因武漢會戰的連鎖反應而被迫停辦。
奧運會取消的代價
凱利說，東京為1940年奧運會做的準備“相當可觀”，在交通、衛生和酒店建設等基礎設施項目上進行了大量的經濟投資。
凱利解釋說：“當地企業被勸說在設施、為奧運會提供商品和服務方面投入巨資，卻發現自己沒有潛在的客戶群，因此東京的商界感到不安，但此時你無法真正表達對政府的憤怒，因為這個國家在1940年遭受的政治損失大於經濟損失。
”
“你不能用世界上最大的大型活動來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你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國家。”他補充道。
在計算推遲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影響時，值得記住的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奧運會與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數十億美元的運動是不同的。
國際奧林匹克史學家協會（ISOH）主席大衛·沃勒欽斯基（David Wallechinsky）說：“這就是它，這就是奧運會。在1948年奧運會12年後迴歸的時候，人們很高興這一切都發生了。當然，在60年代，電視的出現，讓人們可以現場觀看，或者至少可以看每日報道，這完全是另一回事。當你到1968年的時候，你只需要關注非暴力事件，即湯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的抗議，就可以看到國際社會對奧運會的興趣。”
以後
無論何時舉辦奧運會，似乎都有危機。2012年有安全問題，2016年是寨卡病毒。現在到2020年是冠狀病毒。
上週，日本副首相甚至在上週告訴一個議會委員會2020年東京被“詛咒”了，每40年就有一次非凡的世界性事件阻止了奧運會的舉行。
奧林匹克運動遭遇很多：1980年和1984年的抵制，1972年慕尼黑和1996年亞特蘭大的悲劇，但是在過去的100年裡，世界沒有經歷過類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事情。
沃勒欣斯基說：“我們（媒體）在奧運會前夕總是在尋找負面因素，因為這是一個好故事。”
“在2012年告訴人們倫敦的一切都很好，這不是一個好故事。即使是組織得最好的奧運會，比如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也總會提前出現這些負面報道，每當我和組委會的人交談時，我都會提醒他們這一點——不是你，而是我們——但有時這些警告是真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是真的會發生。”
2020年東京奧運會推遲到明年，第一屆因疫情而推遲的奧運會，日本喜歡賭國運，甲午戰爭是，侵華戰爭也是，1940年的奧運會也是，2020年的奧運會更是，只不過賭命有時會贏，有時卻會輸，輸得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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