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強，字守中，別號有竹居主人。現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詩學研究中心主任、同濟人文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詩學研究集刊《原詩》主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嘉賓。兼任守中書院山長、明倫書院名譽山長、臺灣東華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先秦諸子經典、古典詩學、筆記小說等。近年來致力於傳統文化經典的現代闡釋與傳播。已出版《世說新語會評》、《曾胡治兵語錄譯註》、《有刺的書囊》、《竹林七賢》、《驚豔臺灣》、《世說學引論》、《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魏晉風流十講》、《清世說新語校注》、《論語新識》、《古詩寫意》、《世說三昧》等十餘種。
壹
竊以為，值此傳統文化“一陽來複”之際，欲全面提升國人文化素養，培養民族文化自信，非深入進行人格教育與心靈教育不可，而人格教育與心靈教育之落實，又必須通過潤物細無聲的經典教育。茲根據我個人多年閱讀和教授經典的體會，總結出不讀經典的“十大流弊”，臚述如下：
流弊一：只知有我，不知有人。
中華傳統文化，首先要人明人倫、行孝悌，然後才去學習文化知識，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倫理道德，自成系統，歸根結底，乃在回應人之所以為人必須處理與協調的幾種倫理關係。擺在第一位的即為“人我關係”——他人和己我之關係。
人我關係如何對待？是每人一生中要面臨和解決之最大問題。人我關係處理不好，就是通常所說的“做人有問題”，人就無法“安身立命”。孔子對待人我關係，更重視“克己復禮”，律己嚴而待人寬。他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責也）又說“見其過而內自訟”，“見不賢而內自省”，皆在闡明人我關係，不在責人而在克己。
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是處理人我關係的黃金法則，不可須臾或離。
此外，傳統文化中的“五倫”——即父子、夫婦、兄弟（或長幼）、君臣、朋友——無不屬於“人我關係”。有其倫，必有其理，是謂倫理。孟子說：“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朋友有信。”正是對人倫之理的精彩概括。
經典中凝結的人倫正理，無遠弗屆。不讀經典，常常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只知愛己，不知愛人；一切以自我為中心，自私狹隘，充滿戾氣，甚至視他人為“地獄”，殊不知，周遭如果皆成“地獄”，自己又怎能成為“天堂”？
如今大學頻傳惡性事件，投毒、手刃同學者時有發生。就在此文寫作中，又傳北京某大學一大三男生，竟然持刀殺死兩名舍友。受過高等教育者，竟然如此窮兇極惡，固然有種種原因，然基礎教育中人格教育的缺失所造成的倫理價值的荒蕪，恐怕難辭其咎。
流弊二：只知有己，不知有群。
儒家倫理中要處理的第二大關係便是“群己關係”，即群體和個體之關係。人是社會中人，無論在家還是在邦，皆需要面對在一群體、團隊乃至整個人類中個己如何安頓之問題，或者個人之特殊利益和價值如何與共同體之普遍理想相適應的問題。
如果說人我關係要行忠恕之道，那麼群己關係則當行仁愛之道。故孔子說：“泛愛眾，而親仁”；而其弟子子貢則主張：“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泛愛”與“博施”，皆為個體對於群體的應盡義務與基本擔當。
子路問君子之道，孔子則循循善誘，一連說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三個不同境界，實則對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理想。換言之，個體價值並非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整個群體之共同進步與發展休慼相關，榮辱與共。
當然，孔子也主張“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說明孔子在看待群己關係時，既注意到個人對於群體的責任，同時也規避了群體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對個人造成的價值判斷上的誤讀和扭曲，表現了對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意識形態化的“集體主義”的質疑和警惕。
總之，群己這一對倫理關係，可以有效地規避現代社會民主與自由訴求中產生的有己無群的利己主義，從而在個體價值中滲透“我為人人，人人才能為我”的平常心和包容心。
讀經典，就是能夠讓人能“見其大而忘其小”，涵養出一份與人為善、敬業樂群的古道熱腸和仁者情懷。須知人類社會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為實現個己利益而不顧群體利益，不僅是不合群、不樂群的問題，有時甚至會失去整個世界。
流弊三：只知有人，不知有天。
天人關係即自然和人類之關係，是我們要處理的另一重大關係。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文化，“敬天法祖”、“慎終追遠”、“祭神如神在”等思想深入人心，其德性養成之功和倫理教化作用不容忽視。
人如何自處於天地之間，如何與鬼神相對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涉及宗教信仰和靈魂皈依的大問題。一個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能沒有信仰，沒有敬畏。俗話說：“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些曾經被批為“封建迷信”的思想，其實是傳統文化中涵養人心、培養正信、移風易俗的非常樸素的道德觀和價值觀。
古人以“天”為萬物之主宰，“天”雖不是人格神，卻有著類似西方人格神的道德屬性和神奇力量。故天道、天命、天理，都是人應該順應、遵循甚至敬畏的。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也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都是教人敬畏並順應天命，存善心，養善性，不做逆天悖理甚至傷天害理之事。
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經典教育的缺失，遮蔽了國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基本敬畏和終極追求。很多人以為“人定勝天”，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無法無天”。人一旦沒有天地敬畏，就會喪失底線，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證嚴法師說得好：“天災源自人禍，人禍源自人心。”現在的生態環境惡化、地質災害頻發、水汙染、食品安全、甚至霧霾等問題，歸根結底，都可以說是“天人關係”的惡化，是人的慾望過分貪婪與膨脹造成的。如果再不引起重視，還會有更大的災難在等著我們。
流弊四：只知有物，不知有心。
傳統文化除了要處理上述三種關係，還有一個關係便是“物我關係”，即如何看待和處理身外之物與自我心靈的關係問題。這個身外之物，蓋指人所離不開的物質世界和慾望對象，如金錢、財物以及現代人日益依賴的高科技產品。人當然不能離開外物而生存，但在對外物的追求中，人又極易陷入貪婪索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這就是所謂“人為物役”，或是“人的異化”。
莊子認為，人要想擺脫外物的牽累，就要“物物而不物於物”——支配外物而不要被外物所支配，否則人就會成為物質的奴隸而失去心靈的自由。換言之，這是外物和自我心性的博弈。
事實上，整個儒家的學問既包括修齊治平的“外王”之學，也包括“格致誠正”的“內聖”之學，而內聖的工夫，不如說就是“心性”修養的工夫。孔子的很多言論，如“人不知而不慍”、“不遷怒，不貳過”、“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都跟心性修養有關，可以說是孟子心學的源泉。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這裡的“求其放心”，乃是為了找尋到放失已久的本心、良心或曰赤子之心。
王陽明更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將“心”置於宇宙間最高真理的地位，彰顯了人之心靈的至純至善，提升了中國哲學的形上維度。
儒家的這種“反求諸己”的“養心”工夫，體現的是一種重“心”輕“物”的哲學觀，對於培養高尚的人格、健康的心性和強大的自我，是非常“給力”的。
近半個世紀來，唯物主義哲學至上，“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論斷以真理面目出現，相當程度上阻塞了人們在心性上的“下學上達”之路，心靈和心性對於人格養成的重要性因涉嫌“唯心主義”而被遮蔽了。這種“重物輕心”的教育，催生了越來越多的只追求物慾滿足、不顧心靈安頓的“空心人”和“拜物教”信徒。主流意識形態的“唯物”是瞻，加之經典的“正能量”又無從釋放，想要整個社會杜絕“物慾橫流”、“喪心病狂”等現象，無異於郢書燕說、南轅北轍！
流弊五：只知有學，不知有道。
近百年的中國教育，受西方影響，漸漸淪為專業化的知識教育、技能教育甚至職業教育。求學者只知有學、有知、有術、有器、有藝，而不知有道。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化，念茲在茲的不過一個“道”字，各家各派的學說，也可謂各表其“道”。因此中國古代哲學，不妨可以稱之為“道學”。
《易傳•繫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所謂“君子不器”、“士志於道”、“君子謀道不謀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無不指向對“道”的求索、把握、貫通和實踐。學術也好、科技也罷，皆可不斷遞增和更新，唯天地人倫之道，才能“一以貫之”，這就是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老子說：“為學日增，為道日損。”人生有限，學海無涯，故求知可以“做加法”，“日知其所無，月勿忘其所能”；天道流行，一以貫之，故求道不妨“做減法”，由博返約，以一統多，只有擺落“器”、“術”之千變百計，方能一通百通，百慮一致，殊途同歸。
經典中不僅承載著聖賢的智慧，實則亦蘊含著“措四海而皆準，俟百世而不惑”的“常道”。不讀經典，人或可憑藉聰明而學有所成，卻失去了為“道”所浸潤、與“道”相往來的可能，遇到“道”“器”相沖突之時，很可能會就“器”而違“道”，甚至成為“無道”之人，豈不可惜！
流弊六：只知有賢，不知有聖。
中國傳統文化最具人文價值，重視人在有限的一生中不斷精進，博文約禮，下學上達，進而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孔子的教育，其整個的方向不在教人如何成才、成器，而在如何成人、立人、達人、愛人。所以，儒學亦可謂之“人學”。
人生最大的學問就是如何做人，如何成就自己。故孔子之學，也可謂之聖賢之學。多才多能者謂之“賢”，智通天地、德贊萬物、仁貫古今者方可謂之“聖”。
孔子的一生其實就是一個“即凡而聖”、“超凡入聖”的過程。仔細體會他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口述自傳”，可以分明感受到一個平凡生命的不斷爬坡、不斷精進，由凡而學、由學而智、由智而仁、由仁而聖，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偉大進程。這種以人合天的境界和氣象，就是聖人的境界和氣象。
故古人求學，就是學聖賢，認為聖賢可積學而至，所謂“人皆可為堯舜”。宋儒更在“太極”之外，復立“人極”，主張“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周敦頤）。這“人道三希”真是對人的道德心靈及“下學上達”可能性的“無限的擴容”。這種“立人極”的文化，可以說是聖賢文化。
聖賢文化不是神本主義，而是人本主義的文化。聖賢之學也不是階段性、可速成的“為人之學”，而是活到老學到老、自強不息、永不懈怠的“為己之學”。然而，因為經典教育的缺失，今人大多隻知有賢，不知有聖，甚至以小人之心去看待聖賢，以為古之聖賢“純屬虛構”。
其實，只要帶著誠敬之心去讀書問學，便可對此一種維繫中華文明數千年之人文價值深信不疑。即便當今之世，聖賢之學也並非“顆粒無收”，晚近錢穆、唐君毅諸先生，佛教界的一些大德高僧如星雲大師、證嚴法師等，皆已通過一生的勉學精進，證成了這一文化的無窮力量。
流弊七：只知有利，不知有義。
儒家之學也是君子之學，故最重君子小人之辨，而在君子小人的分判中，尤重“義利之辨”。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並非否定人對利的需求，只是不希望一個求道的君子卻汲汲於財利。
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兩章的前一句都屬於“事實判斷”，後一句則是“價值判斷”。孔子就是要提醒人類：“放於利而行，多怨。”要“見得思義”，而不要“見利忘義”。一句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義利之辨”不僅適合做人，也適合治國。治國者無不趨利，而孟子則對梁惠王說：“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一個國家，如果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顧禮義廉恥、公平正義，一定會把國家變成“小人之國”。
如果整個國家的人都“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卻還希望達到高度的精神文明，實現和諧社會和“小康生活”的願景，實在是一件“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的事。義利之辨，關係甚大，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行。
流弊八：只知有用，不知有益。
“用”與“利”是連在一起的。一個沒有受過經典滋潤的人，也可能識文斷字，考上好的大學，找到好的工作，掙很多錢，也就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這是我們教育的標；但是，一個“有用”的人，很可能只是一種“工具型人才”，也即孔子所說的“器”——執行能力很強，動手能力不錯，但就是“缺根弦兒”——缺根什麼弦兒呢？就是對缺乏對“無用”之物和“有益”之物的關注，他做一切事，首先會問自己：“有用還是無用？”一旦覺得無用，也就棄之不顧了。
而事實上正如莊子所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無用”之事對人常常“有益”。比如讀書、聽音樂、看畫展、遊山玩水等活動，大可怡情養性，提升“幸福指數”。一個每天只想著“私利”或“功用”的人，一定缺乏審美能力和大愛精神，你很難指望他能做“公益”和慈善。這種只知有用、不知有益的思維方式一旦大行其道，“煮鶴焚琴”、“暴殄天物”之事勢必層出不窮，整個民族的文化素養自然會每況愈下。
流弊九：只知有家國，不知有天下。
今天很多人只有一家一國之捍衛，而缺乏天下世界之關懷。這也是不讀經典之缺失。《大學》首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學者為學次第，則先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工夫，達到修身之目的，進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可知天下關懷更在家國眷顧之上。
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裡的“天下”，實際上是指禮義廉恥，文明傳統，也可指“道統”。
古語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天很多人能夠“位卑未敢忘憂國”，這固然不錯，但如果所憂患的僅是一國之疆域主權，一家之富貴利達，而不憂患“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終究未達一間，不能致遠。
天下關懷事實上是一種“一體之仁”的境界。正如王陽明在《大學問》中所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這是何等博大的心胸與氣魄！“一體之仁”還包括對天地萬物都懷有一份體恤和悲憫，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的“仁民而愛物”，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對天下關懷的進一步提升和光大。不讀經典，怎知天地間有此一種境界？為“小我”之私慾矇蔽時，又怎能獲得“大我”的提撕而超越？
流弊十：只知有生命，不知有慧命。
每個人都有肉體的生命，佛教謂之“色身”；與此相對的還有“法身”。“色身必賴飲食長養，而法身必賴智慧以長養”。法身之命，是為“慧命”。儒家也有類似的表述。《論語•子罕》雲：“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裡的“斯文”，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中華文明之“慧命”。
就個人而言，身家性命轉瞬即逝，而精神慧命則可傳之久遠。《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這裡的“三不朽”，體現的正是無限之靈心智慧對於有限之生命存在的無窮感召。
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真是大有深意在焉，其所蘊含的或許是這樣一種認知，即“道體”之“慧命”，要遠比“個體”之“生命”更重要，也更長久。
體認和把握了這一“慧命”，併為之貢獻心力和生命的每一個個體，都是“不朽”的。正如整個中華文化，雖歷經千劫百難，至今仍然生生不息一樣，古往今來的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貢獻過自己的生命和智慧。
個體的生命如涓涓細流，或明或滅，而整個民族文化卻是長江大河，不擇細流，滔滔不盡，有著歷久彌新的蓬勃“慧命”。讀經典，正為接通民族文化之源頭活水，養這一種“至大至剛”的“天地浩然之氣”，從而延展自己的精神慧命。
貳
行文至此，姑且套用一句流行的句式以作小結——“經典教育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經典的教育是萬萬不能的！”凡對人類文化有過重大貢獻和持久影響的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經典文化與經典教育，尤其中國文化，更是以經典為中心的文化，很難想象沒有經典的教育能夠培養出真正熱愛中華文化的中國人。
一個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沒有“溫情和敬意”的人，充其量只能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中國人，而一個全以外來文化為圭臬而絕無本土文化為參照的中國人，大概只能稱之為“轉基因的中國人”了。
不過，人生有涯而知無涯。面對浩如煙海的傳統文化經典，即使“皓首”也未必能“窮經”，所以我只能贊同“有限讀經”論。所謂“有限讀經”，其意有三：
一、鼓勵有限的人群讀經，而不必搞成“全民運動”，至少，正在學校受教育的中小學生應該讀經。
二、即使對於在校學生而言，由於課業負擔已夠繁重，故只能讀有限的經典，即擇善、擇優、擇要而讀，比如四書須讀全本，五經、老莊及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精選泛讀。
三、有限度地讀經，即有計劃、有層次、有區別地讀，注意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可提出一個適中的標準，而不必搞“一刀切”。對於特別聰慧的孩子可以提高要求，但對於一般孩子，“淺嘗輒止”亦無妨，至少比“一無所知”要好得多。這方面，臺灣推行數十年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可作為參照。
而且，最為關鍵的是，廣大從事中小學語文教育的一線教師，要補補經典這一課，作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語文教師應該成為讀經、誦經、講經、傳經的生力軍。學經典、教經典的過程最先受益的是教師自己，師生共學，教學相長，何樂而不為？
以上，是我對當前傳統文化教育中經典教育的一些反思和意見，不當之處想必不少，還請讀者批評指正。
2014年10月11-14日寫於有竹居
摘自有竹居主人劉強老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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