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坐在上海青浦区一间隔离酒店的房间里，谢亚莉还是觉得过去的近两个月时间，过得有点不真实：准备过年让双方父母见面聊婚事的，怎么就一声不吭去了武汉支援一线？不爱说话的自己，竟主动去陪病人聊天？带足了晕车药、安眠药，却基本没用上？和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聊着自己“真是没想到啊”的突然“错位”的人生，一位90后党员的自觉担当、忘我重逢，就在简单的言语间被完整地勾勒了出来。
没想到沉默寡言的父亲如此深情
90后姑娘谢亚莉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呼吸内科护士，作为第三批上海援鄂医疗队的成员，1月28日前往武汉市第三医院。被不少上海市民关注，则是因为她和她父亲的“两地书”。
在谢亚莉援鄂之后，六院工会联系上她的家人，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的父母和妹妹才知道她去了武汉。她父亲就给医院手写了一封信，希望医院能在女儿“回来后请给几天假期，让女儿亲手给爸妈端一杯热茶，冲去多日彻夜难眠的牵挂”，而她则回复“我一定平安归来，等我，等我！”
最平凡莫过人间烟火，老父来信却让谢亚莉在武汉感慨万千。“因为我很独立，出发的时候，根本没有跟家里讲。加上我爸平时跟我话少到几乎没有，所以这封信让我真的非常意外。”
在谢亚莉的印象中，从她小时候起，父亲在家中就不吭声。“从我高中读书开始，到去外地念大学，再到后来来上海工作，每次都是到车站他接送我，”这样的接送，竟能一路无话——上车了，她发个信息说“我上车了，大概几点到”，快到时再发个信息，出站后她给父亲打个电话，她父亲总会在停车场等着了。
外人看不懂，谢亚莉却并不见怪，她能感受到其中默默的关心，“我走或者回来的时间，他从来没记错过，我就特别安心。”
父亲影响了女儿，谢亚莉也是话不多的性格，倔，却很独立。“我高中成绩挺好，高考没考好，家中让我复读，我坚持不复读，考了一个外地的民办大学，”她坚持自己选择人生路，倒也走得顺风顺水，大一就因成绩好和独立，被推荐入党，而这次援鄂，也是她自己做的决定，“院里动员的时候，我都没犹豫过，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得上啊——呼吸内科本来就是新冠肺炎对口的科室，我又是10年党龄的老党员，党员的使命感那个时候就特别强烈。”
父亲来信让她意外，也让她在事后有了点对家人的愧疚，“我和男朋友打算今年结婚的，双方父母还没见过，原本定了大年初三让他们来上海见个面，酒店、餐厅都订好了，但24日报名、28日出征，我把会面取消了，酒店餐厅也都退掉了，也没告诉他们实情，只说怕到时候疫情导致交通不便。”
没想到病人能认出防护服下我的眼睛
谢亚莉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初期阶段去的，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支援ICU，担任了重症病房的护士。重症病房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人，很少能有交流的，但谢亚莉却碰上了一位。“我真没想到，我爸话少，能给我写那样的信，也没想到我自己话也少，还能天天主动跑去跟那位阿姨聊天，去安抚她。”她说。
她说的这位六七十岁的阿姨，一开始颇为“难缠”。老太太原来病得很重，一直在抢救室，后来经过治疗稍微有缓解，就转到了她所在的病房，“重症病人要带呼吸机的，也不能自己吃饭，她可以讲话，也能自己吃饭，有一次看到有很多症状转轻的病人转去了普通病房，就非说自己也好了，也要转病房。”
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去普通病房，阿姨拿掉氧气，指给谢亚莉看，“你看我都不喘了”。谢亚莉怎么安抚都没用，请来了住院部医生也“吓唬不住”，第二天早班的时候，她看到包括科室主任、主治医生等专家们来查房，她赶紧再让权威证明“你还不能转病房”，才终于让阿姨消停。
“其实她的心情我都能理解，病人很怕，觉得只有通过去普通病房，才能证明自己真的逃过一劫了，虽然主任们也告诉她还得再观察，但她真的变得有点消极了。”看在眼里，谢亚莉每天上班一有时间，就主动过来陪她聊天——让她惊奇的是，平时话不多的自己，不知怎的，就跟这位阿姨聊了那么多的家常，“我还给她满科室地找苹果，因为她说昨天发的苹果好吃，特别想吃。”
让谢亚莉哭笑不得的是，这位阿姨认定了自己。“重症病人不能下床，大小便都是通过尿不湿，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每次要大小便都要跟我说一下，大概是不太好意思，”有一次，这个阿姨大便之后她正好在忙别的病人，另一个护士经过想帮她换，她却坚持“再等等”，一直等到谢亚莉忙完别人来给她换。
“我问她为什么不及时换掉，非要等我，她说‘我就喜欢你’。”谢亚莉觉得不可思议，ICU一天有6个班次的护士，每个班上海8人武汉4人，一共七十多个护士，而且每个班都是上其中的4个小时，不停轮换，更何况还穿着严严实实的防护服，她怎么就能认出自己？
阿姨说：“我看眼睛的。你跟我聊天，我看到你眼睛，你不说话我也能认出你——眼神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我能看出来你特别善良。”
“我眼睛那么难看，又肿，又有眼泡，”谢亚莉被她夸得很不好意思，就自嘲，但她又特别感动，“我平时那么坚强独立的一个人，被她说得，唉，真也觉得这些辛苦没什么了。”
有一天她再来上班，发现那张病床上已经换了人，她也特意去了解了一下，“阿姨确实恢复得很好，终于能如愿去普通病房了，”虽然没能道个别，她却很欣慰。
没想到安眠药根本没派上用场
驰援武汉前，听取先遣队员的建议，谢亚莉也往自己的箱子里塞了一些纸尿裤，怕没法上厕所。“知道会危险和艰苦，但我也不像一般女孩子，会带个小毛绒玩具陪自己，”她说，自己带的最多的，是晕车药和安眠药、眼罩、耳塞，“我是个坐什么交通工具都能晕车的人，飞机、地铁、大巴统统都晕，出发前完全不知道前线的交通情况，我就塞了不少晕车药。”
结果，到武汉后，她又意外了。医疗队入住的酒店，虽然离医院不太远，只有一两公里，但也需要坐接驳大巴过去。疫情高峰期时，每天接驳班车就跟运载战士一样，一批一批送到战场，谢亚莉根本“没精力”晕车，一上车就想着接下来的防护措施、病人情况，还没想明白就到了医院，赶紧冲进去准备。
事实上，过去的近60天，她几乎一直在研究怎么更高效、更人性化地照顾这些感染的病人。“就像抽血和打针，因为我们在ICU里面都戴了三层手套，平时摸动脉静脉的感觉都不准了，我就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扎准——病人们已经很可怜了，我想让他们尽量少受罪。”
心无旁骛，让她“自己也没想到，准备的晕车药都没用上”，一直到前两天回上海的飞机降落的时候，她才真正放松了下来，觉得是离开战场了，也正是这时候，她才想起来自己应该是晕车一族，“象征性地”晕了一下，“嗯，降落时稍微感觉到了点儿不舒服。”
和晕车药一样没派上用场的，还有安眠药。“我在上海的时候，经常会失眠，所以我安眠药和眼罩耳塞都是齐全的，想着到了武汉，人生地不熟的，任务又重，再失眠就完蛋了，就全带上了。”但是，工作强度大加上不停倒班，以及长时间在防护服里的辛苦，让谢亚莉每次回到酒店都能“倒头就睡”，“吃饱了，睡眠质量还特别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90后医护人员的回信中，盛赞这群90后“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谢亚莉，也正是这样的90后党员——曾有医院带队的老党员感叹，“这帮90后，就是没什么豪言壮语，但做起事来，干劲十足”。
前线的工作，让她冷落了男友，轮到白班能早点下班的时候，才能视频聊聊天，“也不知道今年疫情发展如何，婚还结不结得成了”。但经历了苦难，她还是那个坚强又不失乐观的90后姑娘，“我们这一组的护士，有1974年有1980年的，都没结婚，相比下来，我还年轻！”
记者叫她“谢老师”，她忙不迭纠正：“别别别，别叫我老师，我还小呢！”然后她忍不住笑，笑声灿烂，似乎从未经历过那些难熬的日夜，似乎生活就本该如此轻松，不慌不忙。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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