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耗竭、自我贬低与死亡焦虑:那些在疫情中坚持倾听痛苦的人们

卷入、耗竭、自我贬低与死亡焦虑:那些在疫情中坚持倾听痛苦的人们

卷入、耗竭、自我贬低与死亡焦虑:那些在疫情中坚持倾听痛苦的人们

写在前面:

今天要讲的是一些心理咨询师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是疫情期间心理热线的接线员。在和他们交谈中,我听到了很多咨询师在面对疫情时最真实的恐惧、职业压力,以及死亡焦虑。

国内的疫情似乎已经有所好转,但此时此刻却更要愈发警惕。毕竟这个好转的过程如此来之不易,有太多人从中经历了重大的失去,甚至牺牲生命。

看看这些咨询师吧,他们也许并未战斗在最前线,但依然历尽困难,足以提醒我们:别松懈,再坚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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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的恐慌,与死亡焦虑

李昭渐渐意识到,疫情对自己的影响,比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她有一位朋友,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突然去世了,猝死。前一天还在开会,第2天就被告知朋友不在了,接着第3天她就去参加了朋友的追悼会。

又经过二十几天,新型肺炎出现了。

“当我意识到悲伤的时候,我要承认这里面是有死亡焦虑的。我们担心染病,其实根本上就是担心自己会是不幸的那一个分子,然后成为死亡率中的一个人——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理智是直接否认,认为不太可能轮到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指向这些焦虑,比如说大家都有点强迫症,去按电梯都还要用一支笔。对吗?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戴口罩,你要去学怎么样摘口罩,我们要把进门的区域化划分成安全区......就这些带有强迫症性质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死亡焦虑。”李昭说。

她的故乡也在疫区。她觉得,死亡焦虑多少蔓延到了每一个人。

“没有人是真正不在疫情之中的。”李昭说,“各个城市都在执行隔离措施,这一点其实对大家的心理影响很大。本来春节是一个团聚的日子,是一个我们的连接更紧密,有更多情感交流的日子。但在疫情之下,我们不但没有这种正常,没有这种我们期盼中的更热烈的交流,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交流都没有了。”

病毒引发了连锁反应。娱乐业、旅游业、餐饮业最先受到打击,至今都没能开始恢复,更多现金流紧张的生意已经毁于一旦。许多人面临着就业危机,丧亲之痛。对抗新型肺炎的无力感,耗竭感,负面情绪渗透到城市的毛细血管,疫情风暴下,无人幸免,心理咨询师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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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心理热线

大年初二吃过晚饭,17:50,咨询师邓业针坐到桌边,准备开始迎接通过湖北守护热线打来的求助电话。

疫情出现后,许多心理服务机构纷纷开通了心理热线,邓业针也报名了热线志愿者。疫情期间,求助热线也属于有限资源,她服务的平台可以同时接通20多位来电,同时还有20多位来电者在排队。

电话响了,并不是湖北打来的。按规定,负责疫情专线的接线员接到非疫区电话时,是允许拒接或挂断的。但邓业针也有自己的判断,她觉得当下没有人不在疫情之中,影响是深入潜意识的。她打算把所有热线都视作需要帮助的危机干预去做。

她接通电话,没想到对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不是湖北的,就不需要心理援助吗?”来电者情绪十分激动。Ta长期在看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因为在湖北确诊新冠肺炎,暂时无法接受Ta的咨询了。

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邓业针感觉到,疫情放大了人们的焦虑感。“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常常是一段稳定的长期关系。即使在平常日子,本就需要心理支持的这群人,在疫情期间会更加脆弱。现在连这种支持也断了”。

“热线开通第一周,大量电话涌进来,但总得来说是一些比较轻的,来自普通民众的焦虑。”北师大的接线员 @为什么有人要吃蝙蝠啊告诉我们。十几天前,她被母校紧急召回到心理热线志愿者服务的队伍中,共同面对每天大约300通的求助来电。

“从第二周开始,热线数量下降了,但困境变得严重。他们可能是一线的抗疫人员,或者原本就有精神疾病的人群”。数据显示,医务人员、社区基层干部的占比会高于他们原有的在人群中的比例。

很多人记得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整个心理咨询行业所经历的尴尬。那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一次次主动去灾区收问卷、做评分,直到灾区挂出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横幅。当地的居民说:“你们不要来了”。

教训是惨痛的,但今时不同往日。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整个行业里的专业力量在几天之内完成了集结,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北师大、简单心理等数十条热线被搭建起来,静待疫情下的主动求助。

在求助者的来电中,焦虑是普遍的情绪,睡不着、疑病、恐慌就更常见了:

“我的家人确诊新冠肺炎,我好像也出现了疑似症状。很焦虑,做很多梦,每天晚上都没法好好睡觉。”“原本的计划被打断了,现在完全无法集中精力。““我跟家里人的关系不太好。以往都是呆个几天就走,现在必须天天‘关’在一起,随时都能爆发矛盾,沮丧、压力大。”此外,疫情还暴露了更多复杂的问题。比如接线之前,李昭原本以为非疫区的电话只会是一小部分,没想到一点都不少,数量占到1/3。

人们普遍诉说的是自己身边也有疫情,也被传染的很严重,而且不像武汉湖北那样得到大面积的曝光,没有人给捐赠,也根本买不到口罩,就连打个热线,都是疫区专线。“好像我们在偷他们的资源,好像我们不配得到帮助一样。”

有人经历过SARS,忽然感觉到“街上的消毒剂、人们的集体情绪,跟非典时期都太像了,那段记忆好像又回来了”;有人原本就被诊断为抑郁症、狂躁症、双相障碍的精神疾病患者,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内心的困境被进一步激发、放大。城市封路、快递停运、医院不敢去,眼下就要面临断药的情况。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情况是,打电话的人,并不愿向你敞开心扉。

李昭打了个比方。例如热线打进来,求助者听起来很轻描淡写,有很多人会说我只是闲的无聊,我现在没什么事干,我想找人说说话——它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很深的防御。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拿起电话去拨打热线,本身也就意味着他们确实是需要帮助了。没有人真的是闲着无聊才打电话的,他们确实在面临一些危机,但宁可当恶作剧的人,也不愿当一个求助者。

与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回应如此大量求助的,可能仅仅只是一段25分钟的热线关系。接线员们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倾听、评估、支持,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你能提供的“最优解”。

评估是接线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能力。一些危险的情况可能发生在非常耗竭的一线人员、重症病人、病人家属身上。“我们要注意区分他现在是不是有危险、是否有自杀计划,或已经处在自杀的环境中了。”邓业针说,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接线员本身没有危机干预能力,要尽快把电话转到专业机构,比如北京回龙观的自杀干预热线。

“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这样的一个开场白背后本身就隐藏了很多的信息。Ta可能是有孤独感的,也没有别的好朋友可说,Ta只能找一个热线,一个不认识Ta的人”。李昭说,这与一段长期的咨询关系非常不同,“对这个人来说,我只需要用心去听这25分钟里他想向我讲述的内容。但我不会给他很多分析,这样是有点野蛮的,对Ta也缺乏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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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当拯救者”

但接线着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李昭第一时间便报名了热线志愿者,她觉得内心有一个召唤,自己需要上前线,有一股英雄出征的味道。“没有多想,大家都上了。可能是职业的感召。”

咨询师杜佳真在为热线提供督导支持,她却注意到,一些经验不足的志愿者接线员,甚至出现了自己比来电者还要焦虑的情况。有的接线员讲到一半被挂掉,或者电话miss掉;有人连续一个礼拜都没有接到紧急电话,感到失落,感到工作无意义。

这是杜佳真一直担心的问题:志愿者的动作过于前倾。当接线员感觉自己“帮不上忙”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失落,遗憾,挫败。这种挫败感接下来就可能会变成自己的人格问题,勾起他内心很多替代性的东西,可能还会影响他的自我效能,会对自己有质疑,甚至产生职业上的贬低感。

“我们没法在热线里做心理咨询,但他们满腔热血,又会一直急切的想要解决问题——大多数时候你是解决不了的,也不太可能通过一次电话就解决。”

“作为一个督导,我能做的就是希望大家的动作不要太‘前倾’、太‘英雄主义’情怀。所以我会把第一次的督导重点,放在一个调整所有人的心态为主的过程。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要做多厉害的事情。要放下心理咨询师的傲慢。知道自己的限度,然后去陪伴。”杜佳真说。“就算没做什么,也就等于做了什么吧。”

为咨询师做定期督导的秦琳说,特殊时期的临时热线,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过程:打电话的人很伤心,你陪着他哭一会,把情绪降低一点。热线就是这样,人们经常打电话来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谈着谈着,就觉得他的生气或者伤心过去一点。

“在这个热线的工作里,基本上全都要用支持性的技术,不要给对方增加认知负担”,秦琳对咨询师们说,“你需要通过慢慢的跟他讲,慢慢的谈,然后跟他做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进而激活他自身的资源。你要知道,对面那个人他是有很多能力的,有很多有丰富的生活。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崩溃、绝望、耗竭的情况下,他们把这些暂时忘记了。

等到对方情绪舒缓一些之后,就会有类似的表达说:我觉得是这样,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在秦琳看来,听到这样的情绪“回归、渐稳”,热线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不要太考虑你是不是能解决人的问题,不要太考虑说我接的够不够好,更重要的是自身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它可以从电话的这头传到那头。当你‘非常稳定’的时候,来电者是会感觉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帮他们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权。”

用督导杜佳真的说法:“你只要给他一个光,告诉他光在哪里,你朝着光走,而不是硬把他拉去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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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摆正姿态,接听热线依然是一项比较消耗精神的工作。

咨询师黄玉飞表示自己曾经出现很深的“卷入感”——这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过于共情的表现。接线员本人陷进了对方所说的困境,感同身受,出现情绪上精疲力尽、被“耗竭”的情况。

“你会特别真切的感觉到,他们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情境,”黄玉飞说,但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我现在会更加理解,为什么说前辈们会强调说,一个人要在自己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帮助到别人。”

而求助来电给咨询师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沉重,还有勇气。从这些主动来电者的身上,咨询师们也获得了有力量的情绪,他们也时常会被来电者鼓舞。

“我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打热线的求助者也很少有那种极端情绪。因为之前我有热线的经验,我知道有些骚扰的一些宣泄自己的个人情绪,他只是把你当工具、当一堵墙。虽然我也会愤怒,但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个人。”李昭告诉我们。

“能够倾诉这件事,本身也不太容易。他们有充分的勇气,才能打进热线,或是走进心理咨询室”,邓业针说。“不管是前线的医护人员,我们后方的咨询师,这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状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可以面对的,需要我们人和人之间有更好的联结,建立更多有支持性的关系。”

那些打进热线的人,正是在寻求一种好的社会支持。热线让这些人有地方可以去,它似乎是这样一种存在——承载了这个社会运转体系中,一个接纳、支持,甚至是超脱的诗意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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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活会来的

在疫情期间提供心理支持,咨询师的自我照顾更显得尤其重要。为保护接线员的情绪,也为了热线的接听质量,所有咨询师都必须限制接听的来电数量,限制工作时间,避免在疫情中让自己“过度暴露”

“当我觉得沉重的时候,需要休息一会儿,就下线了。下线之后我跟家人聊了会天,跟同事们沟通交流一下彼此的感觉,确认一下,原来这种感觉是大家都会有。 然后做了一次冥想,就感觉好很多。“黄玉飞说。

这段时间,接热线成为了李昭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也经历了更多生活上真实的问题:节后恢复工作的前几周,她的收入锐减,减少了超过70%。

对心理咨询来说,经历春节原本就是一个动荡,大家返程、误工,然后安排工作,然后再安排咨询的见面时间,一些来访者的脱落是必然的。

李昭并没有因此慌张。“这里也有一个矛盾。单纯从心理需求上来说,疫情期间会有更多的人更需要心理咨询,但是他们的资源又可能不足以去支撑。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他们需要更多钱去支撑自己的日常运营,而不是用来咨询。”

对心理咨询行业,整体收入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打击,这完全可以预料。但她觉得不论如何,作为咨询师,她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个人分析,要按期去见督导,哪怕个案少,还是要去把这部分基础能力要跟上。“所以我的投入一点都没有少,但收入肯定会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会减少很多。不过我相信这个过程是可以过去的。”李昭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想好,不是说因为一场风来一场去,你就要去改变的,身为咨询师必须有的稳定的基本面一定要在的。”

在压力下,邓业针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自我照顾——喝茶。她有很多小茶壶,会根据茶的不同来搭配茶壶,还有一个煮茶的小炉子。一般喝花茶用玻璃壶,用陶瓷壶煮黑茶喝,如果喝铁观音或者是绿茶红茶,就用紫砂壶。

“这段时间过了之后,我最想干的事就是跑步,”邓业针说。

“出门先跑5公里再说。”

感谢对本文提供采访支持的心理咨询师(排名不分先后):

李昭,邓业针,@为什么要吃蝙蝠啊,秦琳,杜佳真,黄玉飞。感谢所有疫情中坚持提供心理支持的所有咨询师,感谢所有依然战斗在抗疫一线的人们,大家都是好样的!

疫情还没有结束,希望你再忍忍,再忍忍,正常生活的日子不远啦。

江湖边,酒鬼 ✑ 采访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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