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今天要講的是一些心理諮詢師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是疫情期間心理熱線的接線員。在和他們交談中，我聽到了很多諮詢師在面對疫情時最真實的恐懼、職業壓力，以及死亡焦慮。
國內的疫情似乎已經有所好轉，但此時此刻卻更要愈發警惕。畢竟這個好轉的過程如此來之不易，有太多人從中經歷了重大的失去，甚至犧牲生命。
看看這些諮詢師吧，他們也許並未戰鬥在最前線，但依然歷盡困難，足以提醒我們：別鬆懈，再堅持堅持。
心理諮詢師的恐慌，與死亡焦慮
李昭漸漸意識到，疫情對自己的影響，比想象中還要大得多。
她有一位朋友，在2019年年底的時候突然去世了，猝死。前一天還在開會，第2天就被告知朋友不在了，接著第3天她就去參加了朋友的追悼會。
又經過二十幾天，新型肺炎出現了。
“當我意識到悲傷的時候，我要承認這裡面是有死亡焦慮的。我們擔心染病，其實根本上就是擔心自己會是不幸的那一個分子，然後成為死亡率中的一個人——其實大部分情況下，我們的理智是直接否認，認為不太可能輪到我們，但實際上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指向這些焦慮，比如說大家都有點強迫症，去按電梯都還要用一支筆。對嗎？然後比如說我們要戴口罩，你要去學怎麼樣摘口罩，我們要把進門的區域化劃分成安全區......就這些帶有強迫症性質的動作背後其實都是死亡焦慮。”李昭說。
她的故鄉也在疫區。她覺得，死亡焦慮多少蔓延到了每一個人。
“沒有人是真正不在疫情之中的。”李昭說，“各個城市都在執行隔離措施，這一點其實對大家的心理影響很大。本來春節是一個團聚的日子，是一個我們的連接更緊密，有更多情感交流的日子。但在疫情之下，我們不但沒有這種正常，沒有這種我們期盼中的更熱烈的交流，甚至連一些基本的交流都沒有了。”
病毒引發了連鎖反應。娛樂業、旅遊業、餐飲業最先受到打擊，至今都沒能開始恢復，更多現金流緊張的生意已經毀於一旦。許多人面臨著就業危機，喪親之痛。對抗新型肺炎的無力感，耗竭感，負面情緒滲透到城市的毛細血管，疫情風暴下，無人倖免，心理諮詢師也不例外。
接通心理熱線
大年初二吃過晚飯，17:50，諮詢師鄧業針坐到桌邊，準備開始迎接通過湖北守護熱線打來的求助電話。
疫情出現後，許多心理服務機構紛紛開通了心理熱線，鄧業針也報名了熱線志願者。疫情期間，求助熱線也屬於有限資源，她服務的平臺可以同時接通20多位來電，同時還有20多位來電者在排隊。
電話響了，並不是湖北打來的。按規定，負責疫情專線的接線員接到非疫區電話時，是允許拒接或掛斷的。但鄧業針也有自己的判斷，她覺得當下沒有人不在疫情之中，影響是深入潛意識的。她打算把所有熱線都視作需要幫助的危機干預去做。
她接通電話，沒想到對方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罵。“不是湖北的，就不需要心理援助嗎？”來電者情緒十分激動。Ta長期在看的一位心理諮詢師，因為在湖北確診新冠肺炎，暫時無法接受Ta的諮詢了。
這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鄧業針感覺到，疫情放大了人們的焦慮感。“諮詢師與來訪者之間，常常是一段穩定的長期關係。即使在平常日子，本就需要心理支持的這群人，在疫情期間會更加脆弱。現在連這種支持也斷了”。
“熱線開通第一週，大量電話湧進來，但總得來說是一些比較輕的，來自普通民眾的焦慮。”北師大的接線員 @為什麼有人要吃蝙蝠啊告訴我們。十幾天前，她被母校緊急召回到心理熱線志願者服務的隊伍中，共同面對每天大約300通的求助來電。
“從第二週開始，熱線數量下降了，但困境變得嚴重。他們可能是一線的抗疫人員，或者原本就有精神疾病的人群”。數據顯示，醫務人員、社區基層幹部的佔比會高於他們原有的在人群中的比例。
很多人記得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整個心理諮詢行業所經歷的尷尬。那時大家都沒有什麼經驗，一次次主動去災區收問卷、做評分，直到災區掛出了“防火防盜防心理諮詢”的橫幅。當地的居民說：“你們不要來了”。
教訓是慘痛的，但今時不同往日。當新冠肺炎疫情襲來，整個行業裡的專業力量在幾天之內完成了集結，武漢精神衛生中心、北師大、簡單心理等數十條熱線被搭建起來，靜待疫情下的主動求助。
在求助者的來電中，焦慮是普遍的情緒，睡不著、疑病、恐慌就更常見了：
“我的家人確診新冠肺炎，我好像也出現了疑似症狀。很焦慮，做很多夢，每天晚上都沒法好好睡覺。”“原本的計劃被打斷了，現在完全無法集中精力。““我跟家裡人的關係不太好。以往都是呆個幾天就走，現在必須天天‘關’在一起，隨時都能爆發矛盾，沮喪、壓力大。”此外，疫情還暴露了更多複雜的問題。比如接線之前，李昭原本以為非疫區的電話只會是一小部分，沒想到一點都不少，數量佔到1/3。 人們普遍訴說的是自己身邊也有疫情，也被傳染的很嚴重，而且不像武漢湖北那樣得到大面積的曝光，沒有人給捐贈，也根本買不到口罩，就連打個熱線，都是疫區專線。“好像我們在偷他們的資源，好像我們不配得到幫助一樣。”
有人經歷過SARS，忽然感覺到“街上的消毒劑、人們的集體情緒，跟非典時期都太像了，那段記憶好像又回來了”；有人原本就被診斷為抑鬱症、狂躁症、雙相障礙的精神疾病患者，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們內心的困境被進一步激發、放大。城市封路、快遞停運、醫院不敢去，眼下就要面臨斷藥的情況。
還有一種更隱蔽的情況是，打電話的人，並不願向你敞開心扉。
李昭打了個比方。例如熱線打進來，求助者聽起來很輕描淡寫，有很多人會說我只是閒的無聊，我現在沒什麼事幹，我想找人說說話——它背後可能就是一個很深的防禦。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動力，拿起電話去撥打熱線，本身也就意味著他們確實是需要幫助了。沒有人真的是閒著無聊才打電話的，他們確實在面臨一些危機，但寧可當惡作劇的人，也不願當一個求助者。
與一般的心理諮詢不同，回應如此大量求助的，可能僅僅只是一段25分鐘的熱線關係。接線員們都存在著這樣一個共識：傾聽、評估、支持，是在這短短的幾十分鐘裡，你能提供的“最優解”。
評估是接線員工作中的一項重要能力。一些危險的情況可能發生在非常耗竭的一線人員、重症病人、病人家屬身上。“我們要注意區分他現在是不是有危險、是否有自殺計劃，或已經處在自殺的環境中了。”鄧業針說，遇到類似的情況，如果接線員本身沒有危機干預能力，要儘快把電話轉到專業機構，比如北京回龍觀的自殺干預熱線。
“我們要去理解他們，這樣的一個開場白背後本身就隱藏了很多的信息。Ta可能是有孤獨感的，也沒有別的好朋友可說，Ta只能找一個熱線，一個不認識Ta的人”。李昭說，這與一段長期的諮詢關係非常不同，“對這個人來說，我只需要用心去聽這25分鐘裡他想向我講述的內容。但我不會給他很多分析，這樣是有點野蠻的，對Ta也缺乏尊重。”
“不要當拯救者”
但接線著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李昭第一時間便報名了熱線志願者，她覺得內心有一個召喚，自己需要上前線，有一股英雄出征的味道。“沒有多想，大家都上了。可能是職業的感召。”
諮詢師杜佳真在為熱線提供督導支持，她卻注意到，一些經驗不足的志願者接線員，甚至出現了自己比來電者還要焦慮的情況。有的接線員講到一半被掛掉，或者電話miss掉；有人連續一個禮拜都沒有接到緊急電話，感到失落，感到工作無意義。
這是杜佳真一直擔心的問題：志願者的動作過於前傾。當接線員感覺自己“幫不上忙”的時候，難免會感到失落，遺憾，挫敗。這種挫敗感接下來就可能會變成自己的人格問題，勾起他內心很多替代性的東西，可能還會影響他的自我效能，會對自己有質疑，甚至產生職業上的貶低感。
“我們沒法在熱線裡做心理諮詢，但他們滿腔熱血，又會一直急切的想要解決問題——大多數時候你是解決不了的，也不太可能通過一次電話就解決。”
“作為一個督導，我能做的就是希望大家的動作不要太‘前傾’、太‘英雄主義’情懷。所以我會把第一次的督導重點，放在一個調整所有人的心態為主的過程。告訴大家，我們沒有要做多厲害的事情。要放下心理諮詢師的傲慢。知道自己的限度，然後去陪伴。”杜佳真說。“就算沒做什麼，也就等於做了什麼吧。”
為諮詢師做定期督導的秦琳說，特殊時期的臨時熱線，其實就是這樣一種過程：打電話的人很傷心，你陪著他哭一會，把情緒降低一點。熱線就是這樣，人們經常打電話來的時候是非常激動的，談著談著，就覺得他的生氣或者傷心過去一點。
“在這個熱線的工作裡，基本上全都要用支持性的技術，不要給對方增加認知負擔”，秦琳對諮詢師們說，“你需要通過慢慢的跟他講，慢慢的談，然後跟他做一個人和人之間的接觸，進而激活他自身的資源。你要知道，對面那個人他是有很多能力的，有很多有豐富的生活。只不過，在這樣一個崩潰、絕望、耗竭的情況下，他們把這些暫時忘記了。
等到對方情緒舒緩一些之後，就會有類似的表達說：我覺得是這樣，那我可以怎麼辦呢？ ”在秦琳看來，聽到這樣的情緒“迴歸、漸穩”，熱線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不要太考慮你是不是能解決人的問題，不要太考慮說我接的夠不夠好，更重要的是自身穩定的情緒。穩定的情緒是會‘傳染’的，它可以從電話的這頭傳到那頭。當你‘非常穩定’的時候，來電者是會感覺到的。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幫他們找回對生活的控制權。”
用督導杜佳真的說法：“你只要給他一個光，告訴他光在哪裡，你朝著光走，而不是硬把他拉去看光。”
當然，即使擺正姿態，接聽熱線依然是一項比較消耗精神的工作。
諮詢師黃玉飛表示自己曾經出現很深的“捲入感”——這是一個心理諮詢師過於共情的表現。接線員本人陷進了對方所說的困境，感同身受，出現情緒上精疲力盡、被“耗竭”的情況。
“你會特別真切的感覺到，他們到底是處於一個什麼情境，”黃玉飛說，但很多時候你沒有辦法。“我現在會更加理解，為什麼說前輩們會強調說，一個人要在自己比較穩定的情況下，才能夠幫助到別人。”
而求助來電給諮詢師帶來的也不僅僅是沉重，還有勇氣。從這些主動來電者的身上，諮詢師們也獲得了有力量的情緒，他們也時常會被來電者鼓舞。
“我其實是蠻感動的。因為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打熱線的求助者也很少有那種極端情緒。因為之前我有熱線的經驗，我知道有些騷擾的一些宣洩自己的個人情緒，他只是把你當工具、當一堵牆。雖然我也會憤怒，但我知道他不是針對我個人。”李昭告訴我們。
“能夠傾訴這件事，本身也不太容易。他們有充分的勇氣，才能打進熱線，或是走進心理諮詢室”，鄧業針說。“不管是前線的醫護人員，我們後方的諮詢師，這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狀況。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一個人可以面對的，需要我們人和人之間有更好的聯結，建立更多有支持性的關係。”
那些打進熱線的人，正是在尋求一種好的社會支持。熱線讓這些人有地方可以去，它似乎是這樣一種存在——承載了這個社會運轉體系中，一個接納、支持，甚至是超脫的詩意角落。
正常生活會來的
在疫情期間提供心理支持，諮詢師的自我照顧更顯得尤其重要。為保護接線員的情緒，也為了熱線的接聽質量，所有諮詢師都必須限制接聽的來電數量，限制工作時間，避免在疫情中讓自己“過度暴露”。
“當我覺得沉重的時候，需要休息一會兒，就下線了。下線之後我跟家人聊了會天，跟同事們溝通交流一下彼此的感覺，確認一下，原來這種感覺是大家都會有。 然後做了一次冥想，就感覺好很多。“黃玉飛說。
這段時間，接熱線成為了李昭生活中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她也經歷了更多生活上真實的問題：節後恢復工作的前幾周，她的收入銳減，減少了超過70%。
對心理諮詢來說，經歷春節原本就是一個動盪，大家返程、誤工，然後安排工作，然後再安排諮詢的見面時間，一些來訪者的脫落是必然的。
李昭並沒有因此慌張。“這裡也有一個矛盾。單純從心理需求上來說，疫情期間會有更多的人更需要心理諮詢，但是他們的資源又可能不足以去支撐。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工作，他們需要更多錢去支撐自己的日常運營，而不是用來諮詢。”
對心理諮詢行業，整體收入可能都會有一定的打擊，這完全可以預料。但她覺得不論如何，作為諮詢師，她還是要做好自己的個人分析，要按期去見督導，哪怕個案少，還是要去把這部分基礎能力要跟上。“所以我的投入一點都沒有少，但收入肯定會是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會減少很多。不過我相信這個過程是可以過去的。”李昭說，“你要做什麼你要想好，不是說因為一場風來一場去，你就要去改變的，身為諮詢師必須有的穩定的基本面一定要在的。”
在壓力下，鄧業針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自我照顧——喝茶。她有很多小茶壺，會根據茶的不同來搭配茶壺，還有一個煮茶的小爐子。一般喝花茶用玻璃壺，用陶瓷壺煮黑茶喝，如果喝鐵觀音或者是綠茶紅茶，就用紫砂壺。
“這段時間過了之後，我最想幹的事就是跑步，”鄧業針說。
“出門先跑5公里再說。”
感謝對本文提供採訪支持的心理諮詢師（排名不分先後）： 李昭，鄧業針，@為什麼要吃蝙蝠啊，秦琳，杜佳真，黃玉飛。感謝所有疫情中堅持提供心理支持的所有諮詢師，感謝所有依然戰鬥在抗疫一線的人們，大家都是好樣的！
疫情還沒有結束，希望你再忍忍，再忍忍，正常生活的日子不遠啦。
江湖邊，酒鬼 ✑ 採訪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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