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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本人对于自立这件事，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他用两句诗说明自己的心态：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大概意思是世间诱惑很多，但我却要坚守本心。但他的本心究竟是什么，却没人能说得清。

曾国藩对这些劝进之言，一概采取暧昧态度，含糊其辞应付了事，知道最后他最看重的九弟曾国荃站出来时，他才没有继续装糊涂。曾国荃带着大批湘军将领，准备学赵匡胤再演一次“黄袍加身”的戏码，把曾国藩推上皇位，曾国藩回答了上面那两句诗，于是众人借默不作语。

难道曾国藩真的不想做皇帝吗？我是不信的，中国人都有个皇帝梦，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曾国藩岂能不想，只不过是他在分析利弊之后，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所以才没有贸然行事。

曾国藩之所以能剿灭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洪秀全设定成了礼教罪人。《讨粤匪檄》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满清入关二百年，虽然是以夷狄而入华夏，但已经被天下的读书人视为正统，如果曾国藩举旗造反，就成了大大的叛逆。必然得不到大多数地主阶级的支持，而两湖、江浙一带的百姓经过太平天国之祸后，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曾剃头要造反必然应者寥寥。仅凭着曾国藩的湖南子弟兵，必不能与全国抗衡，失败也就是必然的结局。

智者如曾国藩，是不肯做必败之事的，所以他只能主动把一颗火热的心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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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作为文人，自小受到的就是“忠君爱民”“克己复礼”的儒家教育，他视清廷为正朔，本人自视为忠臣、栋梁，他的湘军是平定叛乱的工具，而不是黄袍加身的资本。众所周知，曾国藩赖以成名的是湘军，从军权方面讲，当是的淮军不是湘军分出去的，而自始至终是一支独立的队伍。平定太平天国动乱后，曾国藩请旨裁撤湘军，淮军保留，成为正规的军事编制。

其次，曾国藩的实力也不允许。表面上曾国拥有三十万湘军，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大臣。但是这三十万军队真的足以支撑他造反吗。中国历朝历代掌握三十万军队的将军不在少数，他们又有几个人敢轻言造反。别的不说，鼎盛时期的太平军人数达到五十多万，最终的结果还不是被收拾了。更何况曾国藩的湘军的战斗力也未必比太平军强。太平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而不是湘军多勇敢。当年太平军就把曾国藩打得差一点跳水自尽。

三十万大军和偌大的清朝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他的三十万大军还远在东南，对北京产生不了多少影响。当年太平军北伐时总人数也曾经达到几十万，最后还不是败亡了。石达开够牛了吧，石达开带走了十几万精锐部队，离开太平天国也就成了无根之水，最后全军覆灭。

所以曾国的实力还没有达到造反的地步。瘦死骆驼比马大。清政府虽然已经衰落，但是毕竟还有一定实力，在当时还有一大批忠实的维护者。许多有识之士他们并不想推翻清政府，他们希望清政府重新中兴。慈禧虽然卖国是把好手，但是不能否认他的政治手段。除了慈禧之外，清政府还有不少能臣干将。如果曾国藩冒险称帝造反的话，他的胜算也不大。这也是曾国藩称帝造反前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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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作战后期，拥兵30万，全国8个总督3个出自湘军，15个巡抚7个出自湘军，江南五省都是富庶之地，左宗棠曾国荃等人也多次劝他举义，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儒家本来就说”王无道，可取而代之“。而且他还能举起民族大义这面大旗，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并不违背道德。历史上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很多，放弃兵权也未必平安，他为什么不造反？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他身体。

梁启超说他是半个圣人，标准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判定的。曾国藩从始至终都遵循着这个“孔孟之道”。他组建湘军的目的相当明确：保卫儒学，保卫清政府。在曾国藩起兵时，发布的《讨粤匪檄》打的就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利用拜上帝会这套歪理邪说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曾国藩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第二、清政府对其早有防范。

清政府之所以重用汉臣，是因为他们的八旗军不堪重用，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不得已才下放权力。但是他们对老曾可是防范有加。举两个例子：1、咸丰四年七月，曾国藩打下岳州府，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曾国藩此时可是二品大员，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却只给了三品官的赏赐，真是蛋疼；2、湘军攻陷天京后，朝廷又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个一等候的爵位，同时还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啊，要是满族将领立功，估计八辈祖宗和孙子都要沾光。可想而知，清政府是多么的怕老曾，怕汉人造反啊！

第三、外部条件复杂，时机并不够成熟。

1、大清有一支王牌军，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它们就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这支骑兵作风彪悍，能打硬仗。它们负责监视东南，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

2、此时湘军内部也已经分化。李鸿章成立了淮军，左宗棠成立了楚军。各自为营，互不管制。曾国藩并没有把握去控制这两支军队。

3、外国在华势力决定扶持清政府。曾国藩深知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一旦起兵而得不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势必将自己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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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花全开，则凋零；月盈满，则亏缺”，深蕴官场之道，懂帝王心术的曾国藩何尝不知其中道理。

当湘军攻破太平军老巢天京后，朝廷在大行封赏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到了二十万之众的湘军身上。曾国藩明白此时的湘军正值鼎盛，但已对朝廷构成了潜在威胁，即使曾国藩无谋逆之心，但朝廷确有防患之举。

此时的曾国藩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享皇恩，自剪羽翼裁撤湘军，留有清名在世；二是效仿赵匡胤黄袍加身，取“孤儿寡母”的天下，开国建号。

虽然曾国藩选择了第一条路，但他有没有思考第二条路呢？假设曾国藩想过第二条路，那当时的格局是否能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呢？

朝廷早有防范

不得不佩服，此时年仅30岁的慈禧就表现出了极其高明的政治手段。

当年咸丰皇帝在世曾留下旨意，谁能消灭长毛则封王加爵。如今曾国藩立下头功，理应封王。但碍于“汉人不得封王”祖训，于是慈禧决定，封曾国藩为侯爵，封攻下天京的曾国荃为伯爵。此举虽让曾家兄弟些许心寒，但大体并无不妥。紧接着，慈禧做了诧异的决定：授予克复江苏的李鸿章、克复浙江的左宗棠为伯爵。也就是他们二者的功劳同攻下天京一样大。此举完全是“用曾国藩的人来制衡曾国藩”。要知道，当初湘军围困天京城的时候，朝廷就多次命李鸿章率淮军共同合围，目的就是不想让湘军独吞战果一家独大，给朝廷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当然，朝廷还为湘军设了一道大的“保险”。当时曾国藩的湘军主力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作战，而此时的绿营兵和僧格林沁的骑兵在哪里呢？不远，就在江苏与安徽边界由富明阿把守、安徽与湖北边界就是僧格林沁，官文驻守武昌，从格局上看，就是对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一个包围态势。他们名义上是剿捻（捻军在山东河南地区）和防止长毛北上，实则是在防曾国藩有不臣之举。

还有江西的沈葆桢。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是有权统管江西的税收厘金的，但沈葆桢就是要和曾国藩对着干，以各种理由推脱延缴。这于情于理于权都说不过去，很明显，这是受了朝廷的意思在办事，为的就是不让湘军有足够的饷银。这也是为何湘军尤其是曾国荃部总爱抢掠，但曾国藩却又没办法的原因。

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边重用，一边防范。

若反，人设崩塌众叛亲离

要知道，曾国藩之所以幕府兴盛，门生故旧遍天下，很大的原因是他一生都在经营着自己儒学儒士的大雅形象，尊师重道，修身以治国，忠君而尽责，你很难从他身上找到享欲的痕迹。从表面上看，李鸿章，左宗棠，赵烈文等门生对他仲崇备至，实质上是在信奉曾国藩身上的儒家精神，一旦曾国藩谋逆，他完全保证不了自己能够一呼百应。

而且湘军并不是铁板一块。尽管在当时湘军近乎有二十多万，但能保证完全可以指挥的，仅有曾国荃手中的5万人马，如若进军北上，左宗棠一旦兵戎相见，腹背受敌，战局必败。

总结

以曾国藩的圣人智慧来看，他应该在心中推演过倒戈清廷的结果。于势，于人，于利都没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的受益最大化的办法，就是当朝廷行加封赏之日，上书裁撤湘军之时。

曾国藩不是在“禁欲”方面有很深的心得与体会嘛，“登基称帝，开元建号”不也是俗世之欲望？终究都是过往云烟。

或许夜里的曾国藩想到这里，会心一笑，翻身入睡而去……

少荃经史屋

历史的发展，很多事情的因果关系，让人感到无比纠结。比如说鸦片战争的后果，迫使大清国被迫开放市场，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大量的小农经济家庭陷入破产状态，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只是小农经济破产后的必然反应——农民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只求温饱，但如果温饱成了问题，农民造反只是时间问题。

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农民军随之响应，而早在嘉庆时期，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就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因此大清的半壁江山，很快落到各路农民军手里。

咸丰帝无奈之下，只好颁布诏书，许可各地乡绅筹备武装，自发镇压农民军，曾国藩等人便是在镇压农民军等过程中脱颖而出。汉族地方地主也开始在满清的朝堂上艳压

其中势力最大的莫过于曾国藩，曾国藩坐断江南，野史中曾有

似是而非的可行性

作为读书人的曾国藩，未必不知道，大清国似乎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因为自古以来，朝廷遭遇大规模内乱，都会不由自主陷入地方做大最终推翻朝廷的不归路：

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解决黄巾军问题，推行州牧制度，许可各地“高度自治”，来提高镇压黄巾军的效率，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汉末大战乱，东汉朝廷也在这一混战中覆灭。

北魏胡太后无力镇压武人势力，最终，导致朝廷权威下降，朝廷很快陷入内乱，最终北魏灭亡。

此外，唐朝的灭亡，也是因为唐朝被迫给了节度使太大的权力，最终导致唐僖宗时代以后，唐代的都城，多次被节度使攻陷，唐天子到处逃窜，到唐哀帝时代，节度使直接废黜唐朝皇帝，灭亡唐朝。

事实上，元明两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也和地方失控有关——倘若南明天子能真正整合江淮以南的力量，南明未必会那么快覆灭。

此时此刻的大清，似乎也在重演之前的历史：地方失控，地方势力做大。而曾国藩似乎也成为最有可能取代大清朝廷的地方势力之一。

只不过，冷静的曾国藩意识到，这种可行性只能说似是而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君臣大义

曾国藩冷静意识到，单就君臣大义和民心这块，自己就未必占优势。

在历朝历代，真正能决定历史走势的，往往是“赵家老爷”们——既广大地主阶层。皇帝不管怎么更换，但乡镇地主的话语权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丧失，哪怕是石勒这样奴隶出身的皇帝，在建立后赵朝廷后，还需要交好汉族士族，以求获得他们在政权上的支持；朱元璋这样乞儿出身的皇帝，在夺取政权后，也依旧强化地主阶级的话语权。

在封建社会，所谓的“民心”、“民意”，往往不在阿Q们那里，而是在赵老爷们手里。

在我国古代，基层政权控制住乡绅手里，皇帝是乡绅的最高话事人，而乡绅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君臣大义，是乡绅们共同的价值观。如果曾国藩利用兵强马壮就起来造大清皇帝的反，那么曾国藩本质上和董卓之流将没有区别，舆论上就会陷入被动。甚至曾家内部不排除有野心家，会利用“勤王讨贼”的名义，对自己下黑手。

慈禧虽然对家国大事一窍不通，但是在这些所谓的勾心斗角中，那是十拿九稳。事实上慈禧太后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封赏曾家的功臣时，也通过册封爵位来在曾家内部制造矛盾，对曾国藩形成牵制。

内部因素

对于曾国藩来说，自己如果起来造反，所面对的对手，也不能简单归类于之前的汉唐等朝代。

曹操父子能控制东汉朝廷，这是因为汉献帝当时除了一个皇帝头衔以外，毫无任何有用的资本能够摆脱曹操父子的束缚。其实客观上说，汉献帝在经过多次动乱后，一度形同乞儿，最终是因为遇到曹操，才过上体面的帝王生活。但即便这样，汉献帝还是有谋害曹操、夺取权力的野心——

大清皇帝，是汉人的皇帝，同时也是蒙古的大汗，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母子的资源。如同当年朱元璋扫平群雄以后，大明朝和北元及后继势力还进行了长达上百年的鏖战一样，曾国藩造反以后，在支持清朝的汉族乡绅以及满蒙藏贵族势力的联合围攻下，能否取得胜利，曾国藩没有把握，不过，作战压力增加是肯定的。

外部因素

并且，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大清，已经不只是中国的大清帝国，而且还是世界的大清帝国。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因为危害到列强们的在华利益，反对外国列强提出的条件，最终遭到英法美等列强的围剿。后世中华民国成立以及新中国的建立，都会看到列强干涉的影子——比如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列强对民国政府施压，迫使民国政府允许让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国民党二次北伐的时候，日本为了维持其在北方利益，还专门制造了济南惨案；新中国准备解放南京的时候，也遭遇过英国的干涉，不过，新中国不比之前的历代政权，给了英国佬狠狠一耳光，打掉了英国人的嚣张气焰。

而当时的清王朝在列强面前不过是傀儡而已，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甚得各国支持，一旦改朝换代未必能有这么多好处，即使是慈禧也不敢随意得罪列强，曾因为光绪得反抗原因，慈禧有废帝之心，但由于列强并不希望如此，最后被八国联军打得逃亡西安，可见外部得因素也十分之大。

曾国藩虽然不知道后世的事情，但也知道，自己如果起来造反，慈禧太后很可能派人联系英法美等列强，对自己进行围剿。而大清朝毕竟作为二百多年的正统，洋人经过评估，也多半会对清朝采取支持态度，这对自己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说，曾国藩做出了不造反、不异想天开的决定。

藤树先生

第一，曾国藩手上的兵多，手中有30万大军。古代社会，所有的皇帝都会猜忌手握重兵的大将。因为手握重兵，就意味着这个人具有造反的必要条件。而历史上因手握重兵而造反的人也比比皆是。比如汉代的韩信，唐代的安禄山，五代的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赵匡胤等等不一而足。也因此，如何削弱将领的兵权，又确保将领能够打胜仗，就成为让历朝历代皇帝十分头疼的问题。有些比较极端，采用杀功臣的办法，比如刘邦和朱元璋。有的采用移镇的办法，就是把你从一个军区交换到另一个军区。有的比较聪明，比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做出了削弱将领兵权又保住将领命运的典范。

第二，曾国藩是汉人将领。清政府是作为少数民族打败汉族后建立的政权。在清朝建国早期，汉人做梦都想推翻满族人的统治，重新建立汉族人的政权，就像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一样。所以，不少人也都觉得，手上曾掌握30万兵的曾国藩，是清朝时期汉人最接近于获得汉人政权的时候，他不造反，实在可惜。

第三，乱世往往是群雄并起的时候，曾国藩的时代，就有乱世的迹象，所以他应该站起来。曾国藩的时代，对外刚经历了中英战争，对内则是太平天国轰轰烈烈闹起来。这就有乱世的迹象。假如曾国藩不是那么卖力地围剿太平天国，而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造反，按曾国藩的能力，他绝对能成就为一代帝王。

（曾国藩议事）

那么，这么好的机会，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呢？

第一，曾国藩的时代，满清与汉人之间的民族对抗，其实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由于满人入关以后，实行汉化的政策，经过200多年，虽然满人还拥有一些特权，但是，满人与汉人之间的民族仇恨基本上消失。曾国藩等大臣的心中，已经没有把满清政府看成是异族人，而看做是真龙天子，所以不存在要替汉人报仇的想法。

第二，当时的清朝虽内忧外患，但并没有天下大乱，也不是乱世。不需要他站起来统一天下，重振秩序。他只需要把太平天国荡平，天下又会重新太平。

第三，中国古代从汉朝开始，就建立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尺度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社会最基本的运行规则。所有的读书人，从小就受这种价值尺度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旦入仕当官，忠君爱民就是基本准则。作为时代大儒的曾国藩，就算他手里的兵丁再多，有三纲五常的做人信条，他也绝对不会随便就起兵造反。

第四，曾国藩明白，起兵造反，会给天下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良知，而曾国藩还不是普通知识分子，他当然更明白这个道理。

跪射俑

根源是汉人的民族劣根性，清末发展到了最高潮，换句话说，即使曾国藩公赢了满清也会很快输给另一个汉人，这在后来的孙文和袁世凯之间得到了验证，因此，文正公不会做这个历史掮客。

林之问

曾国藩号令天下的旗号，就是捍卫纲常道统、抵制外来邪教，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如果他起兵反抗朝廷，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就会失去所有的合法性外衣，就会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气吞万里如猴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督率湘军攻克天京（金陵，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后，按原来咸丰帝临死前的遗嘱应“克复金陵者王”。可事实上，清廷对于力挽狂澜、匡扶社稷的曾国藩仅仅给予一个一等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继芬曾经说，曾氏封一等侯的消息传回家乡，乡人皆说侯爵太细（小）。大功而赏小，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几乎是历代封建王朝在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天国灭亡后，立刻有许多御用官僚，乘机罗织罪状，打击湘军，最终目的是将曾氏兄弟扳倒，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史载，翰林编修蔡祺参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军纪败坏，并列举诸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缉阿等嫉贤妒能之流，更是到处散布谣言，无的放矢。清廷顺势下达诏命，令曾国藩及其麾下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是引发湘军造反的近因。

与太平军血战十多年，耗费了百姓多少金钱，朝廷如今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简直和昔日宋高宗、秦桧一日内发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如出一辙。诏命一到，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等四位大功之臣，便暗室密谋要拥戴曾国藩出面， 武力反抗清廷。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曾国藩以理学名臣自诩，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平素为人行事异常谨慎、低调。《曾文正公家书》记载，早在金陵克复前，曾国藩特意去信给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由此可见，早在天京陷落前曾国藩就已敏感的预料到他与清廷关系发展之转折点即将到来，极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某种危机，而攻陷天京则使他的危机意识变得更具现实感与紧迫感。

据记载，曾国荃率湘军吉字营攻破天京的消息传到安庆后，曾国藩的心绪极为复杂，喜忧参半，他绕室彷徨，彻夜不眠，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应对办法进行了深入思考。等他赶到金陵后，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早已成竹在胸了。

《 能静斋笔记》记载，某夜大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自提审李秀成后，进卧室欲休息，湘军三十余位高级将领忽然涌进大厅，求见大帅，中军立刻向曾国藩禀报，曾国藩似乎早有预料，即问：“九帅（曾国荃排行老九，军中称“九帅”）有没有来”？中军答九帅没来，曾国藩即下令召曾国荃前来。曾国荃乃克复金陵的首功之臣，这天刚好患病，可大哥兼统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荃到后，曾国藩才整装来到大厅，众将肃立两行，曾国藩态度很威严，令大家就坐，也不问大伙深夜造访有何来意。

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严肃，都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命左右取笔墨纸砚，沉吟片刻，就案挥毫，写下一副对联，写好将笔一掷，一言不发，面色平静退入内室。众人不知所措，面面相觑，曾国荃到书案前，只见曾国藩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罢，似有所悟，表情也很复杂，一下子很激动，接着很凛然，最后则是惶惶然。众将纷纷前来读联，有点头会意的、有摇头叹息的、有一头雾水的、有唏嘘感慨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的表情，不一而足。曾国荃用低沉的声调告诫大家说：“大家再也不要讲什么了，此事不得再提，有任何枝节，由我一人担当好了”。

从上述记载可以显示金陵城破后湘军将领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登基称帝，再占据东南半壁江山，举兵造反，直捣中原，恢复汉家江山的一幕，可是在封建专制王朝，这种铤而走险的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凶险赌博，所以在笔记中看不见“拥立”二字，而众将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对众将来意更是心知肚明，亦不说破，只用十四子对联作答，相互之间，都用肢体语言沟通，决不说破。

其实，在破安庆到破金陵这段时间内，对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来说，解决与清廷矛盾的办法无非只有两个：一为自剪羽翼，释清廷疑忌，以自保末路；二是举兵造反，推翻满清，自立为帝，取而代之。对于第二条路，曾国藩本人是否曾有过考虑已不可考据，但朋友、部下有人曾怂恿、撺掇过他，则有很多传闻。

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专门纂写了《曾国藩不做皇帝》一节，引用了不少清代私家笔记以及传奇小说的材料，说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元度、鲍超、曾国荃甚至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等人都曾做过诸如“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或“东南半壁无主，涤丈（曾国藩号涤生）岂有意乎”之类的试探，皆为曾国藩一口回绝。攻下金陵后，曾国荃及其部将深恐抢劫获罪，害怕劫掠财物被追抄，欲拥立曾国藩起兵，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故事。曾国藩以十四字对联作答，表示自己无意问鼎、无称帝之心。这虽然是野史记载抑或是好事文人无可稽考之语，但却反映了彼时的历史背景，即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具备拥兵自立的某种客观可能性。

但曾国藩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与践行者，在他的心目中，并无什么“夷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偏狭家国思想，他一味“效劳朝廷，忠君保清” ，不过是为了争取清廷赐给他高官厚禄，永保曾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而已。

假设曾国藩敢于坐断东南，起兵造反，自立为帝，有胜算吗？

据记载，清廷对拥兵自重的曾氏兄弟早有猜忌与防范。在当时八旗、绿营基本被太平军摧垮的

客观条件下，慈禧等人除了利用曾国藩的湘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力量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这样，在攻克天京后，清廷之所以对曾氏兄弟步步紧逼，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如此一来，就能逼迫曾国藩必须迅速做出抉择：或裁撤湘军，收敛锋芒，或匆忙起兵，仓猝造反，二者必须选一。曾国藩无论采取哪种对策，都能使清廷消弭隐患，并从容应对，对它都是有利的。为震慑曾国藩，清廷在军事上早就有所布置 ：官文率重兵扼守武昌，占据了长江中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控制了长江下游；僧格林沁率精锐的蒙古骁骑驻扎在安徽、湖北交界处，虎视、进逼金陵。这一切都对曾国藩有牵制作用，使其三面受敌，无法倾力北进。

再说湘军（包括淮军、楚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这点曾国藩不会不考虑。譬如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就有可能不会竭诚拥戴他称帝，甚至会发起反戈一击。他虽然号称统兵十二万，但真正能跟他起兵的大概就只有曾国荃、彭玉麟的水陆六、七万人了。彼时的清廷虽然风雨飘摇，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气数未尽，大多数官僚士绅仍然拥护它，自己还无法与其分庭抗礼，更不要说取而代之了。 总之，这些客观存在的不利情况，对曾国藩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迫使他只能走裁军自保的道路，始终不敢存举兵称帝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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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冰河wu

当太平军南方起事攻占数地之后，八旗绿营不复当年，曾国藩慢慢的发展扩张成一只强大的湘军。当时湘军攻破南京，曾国藩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推翻清王朝恢复汉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 曾国藩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培养，他将名节视为生命，凡事和为贵，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佛系！所以他的内心并不想造反，他只是想报效国家而不想做争霸枭雄。

其二，当时在湘军中，主力人物有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如若曾国藩想反青自立门户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众虎相争，必有伤亡。曾国藩的上位会打压左宗棠，而若不是曾国藩的栽培，李鸿章也练不出淮军。如果曾国藩自立门户了，李鸿章之后也不会有在清王朝那样的成就。

其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时的百姓并不是非常同意曾国藩。有战争必定百姓生活不安生，再一次改朝换代，百姓的心中恐慌居多。

其四，当时的清政府差不多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帝国主义不会愿意这个在中国顶替的傀儡被灭亡，所以必须防备着 。

關鍵字: 曾国藩 湘军 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