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这场战“疫”中，经济金融学者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用深度思考彰显家国情怀，用笔耕不辍践行责任担当。为更好地梳理疫情发生以来关键时间节点的重要事件，从经济金融视角提出助力疫情防范的更好举措，现分享个人在3月份推出的《战“疫”观察》系列文章6篇，以飨读者。（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文章一：用金融科技助力打好金融防疫战
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金融业纷纷伸出援手，打响金融防疫战。从防疫期间金融政策出台及金融机构经营情况看，金融科技在助力金融防疫战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一、金融科技成为金融防疫的重要武器
一是政策明确支持金融机构加强科技应用。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要强化电子渠道服务保障，灵活调整相关业务限额，引导客户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个人网上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支付服务APP等电子化渠道在线办理支付结算业务。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 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指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积极运用技术手段，在全国特别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加强线上业务服务，提升服务便捷性和可得性。
二是金融机构多措并举推出线上金融服务。国有银行中，工行全面放开工行网银、手机银行小额支付限额，满足客户7*24小时快速办理资金汇划需求，对于通过工行手机银行进行的转账汇款业务实行全部免费；交行发布的26条金融服务保障中，明确表示，将充分发挥“线上贷审会”等方式的提效加速作用，充分发挥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服务优势，疫情防控期间适当提升手机银行刷脸转账日累计限额。股份制银行中，招行积极引导客户使用招行企业网银“在线贴现、在线提款”等线上作业功能，减少线下操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地方性银行中，江苏银行推出通过微信小程序申请线上融资服务；上海农商行倡导用户通过线上和自助服务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三是地方政府服务平台纳入金融科技应用。比如，上海上线了“一网通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专栏”，通过模块优化设计，有效实现APP、公众号、支付宝等多端联动；杭州则推出了通过支付宝预约口罩的服务，不仅提高了口罩购买效率，而且减少了接触式传染风险；北京大兴区也推出了线上智能化平台，助力提升疫情防控效果。
二、金融科技助力金融防疫的作用机理
首先，金融科技为政策有效传导提供了新的载体。为做好金融支持防疫工作，截止目前，财政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及各地派出机构、交易所等已陆续出台十余项政策。这些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必须依赖银证保等微观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当下，金融机构必须做好自身防疫工作，人员集中办公显然不妥，故以往通过人来执行的政策落实模式无法有效开展。在此情况下，金融科技为政策传导提供了新路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依托自身科技平台推动政策落地。
其次，金融科技为在线金融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金融服务需求也随之加大。如何及时、有效、安全地提供金融服务，成为金融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金融科技以互联网为渠道、以大数据为“燃料”、以人工智能为“发动机”，能够为非接触式金融服务提供各类保障。金融机构可以运用金融科技为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主体、消费者等金融服务需求旺盛人群、公益捐赠等紧急金融需求提供快速服务。
再次，金融科技为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了智能手段。本次疫情很可能会对资产坏账率造成负面影响，尤其会推高银行在制造业、餐饮、旅游、影视等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同时，由于开工延迟、订单减少、出口受阻等，疫情也将对中小微企业正常经营造成剧烈冲击。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扶持政策，但银行等金融机构仍须加强金融风险防控。金融科技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工开展风控，而且能够实时、高效、广泛地关注潜在风险，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进一步地，金融科技为市场稳健运营提供了关键支撑。当下，外汇、清算、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健运营，对于保障防疫期间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要素市场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技术运用，能够对重要基础设施实现容灾备份，有效防范突发事件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能够对市场运行状况做及时判断，为相关政策制定及落实提供参考。
三、金融科技助力金融防疫的政策建议
一是充分依托金融科技平台进行在线办公，减少集中办公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要做好规划，合理配备实地办公人员，基于大数据分析推出轮岗与在线办公制度，尤其是要提升科技类人员在线办公灵活度。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积极引导民众在线自主获取服务，为其提供操作性强、体验度好的各类金融服务，同时视情况适当减免服务费率，提高用户自主服务粘性。
二是着力加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快速攻关，满足防疫时期各项金融服务需求。当下需要重点满足医疗、公益、民众、企业这四类需求。在服务医疗需求上，金融机构可以与重点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基于医疗场景的存、贷、汇、转等在线金融服务，保障医疗机构第一时间获得金融支持。在服务公益需求，金融机构可以与权威公益组织合作，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开发公开、透明的捐赠平台，并应用于大额捐赠、跨国捐赠等特定场景中。在服务民众需求上，金融机构可以重点关注农民工、大学生、老年人等群体的金融需求，运用金融科技开发针对性强的在线服务产品。在服务企业需求上，金融机构要重点关注中小微市场主体，运用金融科技提高信用贷比重、提升在线放贷效率。
三是有序开展金融科技风控模型应用试点，优化防疫时期金融风险防控流程。金融管理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允许实力强且具备相关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风控模型创新应用。比如，可支持金融机构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和征信可替代数据研发在线风控模型，并在试点初期允许金融机构适当提高坏账容忍度，以便于累积数据促进模型优化。金融机构则应当在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运用科技手段进一步优化自身风控流程，探索在线“贷审放”一体化模式应用。
四是加大疫情重点区域金融科技支持力度，为战役最前线构筑强大金融服务网络。金融机构之间应当加强金融科技合作，通过开放金融服务平台、深化前沿技术合作、有效共享信息数据等方式，共同打造金融防疫网络。金融管理部门则可以为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提供政策保障，推动跨市场、跨行业合作向纵深发展。
文章二：疫情结束前促增长应坚持平稳有序
伴随诸多好消息的出现，人们对疫情的“心理拐点”已然到来。但随着全球疫情升级，疫情真正的拐点尚难以判断。在此情况下，坚持平稳有序促进经济增长、防范部分地区非理性“报复式”刺激经济增长的苗头非常重要。
一、疫情拐点尚未宣布，“报复式”促增长现苗头
首先，中央层面尚未宣布拐点到来。此前2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同时，当前全球防疫形势较为严峻。其次，仍有约1/3的省市尚未解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目前为止，重大城市的一级响应依然高高挂起。再次，疑似病例增长仍有反复。从2003年SARS疫情的发展周期看，疫情前后经历长达半年之久，期间有过明显反复现象。相比于SARS，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目前得到遏制，归因于全国范围的及时严防死守，而如果一旦松懈，不排除疫情反弹、卷土重来。当前，尽管多地实现新增病例“0增长”，但由于仍存在尚未排除的疑似病例，故无法保证“0增长”现象能够一直持续。
在疫情拐点尚未到来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出于保增长和“抢跑”等原因，出现了非理性“报复式”促进经济增长的苗头。比如，部分地（县）级市解禁后防范松懈，包括集市、商场等在内的消费场所出现聚集现象；部分非必需行业复工经营造成人员拥挤，不少地方的餐饮业密集开业，却由于未能有效做好错峰就餐计划造成了人员排队聚集现象；旅游等能够快速拉动消费的行业复苏，造成人员大量涌入。尽管这些现象并未呈扩散态势，但依然需要高度警惕。
二、短期非理性“报复式”促增长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不利
从三种情形来分析，在疫情尚未结束前，短期非理性“报复式”促增长会对经济长期稳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情形一：“报复式”促增长过于急切，忽视了疫情防控，造成疫情反弹。从目前部分地区的一些激进做法看，如果不及时纠正，不排除会出现疫情“倒春寒”现象。而一旦如此，将会导致全国工作重心再次聚焦疫情防控，这不仅会导致生产生活再次大面积停滞，而且相比于春节时期居家隔离的有效措施，疫情一旦再次袭扰，面对已然流动的人群，全国必须要付出双倍甚至几倍的努力，才能再次遏制疫情蔓延。在此情形下，经济恢复时间将被大幅拉长，全年经济将陷入巨大困境。
情形二：“报复式”促增长采取非理性手段，虽未造成疫情反复，但却为后续经济发展埋下隐患。主要包括三种可能的方式：一是地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过猛，走粗放式刺激经济的老路子。比如，为了快速拉动经济，摒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房地产调控思想，不顾实际情况大幅放松地产调控，导致房价快速上涨，使得前几年处置房地产风险的成果毁于一旦。二是干预金融机构市场化运作，推动信贷投放迈上“高速路”。这将促使宏观经济杠杆率迅速升高，不仅会导致“降杠杆”成效覆辙，而且会在疫情结束前埋下风险集聚的地雷，金融机构将会因此面临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的巨大风险。三是对市场主体恶意提价等行为不管不顾。这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而且会造成市场恶性竞争，同时会降低政府公信力。
情形三：“报复式”促增长实为“作秀”，拉开架势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种情形在个别地方有所显现。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并未真正制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的详细方案，只做恢复生产经营的“表面功夫”，盲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使得促生产的总成本大于总产出，造成人为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发生。
三、疫情结束前有序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做好复工复产指引工作。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结合所管辖区域内的疫情发展形势，出台引导企业复工复产的具体指引，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做好指引解读工作。另一方面，要坚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优先复工复产的原则，采取清单式管理有序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同时，要引导餐饮、娱乐等非必须消费行业适当延缓复工。
第二，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应疏通传导渠道，推动政策效果稳步显现。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按照政治局会议要求实现更大积极作为。具体操作中，地方政府应当做好防疫财政预算规划、畅通财政拨款发放渠道、考虑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支持防疫等。金融支持政策应注重发挥合力，人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地方上的金融管理部门应减少出台重复性政策，抓好具体政策落实落地，尤其要关注产业链恢复、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受困情况和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各类市场主体要制定详细复工复产计划，做好各项充分准备。一方面，市场主体应当主动与地方政府加强沟通，及时反映复工复产中遇到的人员紧缺、住宿紧缺、安全防护设施紧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应当在政策指引下，摒弃“等、靠、要”思想，发挥工商联合会、中小企业协会等各类协会作用，采取互助共保、员工共享等措施，保障有序复工经营。
文章三：防范海外疫情倒灌 打好“经济保卫战”
全球疫情快速升级，不仅会增加中国防范海外疫情输入的压力，而且会逐步影响中国经济恢复进程。为应对全球疫情升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当制定更加周全的经济恢复计划，未雨绸缪、多措并举打好“经济保卫战”。
一、全球疫情升级形势严峻，中国面临“防倒灌”新挑战
当前，全球疫情快速升级，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报告疫情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多。截至3月3日晚间，全球共有73个国家报告疫情，该数字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增加了47个。目前，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均出现疫情。二是除中国以外的疫情确诊数量迅速增加。自2月28日起，海外确诊病例持续以每日超过千例的速度增加，到3月3日，海外疫情病例已突破10000例。三是亚洲和欧洲的疫情形势最为严峻。从亚洲看，截至当地时间3月4日，韩国确诊病例总数达到5328例，日本累计确诊病例1000例。从欧洲看，截至当地时间3月3日，伊朗累计确诊病例2336例，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2502例。同时，伊朗出现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较高的现象令全球担忧。这也意味着疫情实际情况或比数据揭示出来的更为严峻。全球疫情升级，使得疫情防控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外疫情形势开始出现反转。进入3月的第一周，中国每日新增病例出现明显量级变化，由上一周的平均每日400例以上降至平均每日110例左右。同时，中国除湖北以外地区的疫情数量连续多天维持在个位数，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地区累计治愈出院人数也超过了现有确诊人数。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效开始显现，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相比而言，海外疫情形势开始升级，部分国家正处于疫情集中爆发阶段。
另一方面，海外疫情升级使得中国面临新的“防倒灌”难题。目前，北京、深圳、浙江、宁夏等多地已出现新冠肺炎境外输入性病例。随着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国际贸易和交流逐步恢复，中国在自身“防扩散”的同时，还要做好防范海外病例输入的充分准备。对于全球而言，疫情形势一旦在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将对全面取得战“疫”胜利造成显著影响，很可能会拉长全球战“疫”时长，导致战“疫”局部战、阻击战、快速歼灭战衍变为全局战、拉锯战甚至是持久战。而一旦进入全局战和持久战，全球战“疫”物资保障、战“疫”信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明显影响。
二、全球疫情升级对中国经济恢复有影响
尽管目前中国的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但由于全球疫情升级这一意料之外事件的影响，中国经济恢复进程或受到一定影响。具体来看，不同情景假设下的全球疫情变化，将会对中国经济恢复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情景假设一：全球疫情扩散形势有望得到快速遏制，中国防疫进程受全球疫情形势影响很小。 这一假设的前提是，全球出现疫情的国家都能够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既包括充足的口罩、消毒水等重要物资，也包括足够数量受过专业防疫训练的医护人员。在此情况下，全球疫情有望在未来一个月内出现拐点，全球战胜“疫情”的时间节点有望和中国保持同步、或者略微滞后于中国。此情景假设下，全球疫情形势对中国经济恢复进程影响较小。当然，从目前形势看，要想实现这一假设，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情景假设二：全球疫情扩散形势逐步加快，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海外病例输入工作。这一假设出现的概率较大。全球疫情进一步蔓延，将最先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并逐步影响各类企业生产经营，进而导致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而随着时间延展，全球经济发展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对于产业链最为完备、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受影响显著。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全球疫情扩散将对中国的进出口率先造成冲击，并间接性影响投资和消费。一旦全球疫情形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将面临更大的“稳外资、稳外贸”压力。
情景假设三：全球疫情扩散形势迅速加快，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时，必须花更大精力防范海外疫情输入。这一假设虽然概率不大，但并非不会出现。一旦如此，全球主要经济体将不得不把防疫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中国将与全球一道持续战“疫”，时间也将会贯穿全年。在此情况下，金融市场将急剧恶化，全球经济将受到巨大冲击。中国经济恢复进程将受到明显影响，进出口、消费和投资指标都将受到冲击，促进重点区域发展和重点产业培育等事关未来发展的政策落实也将被耽搁。
三、面对全球疫情升级中国需要打好“经济保卫战”
一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不动摇。由于“两会”推迟，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计划尚未对外公布。尽管受疫情影响，部分指标在执行过程中或有所调整，但“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实现。为此，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总量上不应做过大调整，而是要根据各地实际受疫情影响程度，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作出更加合理的结构性修正。比如，适当提高重点区域经济增长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二是要因时因地做好“六稳”工作，抢抓战“疫”平稳期有序复工复产。在当前国内防疫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的关键时期，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地区应重点做好“稳就业”和“稳投资”工作，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不缺人、不缺钱”，把“稳投资”作为促进经济恢复的发力点，把“稳就业”作为支持人民群众收入平稳增长的落脚点。而一旦海外疫情进一步升级，必须进一步做好“稳外资”和“稳外贸”工作，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确保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减，通过优化外贸结构促进外贸总量保持稳定。当然，“稳金融”和“稳预期”工作需要贯穿经济恢复整个过程。
三是要着力提升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切实推动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发挥积极成效。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应尽快进入联防联控和联动促进经济发展的状态，加快交通互联互通等一体化项目建设进程。同时，可制定新形势下“互联网+”、“大数据+”、“5G+”等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网络办公、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必要对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给予更多关注，为促进其更好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文章四：重点区域防疫生产应进一步加强联动
疫情发生以来，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重点区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显著，在“防疫情”与“稳增长”的关键时期，联防联控胜过“单打独斗”，未来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
一、重点区域受本次疫情影响显著
首先，以疫情爆发阶段的情况看，重点区域受影响显著。比如，疫情在全国爆发后，截至2月9日24时，长三角（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粤港澳（包括广东、香港、澳门）、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三大重点区域累计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NCP）确诊病例分别为2709例、1197例、646例，分别占全国除湖北以外总确诊病例的25.7%、11.4%、6.1%。其中，内地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NCP确诊病例分别为337例、295例、313例、366例。剔除各区域人口数量基数影响后，目前来看，三大区域中，长三角受疫情影响最大，其次为粤港澳。
其次，重点区域是人口密集区和产业链集聚区，肩负着“防疫情”与“保生产”的双重使命。数据表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重点区域的常住人口数分别为2.25亿人、1.21亿人、1.13亿人，合计占全国总人口近33%，是人口最密集的生活居住地。三大重点区域也是全国产业链最完备的区域，拥有基础最好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以长三角为例，其快递物流业居全国前列，在本次疫情防控的物资运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除了需要投入精力防控疫情以外，三大重点区域还必须做好生产工作，为全国重要防疫物资生产、物流运输等提供有力保障。
进一步地，重点区域是全国经济增长动力核，守住重点区域对防疫工作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各地疫情防控都需要经过阻断人群传播感染、产业链快速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重回正轨三个阶段。由于三大重点区域合计创造的GDP占全国比重超过40%，是央企、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集聚地，故相比于其他地区，三大重点区域更加要尽快实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防疫目标，争取尽快进入第三阶段，为全国防疫大局作支撑保障。
二、重点区域疫情联防联控尚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疫情防控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联防联控机制。以政策出台为例，三大重点区域的核心城市都已制定具体举措。比如，上海出台了“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28条”，北京出台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16条”，深圳出台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16条”。尽管这些政策都包括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租金减免、稳岗保障等方面，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相关政策在保障跨区域产业链运营上作用有限。
二是防控手段尚未形成务实管用的联防联控招数。在疫情“防输入”压力最大的时候，不少地方采取了封城、封路、劝返、阻止外来车辆流入等手段，尽管这有利于杜绝输入性病例，但同时也切断了经济社会发展通道，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不利于形成“一盘棋”的防疫格局。由于发展关联性高，三大重点区域各城市间更加需要联防招数而非“一刀切”阻断。
三是地区疫情信息仍存“数据孤岛”，尚未搭建高效的联防联控平台。春节期间，人员流动相对较少，各地采取的社区防控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随着返工潮到来，复工生产加快，人员物资频繁流动在所难免，在此情况下，如果各城市间缺乏信息共享，显然不利于复工期的疫情防控。
四是有待进一步谋划疫情过后区域经济恢复与稳健发展的方案。在防疫期，各地都将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是最明智的决策部署。而随着“防疫情与保生产两手抓”阶段的到来，各地尤其是三大重点区域还应当提前为疫后经济联动发展做好准备，打好“疫后保增长”之战。
三、重点区域联防联控政策建议
一是牢牢依托重大战略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区域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国家此前出台的支持区域发展的政策都涉及医疗卫生领域。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密切医疗卫生合作，完善紧急医疗救援联动机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同样指出，逐步建立统一的急救医疗网络体系。三大重点区域应当以国家规划纲要为指导，建立务实高效的NCP联防联控机制。
二是召开区域合作在线联席会议，加快谋划区域疫情联防联控手段。三大重点区域应充分发挥经济水平高、技术条件好、服务手段强的优势，利用发达的信息网络打造“线上防疫会议室”，为领导层联席办公提供支撑。同时，要站在区域联防联控视角，尽可能扩大政策覆盖面，提高跨域政策衔接度。
三是充分做好制度与技术保障，加快搭建区域疫情信息共享平台。三大重点区域都应做好域内城市间疫情信息共享，为彻底战“疫”胜利提供保障。一方面要加强地方紧急立法，为信息共享及个人信息保护作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应用，构建统一完备的防疫信息网络。
四是提前制定疫情过后区域经济高质量联动发展方案。三大重点区域要充分评估疫情对区域经济、产业链运行、企业生产经营、消费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加大进一步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在实现各自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通过区域经济高质量联动发展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作贡献。
文章五：辩证看待数字经济
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受到显著影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辩证看待数字经济，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潜在风险，有利于在疫情结束后更好助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备受关注
首先，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展现的诸多优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电商网购、数字娱乐、在线教育等迅速“补位”线下，以线上化方式保障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不受疫情影响。二是无人机巡查送货、互联网“一网通办”、城市治理“一网统管”，以“不见面”和“非接触”方式助力城市平稳运行。三是远程诊疗、AI“站岗”、智能测温和一键生成健康码等，都对精准助力防疫和复工复产作用显著。
其次，疫情使得数字经济催生出新的业态和模式。 一方面，数字经济开始出现“云经济”等一些新形式。得益于云平台、移动互联网、5G等技术支撑，“云办公”、“云开学”、“云医疗”、“云逛街”、“云招聘”等模式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正在突破传统服务业边界，开始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产性行业延展。此外，疫情使得数字经济的推动主体进一步扩充，正在由互联网企业扩充至传统企业、由大型企业扩充至中小企业。
再次，疫情期间数字金融助力数字经济发展作用显著。一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技术迭代升级，不仅保障了高并发场景下金融资源的有序流动，而且提升了用户体验、增强了用户安全感。二是金融机构与大型互联网企业等共同构筑起数字金融生态圈，满足了用户的投资、理财等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三是金融机构加快“评、审、贷、放”一体化服务模式创新，不断优化授信风控模型，为民营、小微等科创型企业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
进一步来看，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有效“补位”，是对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检验。十八大以后，政府积极制定政策推动“互联网+”。比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7次提到“互联网+”。在政策引导下，我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以往明显加快。本次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亮眼表现，是对发展成效的一次集中展示。
二、辩证看待数字经济非常重要
一是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新旧动能转换。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旧动能中存在的成本高、效率低、污染重等问题依然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则正处于积极培育阶段、但尚未形成强大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将经历较长时间的过渡期。在此背景下，积极引导并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既有助于巩固新动能培育成效，也有利于激发新动能展现新活力。
二是数字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数字经济依然遵循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 数字经济发展不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无接触”消费背后依然依赖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流网络；AI坐诊过程中依然需要专业医疗团队支撑；“云逛街”同样需要主播引导互动。在此意义上，数字经济运作是靠科技与人共同完成，两者相互促进，合力提升了经济运转效率、推动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无论数字经济形式如何变化，其都无法替代传统经济模式中的固有优势。比如，在线消费始终无法带来线下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感和满足感。
三是疫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数字经济发展，但却并未大幅加速数字经济发展进程。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由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现实条件所决定。一方面，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设施”仍待升级，包括5G、智能芯片、云计算等在内的硬核技术仍处于早期攻关阶段，其稳定性、安全性都需要不断测试检验。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完备的制度体系，包括规则制定实施、法治保障等，这方面我国仍需要加大人力、财力等投入保障。
四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不应“急于求成”，否则不利于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目标。 数字经济发展背后隐藏着潜在风险。一方面，部分数字经济发展模式过于急切，新模式、新业态中的风险点尚未理清，潜在欺诈风险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企业分化，实力较强、基础较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或出现行业垄断，并由此加剧信息割裂。长此以往，数据应用风险不容忽视。
三、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是理性对待数字经济，既不刻意回避，也不过于追捧，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合理培育。建议国家层面将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重点，合理设定“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优先支持重点区域、重点城市开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试点，并支持相关经验复制推广。地方层面则应结合自身优势，谋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走差异化、特色化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
二是有效提高数字金融服务数字经济质效。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数字金融模式创新，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业态进一步丰富。建议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引导数字金融发展，适当加快数字货币研发及应用进程，同时允许具备条件、基础完善的金融机构优先开展新型数字金融模式创新。地方层面则可为金融机构先行先试提供配套支撑。
三是从软硬两个方面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在硬件设施上，建议进一步加快5G基站、数据中心、特高压、超导、充电桩、轻轨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软件方面，建议加快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规则制定与完善，在此之前，严格执行网络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为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底线，尤其是要加强数据信息保护，防范数据垄断和滥用。同时，建议设立专门支持数字经济相关模式创新的创投基金，支持创投机构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六：精准打好二季度经济保卫战
随着疫情蔓延，全球经济将逐步受到影响，并在二季度全面显现。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打好二季度稳增长保卫战，这不仅关系到特定时点的经济增速，而且关系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二季度稳增长至关重要
首先，二季度是国内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当前，各地防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应急响应级别逐渐下调，复工复产进程明显加快。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3月20日，全国除湖北省外1.1万个重点项目复工率为89.1%。尽管如此，复工复产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南北差异明显。北方地区重点项目复工率为60.3%，比南方低37.8个百分点。二是大中小企业复工进度不一。相比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仍面临资金、人员、防疫物资等多方面困境。三是复工不复产现象仍然明显。由于同处一条产业链，小微企业复工难很容易导致产业链“缺链”，进而造成已复工企业无法复产等连锁反应问题。
其次，二季度经济形势将影响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一方面，一季度“消失”的经济增长点能否在二季度出现，将对国内疫情结束后的政策取向产生影响。1-2月经济数据表明，外需和内需均出现断崖式下行，二季度消费和投资能否迅速复苏并加快增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一阶段逆周期政策调节的着力点。另一方面， 受疫情影响，以往一季度肩负的经济良好开局重任落到了二季度。从目前数据看，一季度GDP负增长预期明显加大。二季度经济形势将直接决定全年GDP增长目标的设定。
再次，二季度稳增长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提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市场机构推算，2020年全年GDP增速要实现5.5%-5.6%左右。假设一季度经济能够抗住压力保持与上一年同等体量，则若要实现全年5.5%的增长，后三个季度的GDP增速均值应在7.3%左右。显然，二季度还要在此基础上力争做出更大贡献。
进一步来看，二季度稳增长直接关系到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市场稳定。金融稳，则经济稳。反之，经济稳，对金融稳同样重要。近期，海外市场剧烈震荡，主要还是因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形势担忧。3月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同样出现剧烈下滑，上证指数从3月5日的3071点下跌到3月23日的2660点，跌幅为13.4%。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市场能否企稳，取决于经济发展尤其是二季度能否出现积极态势。
二、二季度稳增长面临挑战
一是“内稳外紧”疫情形势导致的阶段性影响将在二季度集中显现。当前，疫情形势呈“内稳外紧”特征。从中国看，目前本地“0新增”逐步成为常态，住院患者人数明显降低，多地连续一个月以上未出现新增病例。相比而言，国外疫情进一步升级。截至北京时间3月23日9时，全球除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超过21万例，除中国以外已有5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2万例，其中，意大利病例逼近6万例，美国则超过3.3万例。在此形势下，各国纷纷升级防控举措，把防疫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显然，相比于一季度，二季度全球经济将受到全球疫情升级带来的更大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这一波全球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
二是外部疫情升级将导致本就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雪上加霜。近三年来，国际贸易形势极为复杂严峻，“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在此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贸易市场的不安定因素增多。一方面，疫情全世界蔓延很可能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这既是支撑外需保持平稳的“稳定器”，但也意味着产业链受疫情影响范围更广。
另一方面，疫情形势恶化或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不利于此前达成的贸易协定落地实施。同时，疫情无法及时得到控制，还将影响世贸组织推进相关改革，不利于贸易规则按计划优化完善。三是中国将在二季度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金融市场输入风险。从目前形势看，由于管用的政策工具有限，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在短期内无法有效平抑，并且很有可能会与此前早已累积的风险隐患形成共振，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疫情对市场造成的是持续性而非一次性冲击，同时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市场已经与全球市场紧密相关，中国将不得不做好防风险输入的各项准备。此外，中国还将面临防范国内外息差扩大导致热钱流入套利的挑战。
三、二季度稳增长相关建议
一是把稳投资和促消费作为稳增长着力点。受疫情影响，二季度外需疲软几乎成为事实。国内稳增长的重点是靠投资、消费两大内需。建议逆周期调节政策进一步围绕提振这两大内需开展。在稳投资方面，建议依靠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特别是要为民间投资提供软硬环境支撑。在促消费方面，建议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两端同时发力，既为消费者扩大收入来源以增加消费支出提供有效途径，也要鼓励生产企业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优质产品供消费者选择。同时，要为发展以体验性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服务消费提供政策支撑。
二是把推动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助力产业链快速恢复的重要抓手。建议地方建立“黑名单”而非“白名单”制度，从更加宽泛的视角促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同时，进一步考虑减免小微企业相关税收及房租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快出台细化政策，支持商业银行提供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抵押贷等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科创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的金融服务及产品。
三是聚焦重点城市加快推动重大区域战略实施。一线城市面临着严峻的防输入挑战，但同时也要迅速有序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通过发挥丰富的资源优势，为全国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以此为目标，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要积极依托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重大区域战略的全面实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开启城市圈发展模式。相关部门则应围绕促进重大区域内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大平台更快更优落地出台配套政策。
四是坚持扩大开放与防范输入性风险两手抓。一方面，要加快推动十九大以来明确的各项扩大开放举措落地见效，特别是要疏通金融领域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堵点，增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工具储备，为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和资金套利做足准备，坚决守住不因外部形势恶化而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閱讀更多 何博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