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人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感谢相机，让人们继续看到他栩栩如生的相貌：一副圆脸，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年纪虽然有点大，可是穿着讲究，西装领带，整个人非常干净。
但他活着的时候，一生坎坷，过得非常清苦，尽管后来很有钱。
“感动中国”、“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北师大校训等等，都是他写的字，方正字库有他的字体，他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他的字，到处可见，“就差公厕没写字了。”
他就是一代书法大师启功。尽管他生前喜欢别人叫他老师。
徐可先生从不用“崇拜”一词，但他写道：
我之崇拜启功先生，完全是因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当我思念启功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不是他的学问或法书，而恰恰是他的为人。在我的心目中，启功先生近乎完人。
然而，慈祥的启功并非“包容无际”，他有他坚守的人生标准，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一根筋”的人。 第一，他从不炫耀他的皇家血统。
启功生于1912年，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全名为爱新觉罗·启功。
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只比老四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弘历成了乾隆皇帝，封弟弟弘昼为“和亲王”。
启功的曾祖和祖父，都入过翰林，通过科举考试当过官，到启功时，给了他一个“三等奉恩将军”的封号，不过有名无实，没有一分钱的俸禄。
启功本来还留着这个“文物”，但在文革时，启功怕被查抄出来，烧掉了。
启功说他姓“启”名“功”，“爱新觉罗只是一个姓，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可是启功对这样的活动不感兴趣，他说，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会借助自己家族的名望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沧桑变化。
有人给启功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启功没有当回事，哪知收到这种写法的信件越来越多，启功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
他说：“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第二，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不会曲意逢迎。
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面刻着：“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他把自己的斗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
在人们的印象里，启功是一位非常幽默而随和的老人，似乎“柔”的成分更多一些。不过，貌似为人谦和的启功，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非常“坚固、坚持、坚强”，一点也不含糊的。
启功曾经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判定，认为历代相传的《曹娥碑》绝对不是王羲之真迹。期间，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墨迹考辨》与之辩论。
启功用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深厚的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
启功字出名之后，求字的人门庭若市。菩萨心肠的启功几乎有求必应。有人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外卖他的赝品，别人劝他打假，他却不以为意，要给人家“一碗饭吃”。
然而当他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字进行古书画鉴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义题字落款时，却非常气愤，并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
他说到做到。
文革期间，当他的耗费数十年心血的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出版受阻，革命派要求他写一篇文章支持郭沫若就行，他气得将书丢进火炉，宁可烧掉。
第三，对待爱情，他也是“一根筋”。
启功的婚姻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妻子章宝琛，论年龄，大启功2岁；论长相，相貌平平，个子不高；论爱情，启功是听命寡母，非自由恋爱；论家世，她生母早卒，继母刻薄；论学问， 她是劳动妇女，启功是教授。
她没有为启功生下一男半女，断了启功三代单传的皇族血脉。可是，两人结婚43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
章宝琛1976年因患黄疸肝炎去世，临死前曾说对不起启功，没有为他生一个孩子，希望他再续弦，取消他们之间的“打赌”，算她输。
然而，启功硬是为她独守空房30余年，直到死后与她同穴。
这之间有很多亲戚朋友为他说媒，甚至还有人“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第四，对待金钱，他“四大皆空”。
启功成名之后，条件改善了，他的书画作品若论价可谓“一字千金”，但他的生活仍然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几张极普通的沙发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旧家具。
曾经有个商人花重金请启功题写匾额，他却不给面子。启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
启功老年时，为报师恩，决定设立一个奖学金。为此，他伏案3年，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并花了一万多元的装裱费，经香港义卖，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
当北师大校长提出要以他的名义命名的时候，启功坚持以老师陈恒的“励耘书屋”命名“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并在恩师陈垣诞辰120周年和北师大校庆90周年之际，颁发了第一次奖学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02
启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要感谢两个恩人。
一个是老校长陈垣，一个就是他的妻子章宝琛。他曾感慨道：“没有老校长和老伴，就没有我的今天。”
启功一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10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家庭生活日渐举步维艰。
启功21岁那年，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帮助下，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工作。
可是，由于启功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
启功只能以卖字画为生，但战乱年代，人们饭都吃不饱，哪有闲心买字画呢？何况那时启功又不出名，所以经济非常困顿。
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但不久再次因“学历不够”被解聘。
为了启功不被埋没，陈校长第三次向启功伸出援助之手，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
50年代末，启功受到迫害，生活非常困难，不得不把心爱的几张明清画卷卖掉。
陈校长无意中看到了，认出这些是启功心爱之物，他当即买了下来，并派秘书送还给启功，还顺带给了100元钱。
恩师雪中送炭的关怀和鼓舞，令启功感激万分，启功晚年曾动情地回忆说：“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
为了报答恩施近40年的的教导，启功后来设立了以老师书屋命名的奖学金。
启功的老伴儿章宝琛比他大两岁，各方面都配不上他，但启功为什么对这个“媳妇姐”情有独钟呢？
章宝琛也是满人，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母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同弟弟相依为命。
1932年10月，由启功母亲做主，章宝琛和启功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当启功了解到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婚后，妻子对启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她“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还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
后来，她还要照顾启功的上了年纪大母亲和姑姑，两位老人又常闹病，吃喝拉撒全由这位孝顺媳妇服侍。
贫且多病，两位老人心情不好，常发脾气；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会冲妻子发火，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章宝琛从来不顶一句嘴，最多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
1956年，启功的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
后来，两位老人相继去世，都由妻子料理完后事，加上启功受到迫害，职称和薪水都减少，在这雪上加霜的日子里，妻子甚至把自己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让启功换换口味。
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告诉启功一个秘密，她把启功的字画偷偷藏在后院。
启功到后院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字画，被一层又一层的牛皮纸外套塑料膜严严实实包裹着，连一张也没损坏。就这样，这批无价之宝历经浩劫被保存了下来。
启功曾深情地说：“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
妻子去世时，启功没有新房子，后来搬到新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地方，启功每年的清明节，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一直延续到90岁高龄。
03.启功一生有“三怕”。
一怕过生日。
90岁诞辰时，北师大本来准备给他办生日，哪知他不同意，不愿意浪费大家的时间，最后活动改为庆祝他从教70周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
二怕沾上“皇家祖荫”。
他从不用“爱新觉罗”的称号，他独创“启”姓，自当“始祖”，并幽默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弟子',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三怕别人介绍老伴。
启功的妻子去世后，不少热心的亲戚朋友来给他牵线搭桥，更有性急的朋友未经同意便把女方领来“会面”。
启功本就不善于拒绝别人，“面微圆，皮欠厚”，这样一来反倒弄得他狼狈不堪，不胜其烦。
2005年6月30日，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启功病逝于北京，终于与他的“姐姐”“共斯土”。
参考文献：1，徐可，《启功先生的坚与净》；2，电影《启功》；3，《名人与诗联·启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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