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乃万物之基，四季轮回，春的到来，对这个世界的动态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现代人对春天的大部分情绪，大多来自于古代文学对春的咏赞，而古代人对春天的态度和认知，也是一代一代，自先秦起不同的了解和行为探索下积累而来。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唐朝快速发展，而唐玄宗朝开元年间，是为盛唐。盛唐也意味着更发达的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是更丰富的人文文化，而拥有“新生信仰”的春天，同样也承载了唐朝人对生活的向往，唐玄宗朝，基于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安定，统治阶级的“休闲”欲望也与新的“春游”发生美妙的碰撞。

春游“序幕”（一）

公元730年二月，唐玄宗下诏：“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春假中，百官不必上朝，空余闲暇的时间去感受春的到来，去“胜地游玩”。百官所涵盖的对象极广，自“宰臣”到“各司长官”以及“朝集使”都有包含。除此之外，玄宗还鼓励百官摆设筵席，活跃春日的气氛：“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可见富足的“开元盛世”，对士族阶级“假期”设定以及补贴，是十分人性化的。而玄宗本人，在出外游玩之余，也同样会宴请朝臣，“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以奢华的格局，来一同庆贺春天。

唐早期贺春的演变及开元年间的春游

在玄宗之前，唐朝天子的“春游”政策，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变化，从简单到繁琐，从小范围到全面。而个中的因由，又和时代兴趣、社会财富、天子的风格这三个因素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①、高祖、太宗、高宗（以俭）

唐初，高祖李渊听取贤臣建议，为了避免走上隋朝的“奢败”的老路，相比前朝对迎春的奢华上，那便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也只有到了武德年的中后期，李渊才开始“春宴”大臣，或者“幸驾”子嗣的府邸，庆贺春天，“节俭意达”，鲜有大费周章地环绕天下，这就是唐高祖的贺春方式。时间到了太宗、高宗朝代时，因为李世民打下庞大的江山版图，地域辽阔，加之贞观年间社会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太宗的“春宴”不仅面向三品以上的大臣，更是邀请来对唐称臣的“夷狄”首领，有着很鲜明的“民族团结”色彩在其中，因此到了唐高宗时期，李治也延续了先皇的“迎春”风格，仍旧算是“简约”但“意义非凡”，不过太宗和高宗时代，也有了出行赏春的习惯了，李世民本人还曾在“春游”的旅途中作下著名五律《春日望海》。

②、中宗、睿宗、武则天（入奢）

唐高宗之后，因为武则天实际掌控着皇位和权力，中宗和睿宗在庆贺春天上，就不再是抱有政治目的而去进行，也不再是以“节俭”为主，他们是真的走出皇宫，去“春游”。这两兄弟的春游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自身的娱乐，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春游特色，也是奢侈无比。如中宗的景云元年，在其春游的过程中，还以“命文武三品以上抛毯及分朋拔河。”作为贺春活动，可见这项游玩的娱乐性就多许多，但已经不具备早期宴席的正式性。而睿宗在景云二年即位，对待“迎春”的方式上，也一样是以奢华为主，在走出长安城的路上，时常召来宫女、民女在沿途载歌载舞，一派喜庆的模样。中宗朝和睿宗的奢华特色，其实也展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

1、母权垄断，两兄弟只能尽好“奢侈”的本分，“无度”即“安全”。

2、社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条件，供以统治者用更“开放”的思想“迎春”。

而武则天称帝期间，则是结合了早期三帝的“强政治针对性”以及后来两个儿子的“奢华”。《唐会要》中有记载，武则天在贺春的方式上，不仅“宴请大臣”、“四方蕃王“，还频繁地去祭祀，大型出游，显示帝王气象，以此行为来获得更大的政治支持以及封建的思想的共尊。

③、玄宗（惠及朝臣，以奢庆春）

所以，到了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实则已经是有着前朝诸多的优点和特色作为参考，而在开元十八年之前，唐玄宗个人也依旧是倾向于“事业”，并没有太过奢侈的风气在其中，故这一个阶段的“奢华贺春”是较少的。而到了开元十八年及之后，开元盛世的成果让唐玄宗自觉“功德圆满”，古之时代，有建功的皇帝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或者“福泽万民”，以此来彰显自我不朽的功绩。而玄宗年间这样大规模的“春游假期”，也同时推动了民间商业的发展，贵族阶级出游，拿着朝廷的补贴，或是到酒楼设宴，这都无疑是在增加民间商业的收入，因此到了玄宗年间的春游，不仅体面，且在意义上形成闭环，贵族阶级享受服务，农工商阶级提供服务，大家都因此或益。

春游“进行时”（二）

春假出现后，紧接着就是“春游”风气的流行。自玄宗到王公大臣，亦或是长安城内的文人，都会分配游玩的方式。玄宗所谓的：“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

如进士团体的颠饮：“长安进士郑愚......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放浪形骸，自成一派。又如富贵人家的年轻公子们的儒雅且欢脱：“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在外以“露营”式的驻扎，增添春游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由此可见，玄宗年间的春游，并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同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下沉至一个阶级，以及阶级的利益连带者，其中最普遍的便是士官以及其家人后辈。

根据《唐会要》及《新唐书》内的记载，春游更是一个长时间、且具有反复性的贺春活动。如唐玄宗会在次年春之前安排好沿途的水道和陆路，规划好唐朝人春游的路线，在一个长时间的假期里，唐玄宗本人或者是贵族阶级，都不会是走单程的往返路线，是有规律、有方向、有讲究的“天下游”。

“春假春游”背后的阶级准备和财富积累

开元天宝年间的“春假”，首先本就是盛唐下一次功绩的庆贺，而后大规模且成风气的外出游玩，则就是体现了“人间财富何其多”的一种方式了。

开元十八年，虽说唐玄宗十分人性化地打开了春游的“自由的”大门，但比之后来天宝年间的丰富多样且新颖，诸方面的首创，都依旧是潦草的。且不说唐玄宗还未设计好上文所说的春游“陆路”、“水路”乃至行宫，最早的春游，不仅是形式上存在亚于“放得开”和“想放开”之间的雏形，阶级的普及性也并不高。但所幸的是，开元年间中后期直到天宝年的早期，一系列早年有所建树的举措取得成效，人民生活愈加富足，手工业被持续激化，外交大局稳定，政府税收年年攀升。这都体现了，事务内外，巨细大小都是往着好方向去发展，开元的成功，不仅积累了令全唐朝人都骄傲的财富，更是让执政的“仕族”阶级更加通透，与有荣焉，他们的思想也顺其自然地走向“开放”，而玄宗自然也会把这个天下共同打造的“盛况”合理分享。

由此以来，无论是社会财富方面，还是阶级的准备方面，都达成了足以在每一个春天，“百花齐放”、“天下大兴”的表现条件。除此之外，更多的学生才子，也同样投入到这场风靡的浪潮中，他们是武则天大力支撑科举下的瑰宝，是政治的预备者，更是“仕族”阶级门槛的底线，如《开元天宝遗事》中的《看花马》，里面就有描写到：“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时驻马而饮。”

这些新晋的阶级着，虽不比杨国忠之流来得豪气，但起码也是以自我的方式参与其中，令盛唐最高阶级的都完全融入到“春游”的氛围里，所以大唐甚至说盛唐，文化之丰腴与诸如此类的全面促进有着很严谨的关系。毕竟如此壮阔磅礴的盛景，后世更是鲜有。

那些年，安静且发亮的春（三）

每至春，严谨来说，盛唐的“贺春”，是从上元节便开始庆贺的了。上元节这一天在唐朝人眼中非常重要，以至于严格的“宵禁”，在这一天都会被取消，比起到了二月才有的春假，那些静态的春，更持久，也更繁华。

《开元天宝遗事》中，就记载了韩国夫人于上元节这一天所放置在山头上的百枝灯树，描述其为：“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而皇亲重臣杨国忠家里也同样热闹非凡，杨氏在上元节这一天，也开始点起“千盏红烛”，光彩夺人：“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除了这些王公大臣之外，皇宫里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宫女们都十分擅长利用了“有钱”的优势，众多活动，视觉意义大于庆贺的意义，不论是张灯结彩，还是闪亮登场，都丝毫没有让唐玄宗失望，宫里的嫔妃和宫女虽然不能和唐玄宗一般的自由，但起码还是参与其中，为那些年唐朝仍“富有”的春，贡献上一份力量。

结语：

从古至今，春的意义从不是孤独自我的。唐朝至开元天宝，把贺春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且在天宝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有平民百姓以朴实的方式，来春游，走去看看复苏的世界，这也成了我们后世，最普遍的春游方式。

可彰显唐朝的强盛，国富人旺，最值得一提的还依旧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庆贺方式。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其中都包含了唐朝人对春天的向往，也反映了唐朝人在快速发展的经济文化下，走出去，追求自由的思想萌芽。这其中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放下封建刻板所形成的人际隔阂，于是，一派和睦，所谓盛唐，春所占之部分，不可小觑。

参考史料：《新唐书》《旧唐书》《开元天宝遗事》《明皇实录》《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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