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武漢留法學生的曲折回國路

文 | 徐梅

“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武漢留法學生的曲折回國路

3月13日,法國戴高樂機場,戴口罩的旅客在2E航站樓等候 圖 / 新華社


“真的一定要回去嗎?不惜一切代價,折騰半天,勞神傷財,也一定要回去嗎?”


小金有些迷茫,但似乎已無退路,“好在師姐很堅定,我們一路上不管遇到什麼,聽到什麼,她只有兩個字,‘回家’!”


師姐楚楚和小金都是武漢人,高中畢業就來到法國留學,小金出國時不到18歲,獨自在海外已經兩年了,楚楚只比她大一歲。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國。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首次突破60萬。教育部2019年公佈的出國留學數據顯示,2018年出國留學人數在上年基礎上再增5.37萬人,增長8.83%。相關機構分析表明,留學生大多來自普通工薪家庭,留學在我國已逐漸常態化、平民化、低齡化。


3月19日下午6點35分,小金和楚楚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上海浦東機場,防控境外疫情輸入的流程非常嚴格,加上到港人多分流壓力大,待小金走進指定的隔離酒店房間,已是次日凌晨7點。


從法國東大區南錫市,到盧森堡大公國,再到德國法蘭克福,經中國臺北轉機,最終抵達上海,兩個姑娘用了四天時間,而這樣的輾轉歸程是疫情在全球暴發後,大量海外留學生和華人曲線歸國的典型路線。


3月22日,在上海浦東一家酒店隔離的小金接受了《南方人物週刊》的線上採訪。楚楚住在她的樓上,她們將在這裡完成14天的隔離,再按照相關管理規定和流程,返回剛剛從停擺中復甦的家鄉武漢。


“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武漢留法學生的曲折回國路

3月19日,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工作人員核實入境人員信息 圖 / 新華社


“中國湖北人,在法國‘湖北’”


小金的媽媽高女士早在女兒啟程回國前已向所在的社區報備,“國家保護我們,我們一定要遵守國家的規定。”高女士在微信上再三提醒孩子,一路上做好防護,到達上海後,要遵守當地防控規定。


3月19日晚,高女士把手機放在枕頭邊,“碎片睡眠”,直到小金第二天早晨發來酒店房間的短視頻,她才安心。高女士是一名武漢本地醫護,自願報名去了金銀潭ICU病區支援。武漢疫情暴發之初,防護物資缺乏,小金在網上從美國買了200個醫用N95口罩寄回武漢,“那時候孩子牽掛我,後來,我擔心她。”


小金在春節期間格外憂心,“我每次跟媽媽通過電話後都忍不住要哭,但她總是那麼有信心,說情況一定可以控制住的。”


小金通過微信和新聞對國內抗疫一直保持著關注,“我知道這一切好轉起來有多難。”母親的堅強鎮定、全國醫療隊的火線馳援,是她心底的信心磐石。


歐洲疫情蔓延後,她從3月初就想回國,“湖北各地封城後,其他省市會來支援,但在歐洲,各地都是一盤散沙。”


身為醫護人員的子女,她敏銳地意識到,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所需的專業醫護和ICU設施遠超常態,即便是醫療資源相對充足的發達國家,可能也無法應對疫情暴發後的病患所需。


她所在的法國東大區靠近德國,距離歐洲疫情重災區意大利較遠,但在法國疫情圖上,這個區域“紅得發紫”。3月22日我與小金微信採訪當天,法國累計確診14308例,東大區為3089例。


“3月初我們那裡有個小城米盧斯,有一個大型教會活動,參與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其中有一個感染者。因為活動是不記名的,發現確診者後,政府只能呼籲參與者自覺去做檢查,沒辦法及時有效地進行流行病調查防控,整個城市後期就大暴發了。”


“中國湖北人,在法國‘湖北’,”當地留學生群裡,同學們一邊相互提醒要做好防護,一邊開著苦澀的玩笑。


“意大利疫情暴發前正好是法國學生的冬假,意大利和法國接壤,是不少法國學生出遊的第一選擇。所以意大利疫情暴發時,我就非常肯定法國也會出事。”小金說網上很多人覺得海外留學生急於回家是“自己嚇自己”、“過於恐慌”,但很多人不理解身處異國無法和當地人達成疫情防控共識的痛苦。小金嘗試過給身邊的法國朋友科普新冠病毒在傳播和致病上的嚴重性,“他們回我一句 ,‘I don’t care!’ 還說,‘不知道你們中國人在擔心什麼。’”


政府宣佈停課前,她的法國朋友不停給她轉發戴口罩沒有用的文章,“在停課後,終於意識到嚴重性,問我有沒有多餘的口罩賣給他。”


“我們所害怕的不是當時那幾百個確診病例數字,讓我們不安、對未來無法作出樂觀判斷的,是法國人對待新冠病毒的不瞭解、不在乎。”


“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武漢留法學生的曲折回國路

里昂學聯發佈的3月21日疫情地圖,法國東大區疫情嚴重 圖 / 里昂學聯


停課,搶票


高女士和先生一直密切關注著法國疫情,家長們在群裡也有很多交流,“孩子最開始說要回來,我們沒有馬上同意,那時還沒有宣佈停課,也擔心孩子的考慮不周全,對後面的學習有影響。”


“新冠疫情中國打上場,海外打下半場,海外華人打全場”,這是網上流傳甚廣的一個段子。


打滿全場的,還有為子女安全擔憂的中國留學生家長。


回,還是不回,左思右想,進退皆憂。糾結中下不了決心的家長,組成了留學生媽媽口罩群、包機群、學校群、區域群、留守群……


2020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佈,世衛組織評估認為新冠肺炎已具有“大流行”特徵,海外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跳增,有的父母來不及跟孩子商量,就幫孩子訂好了回國的機票。


法國當地時間3月12日晚上8點,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宣佈法國所有學校從下週一停課。小金和楚楚所在的當地留學生群一下子炸開了鍋,很多觀望中的人迅速買了機票,訂票軟件上的價格翻了一番,“我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但感覺爸爸還在猶豫。我知道回國的道路必將困難重重,國內也不是所有人都歡迎我們回家,但是隻有這片土地,才能讓我感到踏實和安心。”


同班同學在宣佈停課第二天醒來就收到了家人買好的機票,小金說雖然知道父母考慮得更多,但自己的情緒在那兩天還是有些失控。


3月15日下午,群裡傳來即將封鎖東大區和大巴黎的消息,“我意識到如果再不回去,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了。”


正在此時,楚楚找到她,問她“走不走”。楚楚此前因為擔心回國會錯過期末考試而選擇了留守,接到學校取消考試的通知後,她跟家人快速作了回國的決定。


小金火速打開訂票軟件,獨自在外打拼的閱歷和敏感讓她和師姐沒有選巴黎作為出發地,“一是價格太貴,二是人太多風險高,三是可能封城,我們選了距離我們一個半小時的盧森堡大公國。”


她和楚楚商量一番,選了3月18日的票,因為想得到媽媽的首肯,稍微猶豫了一下,再回去看票,6000元人民幣的已經賣完了,“只剩下7300的,媽媽馬上給我轉錢,付款成功那一刻,我心裡的大石頭終於落地,抑制不住心裡的狂喜,半夜1點激動得叫了起來。”


小金和楚楚沒有想到,她們當時在儘量減少轉乘和價格可接受中平衡考量而選中的3月18日,竟會那麼特別。這一天,是中國作為抗疫第一戰場取得重大勝利的轉折點,也是歐洲第二戰場進入關鍵期的開始。


3月19日,據國家衛健委通報,3月18日0-24時,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34例。湖北、武漢新增確診均為0。34例均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北京21例,廣東9例,上海2例,黑龍江1例,浙江1例)。這是國家衛健委自1月21日起通報每日疫情以來,本土新增確診病例首次為零。


3月18日晚上,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當晚的新冠疫情發佈會上宣佈,從當週五開始,除了少數關鍵崗位防疫一線人員、醫護人員的子女和一些弱勢群體兒童等可以繼續上學外,英格蘭的所有學校和幼兒園等教育機構全部停課,5月和6月的升學考試也被取消。


在歐洲出現“醫療擠兌”前,飛往中國的航班先出現了“航班擠兌”,機票價格陡漲,直航早已一票難求,轉機則全憑運氣。然而平時幾千塊、現在動輒上萬的機票價格也不能保證留學生可以順利返回。


小金的好朋友原本買了3月29日從英國飛中國香港的機票,後來香港政策改了,不讓持湖北護照的旅客入境,他們又重新買了3月27日在埃及轉機的機票,結果在3月20日,埃及的機票又通知取消了,“她打電話哭著跟我說可能要被困在英國了,因為剩下的4月之前的機票動輒十萬八萬,遠遠超出她的能力範圍。”


“坐不上飛機,就要被困在盧森堡至少一個月”


小金和楚楚的航程分為幾段,每一段都可能因各國各地區疫情防控政策的隨時生變而險象環生。


“3月16日我們坐上去盧森堡的火車後不久,馬克龍就開始了第二次電視講話,提到關閉邊境。因為信號不好,我們只能從留學生群裡獲取進一步的信息。”


為了確保穩妥,兩個姑娘又搶了一套票(票價已經漲到了一萬多),計劃第二天就從盧森堡出發,以防之後盧德之間禁飛。心事重重的兩人下車後乘公交先是坐反了方向,後來又因為訂票太投入,提前一站下了車。


3月17日早上一起來,她們就接到了當天第一程(盧森堡飛法蘭克福)航班取消的消息,“無論是再坐火車或是巴士,我們都無法在第二程(法蘭克福飛臺北)航班起飛之前到達法蘭克福。並且因為不是聯程機票,第二程機票也無法全額退款。”


“花費太多,提著行李箱跑來跑去也很累,一連串差錯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決定,真的一定要回去嗎?不惜一切代價,折騰半天,勞神傷財,也一定要回去嗎?我有點迷茫,但也沒有退路可走了。”


平常性格溫柔的楚楚那時候卻特別堅定,她的態度也鼓舞了小金,“一條心回國。”


歐盟國家之間即將關閉邊境,小金和楚楚要麼順利坐上最初訂的3月18日回國航班,要麼被困在盧森堡至少一個月。哭都來不及了,“當時腦子裡只有怎麼辦,沒有精力去哭,因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事情真的太多了,要一件件去解決。”


重壓之下,兩個姑娘沒有忘記按時上網課,酒店中午餐廳不開,盧森堡已進入緊急狀態,周邊餐廳全部關門,機場附近也沒有超市。學姐從行李中找出了肉卷罐頭,她倆拿全麥麵包隨意一卷,“一頓敷衍的午餐”之後,小金又上了四個小時的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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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盧森堡酒店的簡易午餐 圖 / 受訪者提供


能否在臺北順利轉機是她們最大的擔憂,3月18日凌晨4點她們就去盧森堡機場辦理值機,本來盤算好了,如果航班再取消或轉機有問題,就買火車票去法蘭克福,到那裡重新買機票。“那時我們看好了一張泰國轉機的可以退的票,如果我們當天的航班沒問題可以順飛,退掉那張備份的票損失也不大,但只是猶豫了一下想要確認可以退款,票就又賣完了。”


18日下午在法蘭克福機場,終於拿到聯程的所有登機牌時,小金和楚楚長舒一口氣。


“乘坐這架航班的不是大陸人,就是臺灣人,大家都很小心謹慎,全副武裝。”小金和楚楚也做好了防護登上飛機,她和學姐已經兩天沒有好好吃飯,飛機餐上來時,倆人快速吃完,並馬上更換新的口罩。“我們右前方一個二十四五歲的中國男生,從法蘭克福到臺北全程12小時不吃不喝,讓人非常佩服。”


“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武漢留法學生的曲折回國路

在盧森堡出發的時候,電子顯示屏上許多航班取消,但她們飛法蘭克福那班“倖存”下來 圖 / 受訪者提供


讓兩個小姐妹感動的是,她們乘坐的中華航空,專門為想要回家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開了一個微博群,群內除了中華航空官方,還有四五個臺灣飛行博主,“24小時回答我們關於轉機政策和機票購買方面的問題,並且積極幫助我們解決遇到的所有困難,他們沒有報酬,不眠不休只為讓我們順利回家。”


各個國家和地區為疫情防控陸續取消過境籤,臺灣成了除了直飛以外通往大陸的最好選擇,“我有很多朋友,從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大陸等地回國的,都買了轉機臺北的機票。”


但在採訪小金當天,臺灣宣佈,自3月24日零時起至4月7日不再承載經臺灣轉機的旅客。小金說她有同學買的就是24日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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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臺北前往上海的飛機上,給媽媽報平安 圖 / 受訪者提供


“每頓都把隔離餐吃得光光的,炒菠菜真好吃”


從臺北到上海兩個小時的飛行是她們心情最輕快的一程,降落浦東機場那一刻,小金看了下時間,3月19日下午6點35分。


她馬上打開手機,登陸學校網站做網課練習題,“網課分數計入總成績,我們落地的時間剛剛好,趕上了那節課的作業時間。”


由於當天抵達的入境旅客眾多,到夜裡11點多,才排到她們做入境申請表檢查。


“從18個重點國家和地區回來的人護照封面和申請表上都被貼上了黃色圓標。”小金如實申報了自己在法國的公寓附近300米的地方有一個託兒所,有老師感染,於是又被畫上了星號。


“工作人員非常仔細,絕不漏掉一個問題。”儘管因為申報表上既有黃標又有星號,小金在體溫檢測後被帶到測溫區後方等待檢查,她卻沒有煩躁。高女士說那時候已經是凌晨兩點多,“她平常也不是很有忍耐力的孩子,我原來也擔心她會抱怨,但是沒有,孩子很乖,還知道說,這麼多人為了我們和大家的安全在工作。”


又等了一小時,醫生詢問小金是否與病患有過直接接觸,“我說沒有,就被放走了。”


3月20日凌晨3點,小金終於坐上了去隔離酒店的小巴,半小時就到了將要入住的酒店,但被告知要在車上繼續等。“前面還有七八輛車,一直等到早上6點,終於輪到了我們那輛車辦理入住。”


可能是在車上吹暖風太久了,這輛車上11個乘客中只有一個體溫正常,其餘人體溫都偏高,“我是37.4度,更高的還有38度多的,工作人員有點慌張,司機直接被嚇得跑下了車,仔細想了一下可能是車內暖氣太足,於是喊我們都下車,涼一涼再測。”


7點走進自己房間時,小金吃了一驚,酒店非常新,設施很好,她略略為14天的隔離費用擔心。過去兩天裡一直戴著口罩的她,到鏡子前摘了口罩,鼻樑上壓出一道深深的紅印子。


每天上午9點和下午3點都要量體溫,有專人打電話到客房來問。頭兩天睡得昏天黑地地倒時差,但到了飯點還是會醒來,“盒飯我都吃得光光的,今天中午的炒菠菜真好吃。”


收費標準是在入住第二天跟午餐一起送到的,200元的住宿費和50元的餐費遠低於小金的估計。


“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武漢留法學生的曲折回國路

隔離餐,“菜的湯汁拌飯很好吃” 圖 / 受訪者提供


媽媽去金銀潭醫院支援一個月了,小金知道她的辛苦和壓力,很多事情沒有告訴她。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她說,“在外面真的太難了。我在公交車上被法國醉漢辱罵過兩次,前一次是深夜,我一個人特別害怕;第二次是白天,車上人很多,有人幫我們。”疫情暴發後,更多人流露出對華人的偏見,在這次回家的長路上,小金也遇到過這樣的人。先是在從南錫去盧森堡的火車上,“上火車後我和學姐找到行李架放行李,一個法國人看到我們準備坐在這節車廂,馬上收拾東西跑到兩個車廂外看著我們。”


在法蘭克福機場,一個身穿機場安檢襯衫和工裝馬甲的機場安檢工作人員看著她們那趟航班的大隊中國面孔,先罵了一句髒話,又說“I hate them.”


“我真的特別後悔,沒有錄下證據,因為我的不作為,縱容了他,他以後肯定還會這樣對待中國人。這是我整趟旅程中,最最後悔的一件事。”


小金注意到網上有一些針對留學生回國的罵聲,“留學生被和礦泉水聯繫起來(3月中旬,‘女子入境被隔離非礦泉水不喝’的新聞引發熱議),好像每一個回國的學生,都是那麼嬌氣蠻不講理的,不為國家做貢獻只想著享受福利。更有甚者,直接說我們千里送毒。”小金說,“我們在外的中國人,國家有難時不眠不休四處尋找物資寄回國,心繫祖國。為什麼要因為一兩顆老鼠屎,就給我們整個群體扣上帽子?”


小金身邊的留學生說,如果出發前出現症狀就不走了。有朋友會因為突然發熱感冒,放棄好不容易搶到的機票,不想讓任何人因為自己而被置身於危險之中。回國前那幾天,小金吃飯嗆到咳嗽都會緊張,“每天都要量好幾次體溫,不想把病毒帶到國內。”


“每一個留學生背後,都有牽掛他的家人朋友,我們不是被標籤化符號化的‘富二代’、‘紈絝子弟’,我們是普通的活生生的人,我們會怕死、會想家,我們不忍心傷害別人,但也沒那麼偉大無畏犧牲自己。這是我們軟弱卻真實的人性。”小金說,“疫情之下,請不要為了自保,失去愛和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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