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税务，对于现在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陌生的词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早在夏朝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税收的雏形。《史记》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可见早在数千年之前，国家这个概念出现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由人民所构成的，自然国家的运营，也离不开人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税收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从一开始多少亩地就收相应的税款，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税”，再到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租庸调还有两税法，最后到我们现在的各种税款。可以说税收的形式，每个朝代都有着每个朝代的特色。
然而国与国之间不是封闭的，时代的发展自然也会将外国的文化带入进来，而我国自己的文化，也会流入他国。唐朝时期的租庸调，就在遣唐使的多次来往之中，逐渐成为了日本税收的主流模式，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效仿的租庸调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奠定了日本封建时期的经济基础，而唐朝的租庸调，却在不久之后换成了两税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日本的租庸调为何如此成功？
大化改新，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其实值得说道。我们都知道，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来说，因为自己的岛屿封闭性，这就导致了他们到很晚的一段时间，才开始进入到奴隶制阶段，甚至到了唐朝时期的时候，日本还是一个比较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然而随着唐朝和日本的不断交好，自然是不少先进的思想和制度，都走入了日本的高层心中，直到646年，日本才正式走向了封建制国家，废除了奴隶制。所以大化改新的意义，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说是翻天覆地也不为过。
但是相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制度变化，日本的制度变化，少了那么一点“血腥味”。为何这么说呢？纵观东亚国家的古代历史，在国家变革之际，往往都少不了战争和革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绝对不是说说了事的话。
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岛国的封闭性，给了他们另外一种道路，也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日本的天皇，若是按《古事记》的说法来看，现存史料最多，最能确认存在的天皇，早在270年就已经出现了。而直到二战之后，虽然天皇已经没有了多少实际权力，但日本依然存在着天皇这个职位。可见日本的制度，其实都是一种温和的演变。日本的政治制度在长达千年的时间之中，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那么答案其实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长久以来天皇的统治之下，日本对于改革这种事，最为上心的不是农民，而是那些高层们。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亦或者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然对推动新时代的来临，是乐不可支的 。在大化改新之中，他们学去了租庸调的精华，并且将其中关于税收的这部分，结合他们的国情所改変。
《改新之诏》中的原话为：“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在改革之后，日本的确是一路小跑走入了封建制度，但是农民有出现什么属于自己的意志么？恐怕是没有的，毕竟我们能看到的史料中只记载了，日本租庸调的实行非常顺利，以至于日本的大多数人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改新后的社会和奴隶制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二：租庸调为何在本土“水土不服”？
1.租庸调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
但是邻国的成功，不代表唐朝自己实行的租庸调，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实际上，租庸调的确在我国发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甚至因为其的存在，间接导致了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唐朝的统治者就将其换成了两税法，租庸调连一个朝代都没能熬过去，就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其实与租庸调它所出现的时间点，和历史发展的变化，离不开关系。租庸调最早发生的时间，依照《唐代租庸调法研究》的史料表明：“唐高祖武德二年，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在李渊时期，租庸调就已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唐高祖
而在李渊时期，乱世还没有平定，于是李渊为了稳定农业的发展，所实施的经济政策，自然是讲究一个轻赋税，轻徭役，求经济稳定。而租庸调强调的是，按人口数为基础，不管你土地和金钱有多少，都要按照人口来征收粮食和绢布，甚至富裕人家，还可以通过多交税收的方式，让家中的年轻人能够安心劳作，不必服役。
这就直接导致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农民耕田的势头够足，年轻人也因为不用上前线的缘故，得以在家中不断耕作。在良性滚雪球的情况之下，自然农业发展就上去了，农业在古代作为国家之本，其强大，就意味着经济的强大。再加上租庸调在收取方式上，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人口税，而古代家族讲究的就是一个兴旺。
在社会环境和平的情况下，良好的农业经济发展，自然税收也是足够的。但是这只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唐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不能变，并且要保证每个佃户，都能有属于自己耕种的地，能交得起每年的赋税。
2.土地兼并的盛行
但是历史不会永远停滞。农业一旦发展，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在古代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个封建王朝逃不过的命运——土地兼并。在战争时期，因为能够一切都是百废待兴，因此发展的速度极快，问题自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在天下平定之后，对比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达，不变的只有土地的面积。而王公贵族们享受的免税免役的特权，使得他们在资金这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强者越强，换在我国古代的背景下，那就是土地越来越多。而租庸调这种按照人口收税的方式，成立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有能够满足自己的田地耕种。
那么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大地主可以靠很少的赋税，就满足交税的需求，将多余的利益全部纳入囊中。但是那些缺少田地的人呢，要么少生少育，要么将自己的田地变卖给大户人家，要么就是将自己也卖给了大户人家，以求温饱。而这个过程之中，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的不安，占据总人数的农民的不稳。而租庸调这个简单的制度，在逐渐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自然而然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3.均田制的失败和安史之乱
而真正给了租庸调这个落后制度最后一击的，就是均田制的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就是让唐朝走上了下坡路的安史之乱。依《旧唐书》记载：
“租庸调之本于均田之制”。
上文也说到过，租庸调是按照人口数收税的，那么怎么统计人口呢？就是按照均田制来的。而均田制最简单的思想，就是按照家庭之中的男丁数量分田地，那么为了分配田地，自然就要对家庭的人口数量进行统计。在天下安稳的时候，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自然会积极上报自己的男丁数量，好得到更多的土地。
可还是那句话，人可以不断生，钱可以不断赚，但是土地可不会自己变多。实行均田制，就意味着国家要给合条件的人分田地，但是在人口增多，土地兼并激烈的时候，土地怎么来呢？在唐玄宗这个时间段，这个滚雪球的玩法，终于走到了尽头。
随着人口的增长，能够分出去的土地大多数已经有主，而因为土地兼并的发生，那么佃户能做的，要么就是瞒报自己的人口，拿不到土地，那也不能多交税；要么就是心一横，弃田而走，另寻出路。当然更多的，还是沦为大地主的“奴隶”，满足家庭所需即可。
而在唐玄宗统治期间，唐朝其实就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虽然繁荣，但是这个繁荣的基础，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政局之上，建立在许许多多的农户身上。而因为均田制的失败，就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户部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天下还有多少人未登记在册。
而最基本的人口数量都没做好，自然租庸调也是名存实亡。一旦经济的发展减慢，朝廷的花费入不敷出，那就意味着经济的崩溃。而唐朝的后期，各个地方的节度使开始坐大，租庸调再一次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避税工具。这个时候的租庸调，完全已经失去了它作为财政收入的手段，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了激化唐朝社会矛盾的基石。
而在安史之乱之中，多少人战死，多少人流离失所，又有多少土地被用于他用。统计这些，对于一个刚刚才从战乱之中走出来的唐帝国来说，未免太过于难为人了。因此租庸调完成了它百年的使命，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将灯光交给了两税法。
总结：
租庸调作为一个唐朝土生土长的制度，在渡过重洋之后，却在岛国上成为了最合适的制度，这种历史的作弄其实受限于很多因素。日本本身的封闭性和安定性，使得这样一个在唐朝不过百年的制度，却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而唐朝百年之间的，统治者本身的变化，整个唐朝风气的转变，人口的不断增长，都从各个方面，将租庸调打的支离破碎。从历史的角度看来，租庸调在唐朝的失败，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史记》、《改新之诏》、《唐代租庸调法研究》、《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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