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系統闡明的灌輸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是，它在現實中經常遭遇諸如還有沒有價值、何以有價值、有什麼價值等當代價值之問。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的重要論述，對探討這些問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澄明列寧灌輸理論的當代價值，我們既可以在當代政治學的政治社會化理論、發展經濟學的後發優勢理論、教育學的教育發生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理論等方面拓展理論支撐，也可以從指導理論傳播、促進價值觀整合、塑造共同理想等方面察明主要表現，還應該從釐清兩種話語體系的區別、走出談“灌”色變的誤區、糾正“萬能”與“無用”的偏頗等方面端正評價態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待列寧灌輸理論，守正創新是我們正確的態度選擇。
2020年是列寧誕辰150週年。眾所周知，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系統闡發的灌輸理論，是指導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的重要原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同列寧所處的時代相比，在當代中國開展思想理論教育，主體、客體、環境、載體等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種時代境遇下，列寧灌輸理論的當代價值問題也就成為爭論的一大焦點。例如，它在當代是否還有價值？它何以有價值？又有怎樣的價值？如何正確評價它的價值？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著力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要深刻把握“八個相統一”，其中強調要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為我們探討前述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遵循。
一、拓展列寧灌輸理論當代價值的學理支撐
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的重要原理，列寧灌輸理論的重要價值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內部得到解釋，對此可以從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邏輯、個體意識與群體意識的辯證關係、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與歷史使命等原理中展開探討。當然，我們可以從更寬廣的學科視角來理解列寧的灌輸理論，在相關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中旁證其當代價值。
1.當代政治學的政治社會化理論視角。有資料表明，“政治社會化”這一概念肇始於二戰後的美國政治學界，並在後來得到不斷深化。儘管當代西方學者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存在一些歧見，但是，將之視為社會成員在政治實踐活動中逐步獲取政治知識和政治能力、形成政治立場和政治意識的過程，則是許多學者的共識。由於政治社會化揭示了人類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因此它逐漸成為當代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政治社會學尤其注重研究文化因素，認為人類互動系統也是一種價值、準則、信仰、習俗和技術的文化集合體。文化包括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有一定的規範作用。如果沒有一致的價值觀，社會就會發生分裂，出現各種‘反文化現象’（如‘嬉皮士’等）。”
政治社會化關涉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問題。就個體而言，政治社會化就是內化政治價值觀念、學習政治態度、形成政治行為的過程。如果個體不能夠順利地完成這個過程，就會產生社會不適應的現象。社會成員的政治社會化水平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鞏固。“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來說，如果人們對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厭惡、反對，它就會失去權威性。人們就會產生政治不服從行為，從而使社會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學界已經接受和採用了“政治社會化”的概念和分析範式。毫無疑問，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化存在種種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要求自覺發揮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話語影響力，通過共同課程、專題講座與實踐教學等環節，加大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在話語影響上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引導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進程。”這一主張，契合了現實要求，我們表示完全贊成。實際上，從上述觀點中我們無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通過理論灌輸接受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青年實現政治社會化的必然要求。
2.發展經濟學的後發優勢理論視角。 “後發優勢”源於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赫克歇爾和奧林等提出的“相對有利條件論”，以及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動態比較費用學說。學術界公認，20世紀美國經濟學家格申克龍是較早提出並系統闡發後發優勢理論的代表人物。在其研究基礎上，後來的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後發優勢理論加以豐富和發展。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列維從現代化理論角度對後發優勢加以論證；阿伯拉莫維茨提出“追趕理論”並列出後發優勢的具體表現；渡邊利夫運用後發優勢理論對韓國經濟進行分析和驗證。
那麼，到底什麼是後發優勢呢？格申克龍認為，“後發優勢”是指工業化的後來者在一定程度、一些方面可以實現後來者居上的特殊益處。這種“後起之益”主要表現在經驗借鑑、科學技術文化利用、後發國家聯合、產業轉移、外資利用和榜樣激勵等方面。事實上，學術界已經注意到後發優勢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例如，它可以體現在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設備、借鑑先進國家正反兩方面的發展經驗、激發後發國家強烈的“趕超”意識三個方面。
從理論和實踐雙重角度看，一致性意識形態會大大降低國家治理成本。具體而言，國家的統治者所提倡的主流或一致性意識形態，只有具備廣泛的階級基礎並能契合制度變遷的客觀要求，同時得到最為廣泛而有效的傳播和灌輸，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降低制度變遷總成本的作用。可以說，當代經濟學界已經注意到，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或主流意識形態，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強大的民族精神、有凝聚力的主流意識形態有利於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3.教育學的教育發生理論視角。教育發生理論關於教育發生機理之類的元問題的探討，往往論及灌輸存在的合理性。其中，法國學者迪韋爾熱在探討政治文化適應問題時，曾明確指出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維護現有的合法制度，而政治文化適應是教育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他以兒童為例特別指出：“兒童社會化的目標，就是把現有文化特別是權威、權力和等級制賴以存在的價值觀傳授給他們。合法性指的是一個集體的大多數人認為一種權力、一種權威和一種等級制度是合情合理的，即符合價值系統的。”法國著名教育學家埃米爾·涂爾幹就認為：“我們要成為的那種人是未來社會所要求的人，而由社會所需要的這種人與我們與生俱來的那些潛能之間存在的距離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不按社會的要求去限制規範我們的行為、慾望，我們就不能形成一種社會人格，甚至不能成為真正的人。所以，這一過程雖然痛苦，卻是必要的，如果說這就是灌輸，那麼灌輸就是不可避免的。”當然，涂爾幹所說的灌輸與馬克思主義的“灌輸”根本不同，但是在原則的強制性這一點上卻是有共性的。*
關於一般意義上的灌輸的存在價值，陶德麟先生認為：“灌輸是把人們未知的東西傳授給人們的必要手段之一，是教育的基礎一環。實際上每個人一出生就在接受灌輸。沒有灌輸，孩子怎麼會說話識字？怎麼會懂得加減乘除？不接受‘傳道授業解惑’，怎麼能在腦子裡自發地產生知識？‘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也要教者有所‘舉’、受教者有所‘聞’才有可能。”這實際上對教育何以發生做了很好的說明。
4.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理論視角。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注重啟發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這是馬克思主義一貫強調的觀點。盧卡奇的階級意識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代表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一些西歐國家曾出現短暫的無產階級革命高潮，但最終又陷入沉寂。這一情形，催生了對西歐國家為何沒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這一問題的反思。
作為這場反思的重要代表，盧卡奇、葛蘭西首先將理論批判的矛頭對準了第二國際後期一度流行的機械唯物論、經濟決定論。他們認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出現停滯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經濟條件不成熟，而是在於沒有從根本上真正“喚醒”無產階級；實現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關鍵在於，必須修補既往革命運動中存在的意識形態“漏洞”；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勝利取決於無產階級是否擁有成熟的階級意識，是否取得文化領導權。對此，盧卡奇贊同列寧對階級意識重要性的理解，並且將革命的勝利寄望於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他認為：“革命的命運要取決於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成熟程度，即取決於它的階級意識。”因此，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必須打碎物化意識對於無產階級的操縱，將其“從資本主義創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而形成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而葛蘭西則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首先採用暴力奪取政權的道路並不適合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目標並不是通過暴力直接奪取政權，而是應該首先在意識形態上戰勝資產階級，奪取市民社會的文化領導權。總之，盧卡奇、葛蘭西的具體觀點雖然不同，但都強調了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重要性，都從側面為列寧的灌輸理論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
二、察明列寧灌輸理論當代價值的主要表現
列寧灌輸理論自提出的那天起，它的歷史命運就與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其歷史的行程中，既有凱歌行進，也有坎坷曲折。列寧灌輸理論的當代價值，從根本上講，既可以歸為列寧主義當代價值研究的範疇，也可以歸為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研究的範疇。對此，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從不同角度展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討論這一問題，要注意“灌輸理論的當代價值”與“理論灌輸的當代價值”的聯繫與區別。在一定的話語體系中，兩者的價值主體相同，都是指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事業，就當代中國而言無疑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但是，兩者的價值客體不同，前者主要是指列寧的灌輸理論，而後者主要是指理論灌輸活動本身。可見，兩者不是一回事，但兩者又不可能截然分開，因為前者最終要通過後者才能得以實現，如果列寧的灌輸理論不付諸理論灌輸的實踐，不用以指導理論灌輸的實踐，其價值將永遠不可能實現。這正好印證了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一條常識：價值生成於實踐、實現於實踐。簡言之，從滿足和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這個角度來看，列寧灌輸理論的當代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指導理論傳播。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之本。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我們黨長期面臨並要努力完成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近年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一直是理論界在重點探討的問題。這說明它並不是一個不證自明或已獲解決的問題，確實需要從理論上加以深入探討。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僅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必須依靠理論灌輸才能實現的實踐問題，並且歸根到底是一個實踐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主要原因在於：其一，就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而言，它既指馬克思主義理論由少數人掌握到多數人接受的理論普及過程，也指馬克思主義理論由少數人運用到多數人運用的實踐開展過程。早在創立科學世界觀之初，馬克思就明確表示自己的理論主旨在於社會實踐。針對當時德國的一些舊哲學家滿足於坐而論道的理論解釋旨趣，馬克思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他不屑於做這樣的哲學家，並大聲疾呼：“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其二，就當前關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種種理論探討而言，實踐不僅是檢驗孰是孰非的唯一標準，而且是破除理論神秘主義的不二法寶。可以說，離開實踐，尤其是理論灌輸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將無從談起。而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毫無疑問不能離開科學灌輸理論的指導，否則將陷入經驗主義的窠臼。
對於列寧灌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群眾史觀是兩者共同的理論基礎，實踐性和人民性是兩者共同的理論品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規律是兩者共同的反映對象，簡言之，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有專家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精湛的科學理論，不經過灌輸是不可能‘掌握群眾’的。把符合認識規律的灌輸與不講道理的硬灌混為一談是不對的。”
2.促進價值觀整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一個民族在物質上不能貧困，在精神上也不能貧困；只有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富有的民族，才是一個真正有強大生命力的民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意味著中華民族要在物質層面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而且意味著中華民族要在精神層面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意味著中國人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要有自己的美好生活、幸福家園。
“當前，我國社會取得長足的發展進步，但也遭遇傳統、現代、後現代等‘時空壓縮’、多期疊加的矛盾，思想文化領域面臨著傳統與現代、中國與外國、富裕與貧困等的碰撞與衝突。社會有凝聚價值共識的訴求，人民有過上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對此，新時代思想理論教育工作者應當找準站位、積極回應，努力在促進社會價值觀整合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作為一種價值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識，但是，首先從理論上做出凝練、概括的，畢竟是思想理論工作者。因此，對於廣大社會成員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不可能不學自知，也有一個認知、認同與習得、養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存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問題。用列寧的灌輸理論原理來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普遍養成，是一個自發的過程，更是一個自覺的過程。運用列寧灌輸理論的有關原理來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既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個人體悟，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思想傳播；沒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的思想理論陣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去佔領，其他價值觀念必然充斥其間、大行其道；廣大黨員幹部和思想理論工作者，必須迅速行動起來，像列寧曾經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要求那樣，“分赴各個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於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要通過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薰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我們認為，這裡的“內化”與“外化”的表達，實際上非常契合列寧灌輸理論的原則精神，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明瞭方向。
3.塑造共同理想。共同理想是鼓舞中華民族奮力前行、開創美好未來的精神力量。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活躍了人們的思想。可以說，當下的中國人不缺想法，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者生活目標，但缺的是共同理想。特別是在社會利益分化、群體阻隔形成以後，用什麼樣的共同理想、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將全體中國人凝聚起來，對於全黨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何以塑造共同理想？只有找出全體中國人對未來生活追求的最大公約數，才能畫出最大同心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形象的話語表達，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也融匯了億萬群眾的個人理想，具有強大的“指南針”、“黏合劑”、“凝聚劑”功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當然，社會公眾對中國夢的認知、認同，也需要一定的宣傳、教育。就此而論，各種傳媒的有關宣傳，部隊、學校、社區、機關舉辦的主題報告會、演講賽，電臺、電視臺的主題歌曲展播，街頭巷尾的相關招貼畫、廣告語，實際上都是在以各種形式將中國夢的共同理想灌輸給人民大眾。
總之，在當代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需要發揮列寧灌輸理論的重要價值。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撐。”這對我們思想理論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必須進一步開顯列寧灌輸理論的當代價值，將其作為發動群眾、統一思想的重要方法論。
三、端正列寧灌輸理論當代價值的評價態度
要做到科學的價值評價，必須把準評價對象、掌握評價專業知識、運用科學評價方法。就列寧灌輸理論當代價值的評價態度而言，這些方面的要求具體表現為：
1.釐清兩種話語體系的區別。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對列寧灌輸理論抱持質疑態度乃至口誅筆伐，其原因多半是受到西方德育界主流——灌輸批判理論的影響。實際上，這一做法沒有注意到列寧灌輸理論與西方灌輸批判理論的話語差異，從而誤將西方德育界主流批判的“灌輸”等同於列寧灌輸理論所闡發的“灌輸”，將語詞相同但實際上內涵不同的兩個概念混為一談。在我們看來，兩者在內容、方法、意圖和結果等方面所指都完全不同，西方灌輸批判理論指的是一種非理性、反人道的施教方式，而列寧灌輸理論指的是理性的、充滿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理論教育活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有注意到這一點，才能找準評價對象，避免犯張冠李戴的錯誤。
那麼，這兩種話語體系的概念差別是何以產生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與概念的流變性有關。在英語、德語、法語等西方主要語種當中，“灌輸”對應的詞語有多個，並大致有“教育、指導、培養、輸送”等含義。從西方德育思想史來看，“灌輸”的主要含義也經歷了演變：在古代，“灌輸”與“教育”意義基本重合；在近現代，“灌輸”的含義發生分化，既可以用以表達“教育”之義，也可以用以特指教義傳播；在現當代，經過杜威等人的自由主義教育觀的改造，並使之適應當時的宣傳需要，“灌輸”演化為與“教育”相對立的貶義詞。應該說，當代西方主流德育界所持的灌輸批判理論，正是基於杜威等人的理論來闡發其觀點的。而列寧灌輸理論所指的“灌輸”，基本上與“教育”同義，並賦予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特殊內涵。其二，與理論的階級性有關。當代西方主流德育界一般是以抽象人性論為理論基礎，從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力圖迴避和超越階級性來批判所謂的反人道的施教方式，將“灌輸”解釋為所謂洗腦、強迫接受等活動。列寧灌輸理論所提倡的灌輸，是旨在啟發無產階級階級覺悟的教育活動，它毫不隱瞞為工人階級服務的黨性原則，將批判的矛頭直指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
2.走出談“灌”色變的誤區。我們注意到，當前社會上一些人對列寧灌輸理論抱有成見，其中有的人甚至談“灌”色變，唯恐避之不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前述受西方主流德育界話語影響的因素以外，還存在著對列寧灌輸理論內涵的錯誤理解、對現實生活中填鴨式方法的錯誤嫁接等方面的原因，即評價列寧灌輸理論的專業知識不足。要走出這種誤區，關鍵在於返本開新。一方面，著力“返本”，即回到列寧，重讀列寧的有關論述，以求正本清源。重讀《怎麼辦？》，不難發現，對於“從外面灌輸給工人”的意思，不能理解為從工人的頭腦外面對其填鴨式地注入理論。對於這一提法的含義，列寧自己解釋得非常清楚——“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只有從一切階級和階層同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只有從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方面，才能汲取到這種知識”。換言之，馬克思主義者要幫助工人克服文化水平、認識能力、交往範圍的侷限，從而超越經濟鬥爭的範圍而上升到政治鬥爭的認識高度、超越工人同廠主的範圍上升到階級鬥爭的認識高度。簡言之，“灌輸論”的精神實質在於闡明實現革命理論與群眾實踐相結合的重大意義，在於揭示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必須“開新”，即回到實踐，對接現實生活，力求守正創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的條件下，思想理論灌輸各方面、各環節的情況較之從前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必須在堅持科學灌輸原則、發揚優良傳統作風的同時，對新情況新問題做出新的回答，賦予列寧灌輸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推進其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思想理論教育工作者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努力把“大水漫灌”和“精準滴灌”結合起來，把解決思想問題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把發揮傳統優勢和運用信息技術結合起來，不斷提升思想理論教育的時代感、親和力、針對性。應該說，這些方面的實踐探索為列寧灌輸理論的守正創新提供了鮮活的現實材料。
3.糾正“萬能”與“無用”的偏頗。誠如有學者指出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發展過程中，曾出現過“萬能論”、“無用論”兩種觀點。實際上，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同樣存在這種不科學的價值評價現象。“萬能論”對待理論灌輸採取樂觀主義的態度，眼裡只有灌輸，而忽視了其他理論教育手段和方法，尤其是忽視了現代教育手段和方法；對待思想理論問題乃至其他問題，動輒訴諸理論灌輸，存在一種將灌輸當成包打理論教育天下的傾向。“無用論”對待理論灌輸採取悲觀主義的態度，眼裡輕視或無視灌輸；對待思想理論問題，往往回避或否定理論灌輸，存在一種視灌輸毫無用處的傾向。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有的是因為持有者對灌輸的內涵和特點理解不同所致，屬於對價值客體的認知差異；有的是因為持有者對灌輸的要求和期待不同所致，屬於價值主體的需求差異；有的則是因為持有者看問題的方法不同所致，屬於價值評價方法差異。在此，我們主要針對第三種情況做一點簡單分析，以求避免因為話語體系的不同而導致的無謂爭論。在我們看來，之所以出現“萬能論”、“無用論”之類的價值評價，大概是出於如下原因：
其一，價值評價的偏頗。當前，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也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應該辯證地加以評價。“萬能論”只看到思想理論灌輸取得的成績，看不到存在的問題；“無用論”只看見思想理論灌輸存在的問題，而看不見取得的成績，在價值評價上都失之偏頗。這一評價蘊含的方法原則，無疑值得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他要求我們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在工作中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這對於我們評價理論灌輸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其二，歸因分析的錯誤。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理論教育關涉方方面面，是由一系列教育環節組成的複雜的社會教育工程。理論灌輸作為思想理論教育的特殊形態，並非思想理論教育的全部。因此，在評價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績效、分析其存在問題的原因時，應該增強全局視野，從多方面、多環節、全過程著手加以考量。實際上，“萬能論”、“無用論”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它們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績效時，往往將其他方面和環節的失誤和不足，一棍子打在理論灌輸頭上，不僅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而且出現了歸因錯誤。
其三，哲學方法的偏誤。馬克思在創立新世界觀之初就明確指出：“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這一論斷，深刻闡明瞭教育的社會作用，指出了脫離社會實踐、片面誇大教育功能的理論錯誤，對於我們分析“萬能論”、“無用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無用論”完全否認理論灌輸的意義，看似與“萬能論”處於對立的兩極，實際上在哲學方法論上兩極相通，都存在形而上學的偏誤。
註釋：
*需要指出的是，“強制性的灌輸”與“灌輸的強制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中的灌輸，是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的統一。作為一種必須遵循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無疑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從具體的宣傳手段和教育方法來講，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又無疑具有非強制性。“強制性的灌輸”，指的是不顧受眾的硬性灌輸，主要是就方法而言，是與柔性灌輸、非強制性灌輸相對應的概念。
（作者：孫來斌，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思想理論教育》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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