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U，取自蘇聯物理學家列夫 · 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名字最後三個字母，而它無疑是 2020 年柏林電影節中一個聳人聽聞的代號。這部電影本意展示這位天才物理學家的一生與國家的關係，但在三年多的拍攝中，卻由人物傳記片上升至一場牽涉 3 萬多人的社會實驗。觀看本身，已經是一場不由自主的參與。

列夫 · 朗道被稱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全能的物理學家」，在 1962 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影片聚焦於他生活的 1930 年至 1968 年，在此期間，真實的蘇聯發生著巨大的裂變。在斯大林的統治下，蘇聯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工業生產總值曾躍居世界第二；1932 年至 1933 年間，烏克蘭大饑荒爆發，造成了至少約 250 萬人死亡；1937 年至 1938 年是蘇聯的「大清洗」時期，不少軍界、經濟、科學和藝術界人士被肅清，列夫 · 朗道也在當時被捕入獄，直到 1940 年才被釋放。

列夫 · 朗道被稱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全能的物理學家」

我們已經習慣了歷史以再造的面貌進入屏幕，但人呢？在更迭的時間裡，他們像一個預言者般重複著編排好的命運，允許感知，允許表達，允許利用表演重塑人物，同時還被允許真實地醉酒、做愛、審訊、測試。這種還魂式的表演狀態，讓所有人都被逼至一個道德邊緣，包括觀眾：我們該如何觀看和理解「藝術」，它是否天生擁有豁免權？

在 DAU 的官網上，數據堆砌出了這個龐大項目背後的勃勃野心。392000次試鏡、40000套服裝、12000平方米的佈景，400位主角與10000臨時演員，最終輸出了700小時的 35mm 電影，14個系列長篇，8000小時的對話錄音。他們生活在蘇聯研究機構的佈景中長達三年，可以選擇自願退出，但一旦留下，則需要遵守導演制定的規則：真實地活在這個時代裡。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The Comformists

恰恰是這一系列量化的數據，讓這部影片一出場就被套上了「神劇」的光環。隨後，一個項目，一種實驗，一場運動的概念隨之釋出，為這種沉浸式的拍攝與表演賦予了不同超越影像的理解。DAU 本身已經作為一種符號，它既是諱莫如深的標籤，同時又像一顆黑色心臟頻頻湧出壞血。

2020 年柏林電影節展映的是 DAU 系列的兩部作品：《娜塔莎》（Natasha）和《退化》（Degeneration）。無論人物或劇情，都是 DAU 的一個切片，列夫 · 朗道早已成為線團裡那個線頭，纏繞在其身後的一眾影子才是 DAU 的主角。雖然兩部影片場刊的綜合評分並不高，但影展最後授予了攝影師于爾根 · 俞格斯銀熊獎。攝影機一直都在，同時依靠它來傳遞的暴力、血腥、眩暈的畫面。虛構其實是創作的安全距離，某種程度，不斷強調 DAU 的真實與沉浸的同時，會為所有當下加上更為殘忍的濾鏡，因為真實，讓這一切的張力發揮至最大。同樣的，對於演員而言，表演本身就意味著某種拋棄自我的進入，這種進入伴隨著妥協與犧牲，他們可能的確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有著安全的保護，隨時可以離開的權利，唯一令人顫慄的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裡。規則唯一製造者，無疑就是導演本人。這種極端的權力誘惑從戲內延伸至戲外，同時又呼應著屬於故事本身的極權社會。在《退化》這部長達 6 小時的影片最後，描繪的是真實的新納粹暴力人士進入至這個封閉的國家中，時間超過 1 個月，與劇組的演職人員共同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裡，這幾名新納粹人士都曾因煽動種族仇恨罪在俄羅斯被判入獄。

2020 年柏林電影節展映的 DAU 系列作品：《娜塔莎》

真實會為誰來指路？巧合的是，與列夫 · 朗道同一時代，在主宰著德國曆史的阿道夫 · 希特勒旁，是野心勃勃的女導演萊尼 · 裡芬斯塔爾。1934 年，她站在紐倫堡路特波德競技館上眺望著集會中的精兵，為了拍攝《意志的勝利》，希特勒賦予了她調用十萬名士兵的權力，她成了整個閱兵場上唯一的女性，為心目中的英雄製造最為強大的形象。屬於極權意識下的惡其實並不新鮮，它就是往日的罪證，如今被反覆顯影，搬上熒幕。

2020 年柏林電影節展映的 DAU 系列作品：《退化》

在放映之後，俄羅斯女權主義網站 kkbbd.com 發表了一篇公開信《三問柏林電影節》，直指以藝術之名帶來的暴力與虐待，以及政治的美化。導演伊利亞 · 赫爾扎諾夫斯基則樂觀地認為，他這部眾人皆知的反體制故事電影可能會引發俄羅斯電影放映方式的巨大變化：「我敢肯定，這部電影一定會在俄羅斯上映，因為它絕對不是關於色情作品或暴力電影，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Nikita Tanya

「楚門的世界」的前提是不自知，在這一點上，DAU 有著合約與條例，更重要的是，有著鏡頭的跟隨意識。即便每個人都會有忘我的時刻，但鏡頭本身也強調著你的表演，刻意的瘋狂，恰恰是鏡頭帶來的副作用。離大眾理解最近的是真人秀表演，從 1999 年荷蘭開啟的《Big Brother》綜藝早已延伸出眾多不同主題的系列，取自喬治 · 奧威爾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戀愛式、烏托邦式、職場式，無論衍生的系列有多少種，敘事法則仍然是時間、故事、地點。當中的劇情充滿混合著直覺與策劃，偽善與真惡可能會同時存在。這種表演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的邊界，但也很快帶來了厭倦，瘋狂一旦遭到濫用，它與流行一樣平庸。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Katya Tanya

沉浸式空間中的真實反應被導演詮釋為「即興創作」，就和布勒東倡導的「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一樣，認為人的確會在無意識之下，寫出意象與意象之間超常規的連綴，這是一種通靈式的偉大。那麼這種類型下的表演，是否也不過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幽靈，四處遊蕩。 假如這段影片有投資，有導演，有製片，這就必然地需要觀眾的出現。放映的現場中，每個人都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他們與影片的關係有許多種。觀看電影帶來的體驗從最初的雜耍把戲，到後來的造夢機器，甚至進化成升維的體驗方式。共鳴來自哪裡？街道？田野？祖先？信仰？還是那隻伸出的巨臂。行動的人能最先感受到他，在第一批獲得觀影機會的人，已經在不同網站記錄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The Empire

一般而言，電影理論研究主要考慮觀眾職能，也熱衷於提出觀眾和影片之間的關係的可變心理學模式。在眾多電影評論學者的討論中，「觀看」延展出的行為與慾望集中於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此研究「看電影」這一體驗。勞拉 · 穆爾維也使用精神分析法，闡釋控制各種形象、色情的觀看（Looking）方式和奇觀（Spectacle）。他們相信，電影式的慾望、社會意識形態，劇場體驗都可以塑造出「觀者」這一群體。觀眾始終在面對一個艱難且悠久的問題：風格和內容孰輕孰重？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Nora Mother

伊利亞的老前輩，來自蘇聯的愛森斯坦是世界電影史上真正的先鋒派，他的實驗只使用了看似最為簡單的方式 —— 蒙太奇，就挑戰並改寫著世界觀看的秩序。在他的論證蒙太奇的許多著作中寫道：如果剪輯得當，「蒙太奇能夠成為富有創造性的重塑現實最有力的武器。」他同時認為影片可以影響和培養觀眾，甚至可以改造觀眾，從而試圖「設計」和預測出一定形式的可能效果。 DAU 使用的是沉浸式的「設計」，這個設計耗資龐大，爭議非常，但形式帶來的意義並沒有多強烈，除了提供極權的隱喻與惡的想象，表演退縮至一個牢籠之內，其實成為了另一個電影工作下的一個畸形樣板。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Brave People

在 Judith Mayne 的《電影與觀看學理論》一書中，將「觀者與電影」這一關係的集合稱為「Spectatorship」，觀看關係的研究中心並不只有看電影這一行為，而是觀眾觀看電影這一方式是否具有快感。觀眾與電影之間的聯繫也並不僅僅侷限於觀看者與電影屏幕之間，同時也應將觀眾離開影院後的延續關係考慮進去。觀看關係將歸根於電影運作、電影消費以及具有象徵意義的電影神話。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Sasha Valera

除了在影展上放映外， DAU 同時延伸出另一個交互項目，在巴黎夏特雷劇院和城市劇院設置了特別的展映，從 2019 年開始不間斷地放映 DAU 系列影片。「給我驚喜。」這成為大部分人進入 DAU 的心理暗示，但事實上，這種沉浸式的交互項目甚至就跟當下的密室逃脫一樣的邏輯。一切程序清晰明瞭，買的不是票而是 VISA，沒收象徵與外界相連的手機，進入以「慾望」「母性」等關鍵詞命名的空間，手中有一部電子導航（DAU Phone），同時由演員進行著一系列蘇聯式生活的戲仿。觀眾除了可以加入對話外，並不能進行更多。更多的鼓勵是，你可以去購物、用餐和喝酒。

即將上映的 DAU 系列作品：Nora Son

觀眾在此時此刻看似能體驗更多，參與更多，劇院設置的項目不僅是觀影，還涉及心理實驗、戲劇表演，同時每個參觀者又被全程記錄。款待我們的，是複雜又略顯尷尬的自我麻醉。大型復刻故事的項目，不僅在迪士尼即可找到，在諸如英國 Beamish 這類利用 120 公頃地復刻 19 世紀英國的主題博物館中也能找到。DAU 只是在嘗試更為激烈的的敘事，與蘇聯體制帶來的「異端誘惑」。

「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已經征戰多年，眾多美學運用也在重申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本身。對於觀眾而言，比起討論影像本身，莫過於心底有一個更為深重的測試 —— 你到底希望這是一個譁眾取寵的概念，還是一場真槍實彈的實驗？

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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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藝術 譁眾取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