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官媒发布了一条消息（如下图）。国务院5部门联合公告，调整境外人员到北京的入境流程，入境手续分散到12个第一入境点进行。
国家5部门公告
这旨在缓解北京最近暴增的入境防疫压力，也符合航空运行的专业法则，有度、有节。
这也击碎了前两天传的谣言：为了抗疫，上海承接北京所有的国际航班。还说得煞有介事。
更打脸了前几天传得火热的一条所谓的建议。
疑似带节奏
疑似带节奏
这条“建议”始于微博，很多账号在复制、粘贴，疑似带节奏或被带节奏。继而在微信上也传开，引发了激烈争论。
短短184字（含标点），不说错别字，内容上就千疮百孔：
1-航线切换涉及到机场容量、航路规划、空域管理和地面交通接驳等诸多复杂、专业的问题。大多数人不掌握这些专业知识，但应该有一点常识。武汉虽然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但毕竟与北上广深的城市体量有差距，交通的综合水平也与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差距。
武汉天河机场有两条跑道，机位153个，是中国8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截至2019年1月开通国际航线61条，计划到2020年达到4500万人次的年总运输旅客数。
截至2018年10月，全国总共有国际航线844条，中国3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有3条跑道，标准机位269个，国际航线90条，2018年总吞吐量6972.04万人次；上海浦东和虹桥，北京首都和大兴不赘述。
不用细算就能想到，国际航线要怎样才能全放到武汉降落呢？
据中国社科院2018年报告
2-方舱医院再利用，看似“物尽其用”，实则本末倒置。王辰院士早就阐述过，在武汉因为前期原因导致传染速度过快，短时间内确诊病例增加过多，而医院床位有限，难以及时充分收容医治，又进一步造成交叉感染。所以才有火神山雷神山，还是不够，于是才
建设方舱医院，主要用于收治轻症患者。轻症患者不同于未确诊的观察人员，不集中收治会造成患者本人和社区的双重灾难，而医院资源不足，那就用上方舱医院。这合理合法，也经济划算。
对待普通入境人员：①本来分散到各个城市，即使确诊，各地医疗资源也都相对充足，医院病房足够；②居家隔离足矣，再不济有社区隔离点，各地防控机制已经健全，走路到达省时省力的情况下何必坐车？就为了车不闲置？③将本来未感染者送入方舱医院，大大提升了他们感染的风险，这算乌龙球吗？
这种提法既不科学，也不人道，还不经济划算。
3-“武汉不差这14天”。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体育老师也不背这锅。谁知道武汉疫情结束的时间？谁能规定所有入境人员同一天抵达，而且刚好是武汉疫情结束的前一天？境外人员大批集中输入，会不会造成高密度交叉感染，产生新的疫情高峰，导致武汉疫情胜利大大延迟？所以究竟是哪14天？
4-“全国其他地区复工复产，减少损失”——武汉地区的损失就不是损失？武汉九省通衢，它停工停产影响的只有武汉的经济？入境人员如果不集中到武汉，其他地区就一定不能复工复产？
5-“住方舱必须付费，促进武汉经济”——强制人家来了还要强制收费，对武汉是唱完黑脸来唱白脸，但无论入境人员还是武汉人民，两头都不会买账。
这“建议”不仅漏洞百出，而且充满了自私和傲慢。
入境人员没有原罪，不是所有人都带有病毒，其中相当部分还是我国公民，也有相当部分在我国疫情吃紧、物资紧缺时四处奔走、慷慨解囊、雪中送炭。近段时间流传的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言论和做法，甚至一些网文（“建设的时候你不在云云
”），真真寒了广大留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心。武汉人民没有原罪，他们是疫情的受害者，更是全国抗疫的牺牲和付出者，已经为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安全付出了沉重代价。前段时间一些地方的歧视性言论和做法已经刺伤了武汉和湖北同胞，湖北省委应勇书记还公开表示：“请求全国各地、全社会善待湖北人民。”（据《新京报》《湖北日报》）
反观这份“建议”，在愚昧无知不懂科学的基础上，轻佻地提出一些措施。这些措施铁定让入境人员和武汉人民双输，对全国其他地区则看起来有大大的好处（实际不一定）。在这个视角上，这份“建议”貌似替多数人着想，对少数人的正常权益漠视甚至蔑视，为什么能在网上一片叫好、击鼓传花（病毒式传播）？
中小学留学生也开始回国
原因在于，它披了一件“义正辞严”的外衣，使之看上去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件外衣全称叫“少数服从多数的歪用”，又称“用大局观做局”。穿上它，就能将自私冷漠、损人利己的黑暗面隐匿于无形，反将顾全大局、大义凛然的光辉一面昭然示人。
这种套路，千百年来人们趋之若鹜，屡试不爽。用了它，似乎就能团结大多数为自己服务，就能获得一个压倒性的势能，让自己得利的同时还得“义”。胆小者用之自卫，贪婪者用之谋利，阴损者用之害人，野心者用之逐鹿。至于少数派的利益，损了就损了，你是少数派，能奈我多数派何？借助多数派的背景带来的底气，站着说话从此不腰疼了。《乌合之众》的底层原理与之一致。
这是一本难读的书
那划分少数派多数派的标准呢？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在哪，多数派在哪，那条标准总能找到。
于是乎，在这种“建议”的发起人传播者眼中，入境人员相对于境内人员是少数派，武汉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又是少数派，所以，损害一点利益，让多数派好过一点，这于“大局”有益，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其实，换个时空换个身份，这个“建议”的发起者、传播者成了今天的入境人员或武汉居民，他们还会坚持这个论调吗？
有的传播者是真不明白，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难怪武汉、湖北朋友猛怼之，连小番这种旁观者也义愤填膺，而传播者还言之凿凿，认为这个“建议”至为公允，何错之有。
电影《黑暗骑士》中的“双船实验”
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有一门著名的公开课《公平与正义》（Justice），开学第一课《谋杀背后的道德逻辑》提出了3个著名的灵魂之问：
①电车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着5个被绑在轨道上的人驶去，这时你手里恰好有一个开关，能让电车转向岔道上。可是，那根铁轨上也绑着一个人。
②衍生题：如果铁轨上有一座桥，你和一个胖子刚好在桥上，那个胖子非常胖，你要是把胖子推下去，就能把电车卡住，但胖子会死去。
③衍生题：如果一个医院里有5个病人，分别有一个器官坏死，濒于死亡，这时候走进来一个健康的人，你会选择把他杀了，然后拿他的器官去救那5个人吗？
电车难题
请问“建议”的炮制者和传播者，你们会如何作答？是不是依然会选择保全多数、伤害那可怜的1个人？有没有考虑过那“1个人”的感受？如果你是那“1个人”呢？
如果那“1个人”自愿牺牲，问题似乎简单很多。如果他不愿意呢？再引申一下，他不愿意是不是就意味着道德败坏？
这里其实涉及到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的纠缠。小番倾向于道德主义对“正义”的诠释：“在不侵害少数人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挽救多数人”。只有捍卫“基本权利”这条底线，社会才有个稳定的锚。但是现实世界，又不得不用一些功利主义的策略去补充、调和。
但如果让功利主义充斥灵魂，那就没有道德主义什么事了，锚将不复存在，所有事物的衡量标准，全都变成了对最有权势那一方的利益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不断变化、没有底线的。
道德主义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用功利主义的策略方式，但功利主义者会完全避免道德主义的思考，所有事物皆为功利。
电车难题衍生题
豆瓣评分长年第一的神剧《大明王朝1566》，开头即高潮。嘉靖40年的年度财务会议，面对宫中开支过度和官员腐败造成的巨大国库亏空，严嵩派、裕王派和嘉靖-司礼监派展开激烈斗争。
苦无良策，严党提出增加丝绸生产、扩大进出口贸易的一揽子方案，并命名为“改稻为桑 ”。这项政策名义上旨在填补国库亏空，实际上是给严党为首的官商买办兼并农民土地大开方便之门。当时的背景是北有蒙古俺答汗寇边，东南有倭寇势大，内地又闹旱灾，四处缺钱又国库空虚，明朝政权有累卵之危。权衡之下，这项政策损害浙江一省农民的利益，但缓解国库空虚，解了大明一时之急，算是给全国带来了好处，于是获得通过。
《大明王朝1566》开篇背景
如果政策到了浙江，采取“以人为本”的方式去推行，农民未必会吃亏，可能也能从心里接受。但，功利的灵魂一上马，只会加速奔向利益。浙江的一帮贪官为了讨好严嵩父子，顺便自己分一杯羹，加上以往作威作福惯了，全然没把浙江农民放在眼里。他们出贱价收农田，当时稻苗正青还未收获，农民因无粮而拒绝。
于是浙江布政使郑泌昌和按察使何茂才，唆使杭州知府马宁远带兵与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不惜断水、踏苗毁田，逼迫百姓改稻为桑。农民还是不从，严世蕃指示放大招，毁堤淹田、逼良为娼！这伙狗官趁汛期，掘开了新安江九县堤坝的闸门，九个县面临被淹的危险。最终在胡宗宪的拼死努力下，淹了两个县。
严嵩都觉得太过了
这些贪官要的是兼并土地的里子，讲的是推行国策以利社稷的面子，忽悠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吏助纣为虐，视浙江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如草芥。浙江百姓的利益，尤其是淳安建德两个县，在大明社稷面前，就是少数派，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不光荣吗？不应该吗？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熟悉？比如抗日时期的xxx决堤。
“钉子户”这词是中国发明的，天然贬义。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不知有多少为了整个城市发展大局的强拆。隔着东海，有两个反例，都在某岛国。
大阪市有一个建筑艺术景观级的钉子户——门塔大厦。大厦16层，总高71.9米，最特别之处在于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横穿大楼，其5至7楼供繁忙的阪神高速道路使用。
门塔大厦
1983年，土地主人要在这里建一座大楼，但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设高速公路计划。为此双方涉了长达5年，但最终的结果仅仅是双方各自的妥协：大楼依然建设，高速公路可以从大楼穿过。于是1988年，大楼和阪神高速同时启动，门塔大厦于1992年竣工。
更不可思议地是，日本政府还史无前例地为其修改了多份法律，1989年，政府修改了《道路法》 、《都市计划法》、《都市再开发法》及《建筑基准法》等四部法律中的一部分条例中的立体道路制度。
你说日本傻不傻？还有更傻的，东京成田机场。
日本的成田国际机场，因为“钉子户”问题至今“未完工”。这些被飞机跑道包围的超牛“钉子户们”，在每天来往巨大的飞机引擎声中，愣是生活了40多年。
成田机场里的菜地
1960年代，日本政府发现原本都内的羽田机场已经饱和，强制征收位于成田“三里塚”的土地。当地菜农说，“至少三代有，一百年前我们家就在这边种蔬菜了。”从一开始，围绕着土地征收就冲突不断，双方都很强硬。成田机场建设进展缓慢。
当年的冲突
后来日本政府妥协，钉子户们留下。这个日本第二大机场，货运世界第三，但相比设计规模小了很多。
成田国际机场规定在夜间不得起降飞机，以免影响钉子户们休息。
住在机场跑道旁的钉子户
钉子户后来陆续搬迁，坚持到现在的人越来越少，但68岁的市东孝雄不走。他的愿望就是在这片土地继续劳作，把“三里塚”这个有机蔬菜的品牌继续做下去，
“哪怕把土给我移到别的地方也不会一样。”土地换掉了，作物就不一样了，他一直坚持。“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成田机场这里有一个农民。”
飞机拍摄圣地
三里塚农场
日本政府在成田机场和这些钉子户之间的取舍，您看懂了吗？最终亏了吗？
对应道德主义的“正义”标准，公共部门在进行公共管理时，也有一条“帕累托最优”原则：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说人话就是，尽量让每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
现实世界，有时做不到100%的帕累托最优，只能在内心坚守这条原则。但，只要坚守这条原则，做出的决策不会发生离谱的偏移。比如，疫情之中的武汉封城，就非常英明和得当，做到了实际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做到了任意个体利益损害最大值的最小化（有点拗口，就是min{max}），已经是特定背景下最接近帕累托最优的决策了。开头说的民航新规亦然。
说到这，大家应该明白了，那个“建议”是别有用心者惯用的煽风点火带节奏的伎俩，在疫情这段时间显得尤其频繁。大量网民稍不注意，可能会被挑起自己的阴暗面而不自知。
非常时期，压力空前，人性深处的很多东西会大量暴露，而很多网民又有大把时间。如果放任自流，必将加剧观点分歧、族群撕裂，这会让亲者痛仇者快。大家多点冷静，多点谨慎，三思而后行，不要称了坏人心，凉了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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