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的一篇社論大膽指出，馬來西亞2月底的政爭是一場舊秩序的“政變”，不只是來自於反對黨勢力，就連王室也涉及其中。國家王宮在五天後反駁這項指控，並強調國家元首是根據聯邦憲法所賦予的自由裁量權來委任新首相。
我們首先梳理國盟奪權經過。首相馬哈迪在2月21日被希盟領導層“逼宮”之後，23日阿茲敏團隊為首的親國盟勢力開始蠢蠢欲動，以致發生“喜來登行動”。24日馬哈迪無預警投下震撼彈，辭首相職，為希盟種下倒臺最關鍵因素；之後政黨和政治人物博弈斡旋，入宮覲見國家元首。
馬哈迪於2月24日辭去擔任不到兩年的首相職務。（彭博社）
國家元首於25日和26日會見所有國會議員，會見過後並沒有宣佈何者獲得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出任首相。不過，國家王宮表示，沒有人獲得大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
與此同時，國家元首會見國會議員的第二天，也就是26日，柔佛蘇丹依布拉欣也在新山皇家山召見柔佛州議員，要求他們表態支持希盟或新聯盟，並在27日下午2時發文告宣佈，一個新的聯盟已贏得該州議員的多數支持。當時，56名柔州議員還有兩名未覲見柔佛蘇丹。
柔希盟政府率先垮臺，比中央政權易手早了兩天。這項宣佈對陷入膠著狀態的政爭產生骨牌效應，情勢之後急轉直下，成為政爭轉捩點。
國陣巫統柔州主席、文律州議員哈斯尼（左二）上個月宣誓成為柔州第18任州務大臣。（資料圖）
當中有一個重要插曲，馬哈迪在宣佈經濟振興配套後，“代傳聖旨”，聲稱國家元首無法確定哪個政治陣營掌握“明顯的多數支持”，宣佈3月2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來選首相。他是在27日早上覲見國家元首後，於當天傍晚5時30分作出宣佈。但國會下議院議長在覲見國家元首後，於28日下午2時宣佈拒絕召開特別會議。
同一天，馬來統治者於28日早上在國家皇宮召開特別會議，最後議決於29日召各政黨領袖入宮，以提名第八任首相人選。
值得注意的是，柔佛蘇丹在28日早上出席馬來統治者特別會議後，在下午5時就見證柔佛新大臣的就職宣誓。
基本上，當國家元首在馬來統治者特別會議後，議決將召各黨領袖入宮覲見，就各黨議員整體人數而言，希盟已呈敗象。此外，作為西馬政治橋頭堡的柔佛率先變天，併火速舉行新大臣的就職宣誓儀式，一切已成定局。即使希盟聲稱掌握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並出示法定聲明，已無法力挽狂瀾。
29日，各黨領袖早上入宮覲見國家元首，國家王宮於下午宣佈委任土著團結黨主席慕尤丁出任第八任首相。希盟政府正式垮臺。
慕尤丁3月9日在記者會上宣佈了國民聯盟新內閣名單。（法新社）
馬哈迪成了一枚棋子
《衛報》評論指出，對一個擁有威權和民族主義直覺的政治領袖的國家來說，2018年希盟的大選勝利，意味著民主的勝利。這間接意味著，這場政爭是以舊秩序為主的反動勢力，包括與權貴集團、舊財閥結盟後，對民主的反撲與舊秩序的復辟。
馬哈迪在整個事件中，被隔絕於舊勢力和舊財閥的策謀中。當然，因為他固執地堅持不讓安華接掌首相職，不排除他知道土團黨內部和巫統、伊斯蘭黨、阿茲敏派系的謀劃，也贊成某種程度的合作。但相信他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舊勢力扳倒希盟的其中一枚棋子。他的剛愎自用、威權主義性格，深得幕後勢力所熟知，因此能從中判斷他性格的弱點和後續行動，進而反將馬哈迪一軍。
從“喜來登行動”開始，他都像是局外人般，被整個權貴集團排除在外，僅獲得少數土團黨成員支持，並試圖回鍋支持希盟。這些動作都表示，馬哈迪並不在整個政爭劇本的核心當中，而是被當作其中一步棋；以至於他辭職後的後續動作，雖然試圖化被動為主動，卻已無力挽回大勢已去的局面。
而且，辭職後一步步的個人秀，也顯示政黨權貴集團、掌握經濟的舊財閥、舊勢力，都不站在他那一邊。他像是一個人在面對龐大的舊秩序，即使頻頻出牌，但王牌並不在他手上。
當然，老狐狸如他，一開始的辭職，一度讓政黨權貴集團陣腳大亂，但由於權貴集團掌握舊勢力支持，馬哈迪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卻因此討不了好。他數次覲見國家元首，分別兩次宣佈組大聯合政府、召開國會特別會議，都無法向權貴集團發出足以扭轉大局的致命一擊，最後栽在自己的過度自信和對局勢的錯誤判斷下。在這次的對決中，他不再如當年站在威權政府的權力之巔，呼風喚雨。
在這裡，權貴集團指圍繞以巫統為中心的政黨權貴，以及自獨立建國以來形成的世家大族。他們與巫統有密切關係，政經勢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舊財閥則指依附於政黨權貴，牽涉世家大族的經濟財團。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MNO，成立於1946年。（透視大馬）
既得利益顛覆民意
在2018年經歷歷史性大選後，面對人民力量的勝利，這些希望維持舊秩序的勢力，再也不能通過政黨關係及網絡輸出利益，控制經濟財富。這些老樹盤根的勢力對此感到焦慮恐慌。當一個個前巫統領袖因貪汙罪被控上庭，代表舊秩序的勢力擔心，遊戲規則會被新興改革勢力所破壞。這次政爭雖源自馬來人的集體焦慮，實則是代表舊秩序的勢力所鋪陳的一種虛假社會共識。真正焦慮的是反動勢力，維持舊有秩序和遊戲規則是其真正目的。
阿莫羅索（Donna J. Amoroso）在其著作《傳統主義以及馬來統治階級在殖民地馬來亞的崛起》（Traditionalism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Malay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Malaya）中指出，在英殖民政府提出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時，馬來社會激烈反對，而巫統由此誕生以強調馬來民族主義。但這股力量是和馬來貴族（Malay Aristocrat）結合的政治力量，以反對賦予全民平等地位的馬來亞聯邦。而馬來民族主義就是團結所有馬來人勢力以及群眾力量的口號和語言。
因此，獨立之交，在權貴勢力的推動下、與英殖民政府的協商下，確立貴族精英官僚體系的政治結構，也維持“馬來人至上”的特權地位。傳統主義成了維繫舊馬來政治的一個展演。
2018年大選正是以人民力量促成改革舊秩序的一記警鐘，希盟在大選中贏得歷史性勝利，代表人民力量是有可能通過民主程序推翻舊有勢力，進而威脅保護著舊勢力的政經結構。
人民公正黨主席安華上個月曾說，希盟所有國會議員推薦他出任第八任首相。（彭博社）
此書觀點與筆者在去年開始的柔佛地方政府研究相當契合。王室擁有憲法賦予的超然地位，英殖民政府雖然留下君主立憲制，但柔佛王室對行政官僚體系的影響程度，具有歷史性緣由。州議會雖然作為州屬最高立法和權力機關，但統領公家官僚體系的州秘書，則是由柔佛蘇丹委任。
從2月那個星期的急速變化，也能理解為何當政爭發生時，網民揶揄人民當時投的是戲票，而不是選票。同時，這次政爭出現的是美祿車，而不是水炮車。
人民角色邊緣化
首先，此次政爭引起嚴重的憲政危機的爭論。面對舊秩序介入民主選擇，人民根本無權參與，因為這場權力遊戲是政治精英在把持，人民的聲音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精英的考量外。
第二，傳統主義通過馬來人日常宗教的實踐中漸漸滲透，成為無法剔除的文化成分之一。集體主義在傳統文化的輔助下，成為重要指導原則，改革派的自由、民主、平等、多元價值等較為個人主義的信仰，則呈水土不服的情況。
第三，舊勢力掌握官僚行政體系，國家機器仍舊運轉，保守主義讓公務員傾向維持在舊秩序的勢力範圍，人民力量無法進入行政結構，也因此對於政爭完全只能淪為看客。對於自己投票選出的國會議員，若臣服於舊秩序，並協助維持舊結構，人民毫無辦法，基本對整體國家政策影響甚微。
當然，許多論者已強調，馬國公民意識薄弱，批判和邏輯思維匱乏。人民懶惰思考，對概念性觀念無法論述清楚，長期去政治化教育，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對公民社會的能動性及想像的缺乏，長此以往造成人民形成須要等待被照顧的角色，就連守在國家皇宮外的媒體，都自薦為元首做宣傳，渲染每天由元首“宴請”的食物，讓整起政爭娛樂化。
吉隆玻著名地標之一獨立廣場。（彭博社）
還有一批犬儒主義的酸民，以預言家的姿態強調大選前不應該支持馬哈迪加入希盟陣營，現在預言成真了，馬哈迪權力狂的本質暴露，促成此次政爭。
筆者認為，這批論者將矛頭指向馬哈迪，僅強調反馬立場，並不瞭解威權主義和舊秩序的不同。這派論者認識到馬哈迪威權主義的本質，強調不應該和他合作，卻忽略了老樹盤根的舊秩序。
因此，此次政爭雖然馬哈迪必須負很大責任，但追根究底，這是舊秩序的反撲，並不是威權主義的復辟。馬哈迪雖然也有其朋黨財閥，但此次馬來權貴和世家大族千絲萬縷的人脈網絡，選擇和馬哈迪分道揚鑣，這已顯示當初這批論者的錯誤認知，更打臉其之前聲稱是預言家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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