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红军，辽宁省西丰县人，1976年12月在广东平远县示范农场入伍，广州军区炮一师26团汽车连司机班驾驶员、副班长、文书。中共党员，参加1979年对越作战。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一次。1981年12月退役。2018年12月退休。
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时，我年仅20岁，是炮一师26团汽车连一名只有一年驾龄的汽车兵。当时汽车连的连长是蔡维军，指导员是邵应祥。
战前，部队即将开赴广西边境，在全团干部战士的动员大会上，团长路凤发作动员，强调：“部队要做到齐装满员，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这也就是对我们汽车兵下了一道铁命令。
我被连队分配到团卫生队，负责运送急救的药品等物资。和连队其他驾驶员一样，我对自己的车辆进行了特别认真的检查和保养。
1978年12月16日，部队从驻地马坝大营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部队经过了繁华热闹的广州市区。虽然在夜间，但是在广州城的街道两边，站满了群众，也不知道是在欢送还是看热闹。
出了广州城后，跟着大部队一路急行军。广西的路很不好走，山多、弯急，沙土路灰尘滚滚。还好，所经过的桥梁、隧道都有民兵在看守，确保部队能顺利通过。像这样规模的长途摩托化行军在我们炮一师也应该是少有的。
部队经过连续摩托化行军六昼夜，途径广东、广西两个省区的二十多个县（市），行程1300多公里，安全到达集结地广西龙州县。
部队开进战区后，紧接着投入了繁忙的战前准备工作。我又暂时回到汽车连和老兵们一起到宁明火车站拉炮弹送到各营。
我们到南宁市火车站接回了一批由军区调拨给我们团的新车，一路开回了龙州县。这是我头一回开新车，更加坚定了我保卫祖国的决心和部队能打胜仗的信心。
1979年2月17日早上，战斗打响了。我和战友梁三业（广西灵山人,77年兵），汤燕超（梅州蕉岭人，77年兵）都是同年兵，同时在团汽训队毕业。我们在卫生队待命，一有命令就马上出发去接送伤员。
团卫生队唯一的一台救护车，是一辆北京吉普车改装的。是一台老掉牙的老爷车，可能有近十年车龄了，但是保养得很好。它在整个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到阵地去接伤员也开大车去，大车是新车，不容易出故障，放担架也方便。
记得战斗打响后，我到前线去接的第一个伤员是我团炮连的一名炮手。救护车到达阵地后，到处是枪炮声，敌人炮弹从头上呼啸着飞过，阵地上弥漫着呛人的硝烟。这名伤员是被炮弹发射后，退膛的弹壳击中了胸部受伤的。炮阵地是在一片甘蔗地里，是几营的阵地也记不清楚了。把这名受伤的伤员抬上车时，看到他非常的痛苦。随车的医生给他做了简单的处理后，迅速地接回了卫生队救治。
越南的公路比国内的路更难走，到处都是炮弹炸的坑，路窄而且设置了很多障碍物，想开快一点都没办法。每次出车执行任务，都是单车行动。一个救护组只有三个人。一个医生和一名卫生员，加上开车的驾驶员。
2月22日，我团参谋长龚显发带领观察所部分人员向越南复和县班占以西长形高地转移时，误入敌区，突然遭遇两边山上越军火力的猛烈袭击，观察所的部分同志中弹牺牲，还有一部分同志受伤。
卫生队接到团指挥所命令，做好预先准备，派出救护组参加营救受伤的同志和寻找牺牲烈士的遗体，我和警卫排驾驶员刘宗斌（山东淄博人，76年兵），作为这次救护组的驾驶员，接到待命后，我两人做了充分的出发前准备。说实在的当时在待命期间心里是非常的紧张和复杂，遭袭击的地点在越军控制区。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但是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为了抢救战友，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我们把车辆认真检查一遍，不放过任何可能的隐患，时刻准备出发，但一直也没有接到出发命令。第二天又接到命令，团指挥所经过综合考虑取消了这次营救行动。受伤的同志已经由步兵162师救回，牺牲同志的遗体和遗物在5天后由副政委金宇现带领的有关人员在步兵的协助下全部找回。
在整个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作为一名汽车兵，和卫生队其他的同志、救护组共运送伤员21人，其中重伤员二人，轻伤员19人，运送病员8人。保证了伤、病员能及时得到抢救和治疗。3月7日，部队完成了作战任务后，我随着部队和战友们撤回了国内。
这场自卫还击战，使我的人生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尤其是心灵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我为自己参加了这样一场伟大的保卫祖国的战争，并且为这场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感到十分光荣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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