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小潔
《送牛堪序》是唐代韓愈創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餘，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中唐之交，出現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陳寅恪先生曾認為牛李黨爭是士庶之爭。現在學術界已否定了他的觀點，認為是兩個大官僚集團爭權奪利的政治傾軋。筆者認為，這場黨爭的雙方，提出了不同的選官標準，體現了對門第、才學的不同思考，對於晚唐文人的價值觀念和仕進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於科舉取士，李德裕提出了很多意見，這些觀點看似充滿了矛盾，實際上並沒有矛盾。作為大官僚集團，牛黨和李黨都代表了大地主的利益，為什麼寒士傾向於士族代表李德裕，而敵視以進士詞科仕進的新階層的代表李宗閔、牛僧孺呢？這個看似矛盾的悖論，實際上和晚唐士人的門第、才學觀念的變化有關。
安史之亂後，舊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官僚體系出現了大量的官員空缺，需要吸取具有真才實學的士人來充實，所以貞元、元和時期大批貧寒士人能夠通過科舉而進入政治核心。穆宗長慶以後，貞元、元和以後升入高官的子弟多起來，而官員的名額空缺已經很少了。這樣，對於科舉登第的名額，在無權無勢的寒士和朝中高官的子弟之間便形成了強烈的爭奪，這就是“子弟、寒士”之爭。寒門無權無勢，所恃者只有才學。而子弟憑藉的，則主要是父祖的地位和權勢。因而，放不放子弟，在錄取時就反映為才學和權勢、藝實和請託之爭。由於大官僚集團之間存在著利益分歧，在他們政治傾軋的同時，寒士憑藉著政治縫隙而登科入仕。這個最大的政治縫隙，就是李德裕針對李黨的科舉改革。
李德裕通過重新定位座主、門生之間的關係，打擊牛黨請託、行賄以干涉主司公正取士的行為，從而加強了寒士、子弟公平競爭的制度監督，這有利於寒士入仕。門生、座主是在科舉考試中形成的利益關係。進士及第與否取決於主司，座主有責任賞識、提拔門生，門生對座主要報恩，這樣考生與座主之間以及同門的考生之間，形成了休慼相關的利益集團。陳寅恪指出：“白樂天此詩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猶倦倦於座主高郢之深恩未報，斯不獨香山居士一人之篤於恩舊者為然。”牛黨利用座主、門生的關係，通過把持科舉來擴大政治力量，這對李黨、甚至對於皇權都是一種危害。李德裕為了打擊牛黨，重新定義了座主、門生的關係。其《停進士宴會題名疏》雲：“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樹黨背公，靡不由此。”
李德裕依據國家利益來重新定義座主、門生之間的關係，這種思想和韓愈、柳宗元的思想是一致的。
韓愈《送牛堪序》便是在以上背景下所做，文中稱讚牛堪登第後不去拜謝主司的行為。韓愈認為牛堪登科後不必去拜謁主司，這是因為座主取士和門生應舉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間的私情。韓愈贊同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按照士人才學高低來錄取。
光影記錄簿
首先介紹一下韓愈寫《送牛堪序》的時代背景。中唐之交，出現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這場黨爭的雙方，提出了不同的選官標準，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重經學，偏向於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而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則以辭章為主要標準，偏向於錄取權貴子弟。“牛黨”利用座主、門生的關係，通過把持科舉來擴大政治力量，這對“李黨”甚至皇權都是一種危害。李德裕以國家利益為重，重新定位座主、門生之間的關係，打擊牛黨請託、行賄以干涉主司公正取士的醜惡行徑。
韓愈贊同對子弟、寒士一視同仁，按照士人才學高低來錄取。他在《送牛堪序》一文中闡明，座主取士和門生應舉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二者之間的私情，因而盛讚了牛堪登第後不去拜謝主司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