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上都稱西漢初年是以黃老學說治國，即無為而治。但若真的仔細分析之後，你會發現此點有誤。
在當時，確有黃老學說發揮的土壤，但有一點需要明確，無為而治僅指自上而下，即上層官僚儘量不要過多幹涉民眾生活，絕不是讓普羅大眾也無為，否則就搞笑了。
而要規範社會的方方面面，只靠無為而治是不行的。因此，西漢初年，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事，便是修訂一本治國大法。
這裡便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叫曹丘生。史記稱其為辯士，但民間卻稱他為西漢大律書的修訂者，便被視為我國法學鼻祖。
至於民間故事中他與蕭何的恩怨也許不足採信，但他的故事卻對研究當時的法治精神很有幫助。
據傳：曹丘生，商水縣曹河村人，學富五車。科考時卻因當時的漢相蕭何所嫉而名落孫山，此後便放棄功名，立志修律，併除掉蕭何。
為了專心修律，曹丘生獨居一房，每頓飯都是他妻子端到跟前。一天，曹丘生妻子生病，便由其母康氏親自送來。曹丘生以為是妻子送飯，也沒抬頭，伸出左手接過，後又斜眼左視，方知是母親親來。
由於其單手接碗、斜眼視母違反其修訂的律法關於孝道的規定，可謂不尊不孝，曹丘生便砍掉自己左臂，剜去自己左眼，重傷將死。
死前，曹丘生將自己修訂的《給漢律典》上下卷交予其母，囑其將上卷賣予蕭何，下卷埋於自己墓中。
蕭何得到上卷後，便呈給劉邦。劉邦如獲至寶，便追問下卷。蕭何問知下卷所在後，挖開曹丘生的墳墓，取出下卷，立即呈給劉邦。
劉邦翻開下卷後，發現第一條就是“掘人墓者死。”雖然極不忍心，他還是殺掉了蕭何。
此後，劉邦按照此律法，將西漢治理得國泰民安。
當然，這個故事可信度不高，但它卻反映出當時西漢上下存在著良好的法治土壤，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君王對律法的認可與需求。得到了天下，而如何治理天下，劉邦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訂一本治國大法。為此才會有《給漢律典》的出世，也才會出現曹丘生這樣的人、這樣的事。當然，也許西漢律法與曹丘生關係不大，但西漢初年確實重視律法的修訂，如《九章律》。
第二，君民對執法的認真與嚴格。且不說曹丘生對仍在修訂尚未發佈施行的律法，就能夠自我執行，自罰其身，便是劉邦也能忍心殺掉勞苦功高的蕭何，以彰顯律法的威嚴和對律法的尊重，這是極為難得的。若是真事，則足可以與荊軻刺秦王時武士無令不上殿救駕的事蹟相比。有這樣的君民，才有真正的以法治國。
第三，對法治精神的渴望與追求。這個故事未必是真，卻一直被民間傳訟了數千年，說明了什麼？說明民間極為渴望有這樣公平公正的律法，也極為渴望有如此尊法守法的君王和臣民。上行則下效。
同時，這則故事也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對秦律的抨擊和非議。因為漢律很大程度上借鑑了秦律，併成為了西漢的治國大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民間的認可。
為什麼後期會認為秦律殘暴不仁呢？這要從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說起，因為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存在天生的衝突，當儒家成為主流，並完全主宰歷史的筆桿子後，法家思想便逐漸被扭曲和淡化。
最後，法的土壤被禮的土壤所取代。但遺憾的是，華夏民族卻也隨之走向弱化。最為典型的，不妨看宋朝的水滸梁山，一個個滿口仁義信勇，卻殺人放火強取豪奪，絲毫不把國法放在眼裡。當這樣的人也能被稱為英雄時，天下豈能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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