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西北軍閥。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裡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讚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藉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試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於只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並沒撈到什麼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裡是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兒來。
民國三巨頭（左起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於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週，馮玉祥就於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並厲行反共“清黨 ”。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於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 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 ，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闓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在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寧漢合流時期上海印刷的報紙
這不是國共合作，斯大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斯大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誰都會翻臉。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 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清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於“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弓”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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