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命運從出生之日起基本就決定了一大半。“命運”兩個字宜分開解讀。命是出生的家庭背景，運就是生命成長的歷程。命無法選擇，而運可以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人為地選擇和施加影響。
和我曾經相處五年的兵團同事，她悲苦飄零的人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出生父母的影響。這種影響幾乎伴隨她的一生。
這位兵團同事，是位來自天津的女知青，名叫劉霞，是一位美中混血兒。
像她這樣的出身，在國內不多，在後來的單位，當時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系統是唯一。
她解放前夕出生於青島，父親是美國駐青島領事館工作人員，母親是中國人。
新舊政權更替後，代表舊政權的美中領事館撤銷。父母離開中國回國。而她從此成為棄子。
國家命運的變化帶來的一粒灰塵，落在了她的身上，而對於她就成了一座山，帶來難以承受之重。
她因出生於中國，按規定不準離開，無奈，她被父母私下託付給自己的朋友，一位在青島的法國獨身老人撫養。
一年多以後，她當時也就是三四歲，這位撫養她的法國老人在睡夢中離世，她早晨睜開眼，肚子餓了，看到身邊的老人怎麼也喚不醒，最後被鄰居獲知。接下來她被送到政府辦的專門收養孤兒的福利院。
此時的她對於父母的印象是模糊的，沒有家庭和父母的概念，不知母愛父愛為何物。
六零年前後她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轉折，她被來自天津的一對年輕夫妻收養。
她的養父母均在天津市委系統工作，具體單位的性質屬於後勤接待系統，專門接待上面來的人，名稱叫“老幹部俱樂部”，從名字上自己去理解，無須多解釋。
養父是單位第一把手，母親是部門負責人，兩夫妻均為留蘇學生，這個熟悉現代史的都不陌生，很多中共早期領導人都有留蘇背景，那裡是社會主義大本營。
兩人婚後多年沒有生育，於是通過組織介紹找到了青島孤兒院。
養父母在孤兒院親自篩選尋找，發現了這個碧眼金髮鼻樑高聳的混血女，當即決定收養，她就是劉霞，這個名字是養父母取的。他的養父叫劉青山，和解放後天津大貪汙犯劉青山同名，但不是一個人。
父親當時的職務是正處級，家庭條件相對優越，把養女視如己出，寵愛有加。
蜜水罐裡泡大的孩子，養成了獨有的習慣和性格：不能吃苦、動手能力差和口無遮攔。這種性格後來走向社會後，必然和社會產生斷層，難以融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不知“稼穡之艱辛”。
時間到了1965年，文革風暴席捲全國，她的父母自然難以倖免，被造反派冠以“特務漢奸”，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靠邊站。
而作為養女的她一定受到牽連自不必說。當時適逢兵團在天津招工，她作為第一批支援西北的知青，來到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她當時來到的單位是，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三團六連。她當時正值十八歲花季的年齡。離開父母的懷抱，接下來將獨自面對生活中一切風風雨雨。
這個地方在甘肅酒泉境內，叫飲馬農場。地點在玉門附近，毗鄰內蒙。
該地歷史上習慣稱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和巍巍祁連山並排延伸至青海新疆，千里戈壁，一望無垠。
極目遠望空曠悠遠，滾滾黃沙。當地人有個順口溜形容本地的氣候特徵：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
這裡的春季常常會遇到沙塵暴，一般的沙塵暴刮起來，黃沙遮天蔽日，對面看不到人。大的沙塵暴可以把毛驢吹起來，然後跌落地下甚至摔死。行路人遇到沙塵暴，趕快臥倒，等到風暴消失了再起行路。
這裡是漢代的古戰場，邊塞詩人眼中的美景是大漠孤煙，長河落日。
當年李廣、衛青和霍去病就在這裡和匈奴廝殺的昏天黑地。霍去病的墓就在距這裡幾十公里的現酒泉市公園內。
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兵團戰士，相聚在這千里戈壁灘上開荒種糧，“屯墾戍邊”。劉霞自此作為兵團戰士的一員加入了這個大家庭。
兵團職工每天的工作就是集體出工和政治學習。這裡的土地適合種植啤酒花和小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接近原始狀態的生活。
18歲的花季少女，雖不到談婚論嫁的年齡，但確是懷春的季節。她接近一米七的身高，身材纖細修長，加之一付洋人面孔，使得身邊很多男性蠢蠢欲動。
兵團向來是男多女少，所有兵團男職工面臨的第一大難題就是婚姻困難，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大約在十比一還不到。
極少的適齡女性成為男性競相圍獵的目標。那個時代戀愛基本都在地下暗中進行，不敢公開。那是個突出政治的年代。
所謂突出政治，就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均可以和政治關聯。比如男女公開戀愛，過分親暱，會被認為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思想墮落而受到批判。那個時代戀愛以寫情書為主，儘量引用詩詞以感動對方。讀書的好處由此體現一端，男女單獨相處的機會很少。
她身邊自然也不乏追求者，面對若干追求者，以她的人生基本為零的人生閱歷，往往不知如何應對，加之她向來說話口無遮攔，不諳人情世故，無意中傷害了一些人。被他無意傷害最深的就是一位廠醫，幾乎是毀了此人一生。
這背後是否被人利用，是否有男性相互競爭中使手段，外人很難說清楚，後來她自己也說不清楚。
她在這茫茫戈壁灘上度過了五年時光，曾經是父母跟前的千金小姐變成了女漢子。
七零年下半年她的工作單位發生變動。她和幾個同事一起被調到農二師15團四營，當地習慣稱國營岷縣天門山藥材農場。
這裡位於甘肅省南部，洮河中游，地處青藏高原東麓與西秦嶺隴南山地接壤區，屬溫帶半溼潤向高寒溼潤氣候過渡帶。秦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古臨洮即今岷縣。也是董卓的故鄉。
這裡距岷縣縣城68公里。
該場在一個被大山包裹的山坳裡，群山連綿，抬頭仰望山峰終年積雪。
和她一同來的是五個人，為何被調來？是因為當時中蘇關係緊張，這幾個人要麼是家庭出身或者是個人的原因，當時被認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一類人，所以被調至遠離邊境線的地方，據說是考慮避免他們逃跑至國外投蘇。
當時和他一起來的就有一位回民右派，武威回民小學馬校長，還有趙玉幫、張強等人。
這時她已過了青春期，到了可以考慮談婚論嫁的年齡。當時按照養母的意思，等段時間看政策是否會變，爭取回天津再考慮婚姻之事。如果實在要找就找一個同去的天津知青，將來還有一起回來的可能，最起碼生活習慣語言更易趨同。
但是最終她嫁給了單位唯一的一位拖拉機司機。
拖拉機司機在當時場裡算是很受人羨慕的職業，不用每天去地裡勞動，無需早出晚歸餐風飲露，不用拖拉機耕作的時候就無事可做，抽菸喝酒聊天，輕鬆度日。
這個司機是當地申都鄉人，姓包，來自岷縣孤兒院，文盲。他為劉霞的美貌所動。求助和劉熟悉的馬校長做媒，加之自己百般獻殷勤，小恩小惠，最終俘虜了芳心，癩蛤蟆終於吃到了天鵝肉。
記得我祖母在世時曾經說過，男人有愛情，女人沒有，女人誰對她好就跟誰跑。
一般的女人扛不住男人的殷勤，這就是千古不變的現象：鮮花多插在牛糞上。
有些男人獻殷勤可以把自己低到塵埃裡。恰恰女性對這種低到塵埃裡男性十有八九會繳械投降。
加之她幼年養成的對美食的嗜好，成為男性俘虜她的突破口。
七三年我來到場裡，此時她已生有一女，本人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帶著男性的軍帽，遠看像男性，坐在牆邊曬太陽。
家裡的炕上堆滿衣物，室內一股刺鼻的尿騷味。表面上看她生活的很凌亂不堪。
原來這個場裡有個汽車，我叔叔就是這個場裡唯一的汽車司機。這個包司機是我叔叔的徒弟。
叔叔說過，曾經教他從油箱抽汽油，插管用口吸，學了半天都學不會，喝的滿嘴汽油，為此叔叔氣的打了他。那個時代師傅打徒弟是常事，叔叔說此人笨，唯一的優點是老實能吃苦。
後來叔叔連車帶人一起被調走到團部工作，離開了這裡，包司機就成了場裡的老大。
包司機患有氣管炎哮喘，煙癮極大，還常常酗酒，性格專橫，酒醉後妻子常對對妻子、孩子施加暴力。她每天和孩子都生活的小心翼翼，對男人處於絕對服從的地位。
自己遠離父母，沒有任何可以抗爭的資本。
她原來天真地認為自己總算是下嫁吧，作為男人應該感恩戴德。結果不然，自己並未得到珍惜和呵護，反而等於自投羅網，真乃明珠暗投了。
那個時代象這類婚姻不是個別，有一大批。如《落花生》一文的作者許地山的女兒，就嫁給了陝西的一個老實巴交，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我的老家也有徐州的一位女知青嫁給我本家的農民哥哥。這在當時成為一種歷史現象。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倫理，而倫理的核心又是婚姻和家庭。這類問題待專門的研究人員去深入探討。
他們婚後的生活基本就是吃飯睡覺，極少語言交流。幾年連續生了三個孩子，都是女兒。三個女兒間隔都不到兩歲，儼然生育機器。
本人日常除為三個孩子操勞，還要下地幹活，身心備受摧殘。身體也是越來越差，記得當時患了膽囊炎，經常痛的在床上翻滾。
每天去參加勞動，那時很多勞動項目都是定額考核，比如挖地，每人半畝，挖完回家。往山上送肥料，山高不能用牛車全靠人背，每人八百斤，背夠下班。像她這樣纖弱身體如何完得成？
別人基本都完成走完了，她還再幹。有時候男人來幫一下，大部分時間靠自己堅持。
她當時常常求助於我，為何求助我？是因為凡是需要定額考核的勞動內容，都是由我負責記賬分配。我當時年齡最小，要乾和他們一樣的工作，我也幹不動，於是指導員和梁排長就照顧我，讓我負責統計記賬。這個工作我幹了一年多，後來就在子弟小學當了老師。
我負責統計，她就私下給我說好話，讓我關照，這個都懂，就是在數字上變通，完不成的變成完成了。
我現在說出來這個事，我們沒有任何利益輸送，那個時代想都不敢想。主要是出於同情。她經常稱呼我小孩子，和她老公也是酒友。她比我大十幾歲，有代溝。
我和他老公包司機也算是長期酒友，應該說我人生第一次喝酒就是在他家開始。第一次和不知就能醉人，主動喝，喝到不省人事，天津知青張雪年把我送回宿舍。
後來我們相處五年，共在一起喝了多少次酒記不清了，估算不會少於兩百次。當時身處那種遠離家鄉孤苦寂寞的環境中，酒成為重要的精神支柱，“酒入愁腸作相思淚”，太想家了。
後來的1977年底，恢復高考我離開那裡到蘭州上學。
劉霞每年同樣有一次探親假，去時是蓬首垢面的黃臉婆，回來就變了容光煥發的一個人。按理夫妻和孩子應該一起回去，但因為養母極力反對這樁婚姻，養母生前一直都堅決不見這個女婿。
他養父於六八年患腸癌去世，去世之前她尚未結婚，探親回去見不到養父，養父被站崗的軍人隔離在單獨的地方。
母親74年去世，母親彌留之際最耿耿於懷的就是她的婚姻，至死都不原諒她難以釋懷。
79年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知青開始回城。按照當時的政策就是回到父母身邊，由原父母單位負責安排。此時她父母均已離世，市委系統查找檔案統計需要落實政策的人，發現了遠在甘肅的她。
市委專門為她們夫妻辦理了調動和安排了住處。一家五口返回天津工作生活。
大約在兩年後夫妻離婚，這個不難理解，不是以愛情結合的婚姻沒有向心力。原來的結合是迫於環境，個人基本沒有選擇的空間。環境變了，人對愛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終生的，這也是人性使然。
離婚後三個孩子均母親一起生活，包司機於離婚兩年後因肺癌去世。去世前她還是去照顧了一段時間，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段。
後來她單位改制下崗，一個人帶三個孩子生活，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而她又身無一技之長，且體弱多病，難以靠體力謀生。靠朋友資助和借貸為生，無奈把最小的女兒送人撫養。
曾寄希望再婚重組家庭，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又以失敗告終。這應在情理之中。
幾年前我曾去天津出差，找到她的原單位，原單位說她早已離開這個單位，後來去了哪裡就不清楚了。
最近原兵團同事告訴我，她早已退休，和二女兒在一起生活，二女兒至今未婚。她本人不幸的婚姻，在二代都留下了陰影，女兒視婚姻為畏途。後來知道，三女兒被一個香港人領養。
她本來還有一次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和丈夫離婚後，她完全可以尋找在美國的生身父母，八九十年代，當時政策已經沒有障礙，通過有關部門或媒體，找到的希望還是很大，如果能找到，可能命運會再次改變。
也許囿於見識，也許就根本沒往這方面想，這也就是命運吧。
回溯她的一生，她出生不久即離開父母，沒有享受到母愛父愛，後來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缺愛的狀態中生活，缺愛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和陽光，缺愛足可以摧毀一個人，甚至可以毀掉人的一生，她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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